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反思百年

　　传媒久已宣传迎接千禧年，这个出典于基督教《圣经·启示录》的名目，到了一五二五年五月，渴望“千年王国”到来，建立公正平等社会的理想，在德国什利亚特堡山上，浸透了德国农民战争领袖托马斯·闵采尔和最后八千名起义者的鲜血。可是，不意这一西洋典故，在世俗生活中却变异为像我国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中所说：“当此之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当今世界著名大商场、旅游业、餐饮业等十分闹忙，施展种种招数，迎接新世纪的钟声和盈利。千禧年的祈望，在现实生活中早已丢弃前人怀抱的理想。敏感的新闻出版业也不落后，美联社选出世纪百年新闻照片，德国在一九九八年已出版了《二十世纪人类大事记》。在类似的汉字出版物中，有一种《百年间》，副题为“二十世纪的人类文明”，从飞机的发明到互联网的出现，中间夹着许多政治、经济及悲欢离合的重大事件，逐页用一小方图片表现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人和事，这种设计脱胎于国内外几种编年纪事，做成了比较精巧的迎接新千年的笔记本。
　　然而，称得上深思熟虑的创作，目前尚未多见。在我阅读不广的视界中，有两种很值得注意：其一是《随笔》杂志总第一一九期所载杂文家严秀的《“恐怖”世纪，快结束吧》；另一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印行的史学家金冲及的著作《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严秀的杂文(可以说是“时论”)，发表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日，《随笔》是声誉卓著的月刊。严秀引了鲁迅说过的统治者“重大的秘密，就是秘密杀人”，并且补充道：“二十世纪情况似乎也大变了，即在一个血腥恐怖专制政权建立和建立起来以后，即是完全靠秘密杀人来进行统治的，这已经并不怎么秘密了。这种杀人数字动辄就以几十万做基数，而后是几百万、几千万……”作者接着解说道：“二十世纪这种关着国门的秘密大屠杀，我以为在性质上大约可分为三种，一是老式的白色恐怖，二是从白色恐怖中分出来的、后来居上的褐色恐怖，即希特勒纳粹统治所干的恐怖(因以希特勒的党卫军是穿褐色制服为象征)。三是二十世纪新出现的红色恐怖。”虽然讲的限于域外故事，不少读者阅后奔走相告，虽不能认为人人读后都满意，但可肯定的是，绝大多数读者都很赞赏其敏锐的观察。
　　拙文要绍介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以下简称《崛起》)。金冲及的这部二十七万多字力作，完稿于一九九九年七月酷暑中。他在摄氏四十二度下写成最后一节《百年历程的启示》中恳挚地指出：
　　新中国的成立，为世界和平增加了巨大的力量。中国越是发展，世界就越安宁。相反，如果中国处在贫穷和混乱的状态下，世界是很难安宁的。(408页)
　　《崛起》很有现实意义地回顾了一百年内中国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的历史。全书除引论外共二十五节，从晚清中国的上空“黑云压城城欲摧”，直接面临着被瓜分和灭亡的威胁写起，紧接着写推倒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五四运动唤起了新觉醒，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而后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与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其后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和一连串失误与曲折，导致长达十年的恶性浩劫。及至“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粉碎，使祖国从危难中得到了拯救”。又经历了两年“两个凡是”，给人们解放思想设置的严重障碍，终于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最后论述国人亲历与世界目睹的改革开放在如何展开，走向新世纪与百年的启示。
　　作者经过严格史学训练与长期创作实践，《崛起》采用夹叙夹议体，在很有限的篇幅内，简要地叙述了我国百年来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不疾不徐的行文中揭示了人们共见习闻而又需了解的真相。在当代事件中，有些他书鲜见而且深刻的提法，例如说及“文革”的强梁，往往不用惯称且又并不确切的仅名之为“四人帮”，而径称“江青反革命集团”(307页)，这就是史笔：它道出了作俑者不仁的初衷，而为论者往往不免疏于沉思。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五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第二十八条，将其中“反革命的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一九九七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对“反革命罪”用语的修改，一点儿也不能引用来减轻江青的滔天罪行。
　　在材料的选取与运用上，其适当与比较丰富，也与通常流行的论著有别，不靠若干概念演绎推理，而用材料去说明。试以第七节至第十三节为例，即从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经过全民族抗战的胜利，直到全国内战的较量，新中国终将诞生时，仅在一百二十页内，引用材料五十余种，其中属于文件汇编资料，大陆编印者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等；台北出版的有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卢沟桥事变史料》等；还有日本美铃书房出版的《现代史资料》。个人撰著中，中共方面毛泽东的选集与内容相当丰富的多卷本文集，以及与外宾等的谈话记录；周恩来、张闻天、李维汉等五人及解放军将领六人的论著或回忆录。国民党方面有蒋中正的《苏俄在中国》，其中说及潘汉年等奉派与南京政府秘密接触等情，并非都是对苏俄与共产国际的攻讦。其他尚有文化界九人的见闻记事，政经界三人如张公权的财政专著等，美国六人包括杜鲁门在内的谈话与评论。合计三十一人的闻见与论述，性质与程度不同的涉及当时各个重大政治社会事件，而又各有见地和感受。加之还利用了《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报》及《大公报》等著名报刊。选取其中事例整合为历史画面，作者的观察就与以偏概全、以论代史不同了。当然，历史学绝不等于史料学，可是，不辨析、不尊重应有的史料，随意涂改、砍伐史实，那么历史的真实就成为手段高强的厨房大师傅手中任意捏合的面团了。
