标题“行旅”

　　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学写散文，算来已有五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空添，成就甚少，只有惭愧。我是在五四以来散文的影响下学习写作的。会稽周氏兄弟的作品，尤所爱读。鲁迅《朝花夕拾》一卷，至今常置案头，每一翻读，有历久常新之感。朱自清、俞平伯、郁达夫的作品也给了我不少影响。达夫先生模山范水的纪游文字和他的日记，都是我爱读的作品，我所写的一些游记，都多少留下拂拭不去的前辈的余徽。稍后有何其芳，他的《画梦录》、《还乡杂记》几乎成为一时学习的范本。这在我早期散文《锦帆集》的某些篇章中还可以找到朦胧的影子。少年哀乐很自然地成为创作的主题，也不可避免地散发着感伤的情调。这个时期并不很长，等我作了记者以后，接触社会的机会多了，感慨也自然不少。觉得旧有的写作方法不能不有所改变。这就是我曾在某处说过的，感情变粗了。
　　在这时，有一卷《关于美国兵》，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的轨迹。这是在报告文学这一创作方式盛行很久以前出现的报告集，记下的是一年从军的生活。文章写得舒畅、酣恣，吐露的是扑面而来的生活和感慨，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对记者的要求是多方面的。通讯、报告之外还得“客串”写些评论、杂文，这就逼迫我使手中的笔向更多方面挥去。一九四六年顷在《文汇报》上写了一个连载《旧戏新谈》，就是硬逼着上马的。我不想写当时流行的所谓剧评，本钱也不够，没有听过谭叫天和龚云甫，只能着眼于当时舞台上现身的演员。几十年过去，这些琐碎见闻竞也成为历史资料了。写法更是有意向杂文靠拢，眼睛看着台上，思路却转向人间。笔调更是纵横驰骤，逸出了规范。写时真能感到一种任情挥洒之乐。唐弢在《旧戏新谈》的跋文中说，“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这是很高的赞誉，但也确实看出了《新谈》的特色。
　　这以后，我又曾在中国古典戏曲方面跋涉了许久，结识了一些艺人，参与了他们的一些艺术制作，对一些古典名作也进行过一点研究。只是在听到论客“唯成分论”的叽叽喳喳以后，才迷途知返，就此止步。
　　唐弢在《旧戏新谈》的跋文中还说，“我读作者的散文很早，深知他爱好旧史，癖于掌故，对前辈有他的向往，却不必真的效颦。这几年奔驰西南，远及印度，所见渐多，笔底的境界也宽阔，不复是伏在牖下的书生了。”这一段话，对《旧戏新谈》、《关于美国兵》的创作实践，自是恰切的说明，“爱好旧史，癖于掌故”，也是确实的。当我在南京，奔驰采访国共和谈的情形下，即使是那么忙乱，也还不能忘情于这座六朝名都，抽闲写下了一卷《金陵杂记》，也是某一意义上的抒古伤今之作。几乎在同时出版的一册《锦帆集外》中又收入了昆明、贵阳、桂林三记，在在透露了抗战中流转西南的旅人心情，对南明旧史的关怀，也是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这就初步形成了我对游记写作的看法。有那么两句老话，“英雄若是无儿女，千古河山漫寂寥”，来得正好，正好说明这种执着的意念。经过二十多年焚弃笔砚之后，重上征途写下的也大半是这类文字，如《山川·历史·人物》，《晚春的行旅》等就是。
　　解放之初，我发表了一篇《杂文复兴》，立即引来了一顿迎头的棍棒。原来人间的阴暗面是说不得的，遑论抨击。从此嘴上就戴上了嚼子，一直到八十年代之初，这才有些松动。于是一发而不可收的写了一大堆杂文，收在《惊弦集》和其他几本书里的就是。这其间还对杂文的“新基调”说了些不敬的话，看来也还是“杂文复兴”里说过的老调。可见我对杂文的写法与功用看法一直不曾改变。但这兴致不久就过去了。我是主张散文与杂文之间并无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于是这种不安分的因子就还混在我的散文中间，隐隐地成为一股伏流。
　　对旧史的兴趣，也引发了我对旧书的爱恋，从收集新文学旧刊本又转到旧有典籍的搜求。我时时警惕自己，不可过深陷入骸骨迷恋的迷宫，要时时与现实比照从而发现其间的关系，因而书话又成为写作新的方向，其实这与三十年前看旧戏的办法并不两样。从《榆下说书》起，有六七本集子都是偏重读书的笔记。关于吴梅村，五十年前曾自不量力地写过一篇《鸳湖曲笺证》，十年前重读吴梅村，视角就两样了。鲁迅晚年杂文名篇的影响是显然的。《题未定草》、《病后杂谈》都是我爱读和学习的范本。苦不能似，亦无可如何。
　　综上回顾过去写作的经历，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风格的善变。这是在社会动荡环境下必然的结果。至于今后是不是还会变，自己也说不出。
　　一九九六.五.卅一重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