　　再看第十七、十八两节“在新的探索中曲折前进”，这两节可不容易执笔。正如作者所指出，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一九五六年是一个重大转折点。毛泽东曾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最初是比较清楚而慎重的。从《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看来，是要以苏联为鉴戒，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建设道路。同年九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工作着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可是在其后探索前进中，书中指出：“领导人开始骄傲起来，听不进不同意见。”(255页)接着正如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写出的一篇名文标题所显示：“事情正在起变化”。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开展起来了，又对反冒进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一文，有力地强调“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千真万确！不仅从常不离口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而且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上)，也都应绝“不要估计小了”。就在《崛起》所引的这篇名文标题之下十四行，本书作者精辟地写道：
　　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一旦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便会越走越远，导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造成巨大的灾难。(257页)
作者的这一论断也是千真万确！本书在论述探索前进中出现大的曲折时，极其扼要地掌握了历史的实际，也就是像我这样年龄段的上下三代亲身目击，当时不禁为之惊叹的实际——偏离正确方向的“左”的错误：
　　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建设速度问题。(255页)
　　倒也不过两个月后，首先是“八大”被迫栽了一个大跟头。在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不但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且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九八七年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后简称《大事年表》)所记载的：“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对此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少人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月第一版，286页)《大事年表》继续写道：“这就开始背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前揭书287页)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和三月成都会议时，据上述《大事年表》称：“讲话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令人忍俊不禁或者无话可说的是：“并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除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前揭书289页)在《崛起》中作者论及这两次会议时肯定明确地指出：
　　[这两次会议]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始走偏方向，也在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259页)
　　不用复述《崛起》的记叙，以后是鼓足干劲“大跃进”，力争上游“放卫星”，超英赶美“炼钢铁”，一大二公“公社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者说：“这就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夸大到荒谬的程度”。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一切平调，假话盛行，田园荒芜，通货膨胀。于是才考虑调整巩固方针，对知识界“行脱帽礼”，高层会议上也提出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思想，但正如顽童抽陀螺一样，一度直立旋转一会儿而已，并未能起探索前进的效果。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世界人口最多的东方农业国家里，几千年的封建烙印还很深重，要想走出一条新路来，实在极其艰难。尽管作者在这两节中写得层次分明，婉转清楚，但其历史的实际具体内容，无论施用怎么周到的笔墨，读来依然觉得如同到苏州狮子林里行走一样。
　　作者在这两节的最后只能这样结束：
　　遗憾的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
　　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201页)
什么“大革命”？太凄惨的大乱命！本书揭露：“一九六○年，也就是‘大跃进’的最后一年，中国经济已陷入原来根本没有料到的极度困难的境地，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271页)
　　这里再简略地试论本书叙事论理的某些特色。我国是从晚清的浓重黑暗中进入二十世纪的。本书论及二十世纪初年的严峻现实，“中国人已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去”。武昌义旗高举，就像阴沉的天空中响起了巨雷。本书指出：“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它的直接结果是：不仅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且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新的民主共和国。”(17页)可是在通常的评价中，常见立即转入贬低辛亥革命的意义，而流于简单否定。如果我们放眼世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间，有哪个国家推倒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本书作者是近二十年全面研究、分析撰著辛亥革命史的大型学术著作人之一。他和胡绳武在一九九○年十二月写完了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出齐四卷。当时他们在第四卷的最后写道：“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随后肯定指出：“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并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673—674页)现在又于《崛起》中指出：“辛亥革命把历来被奉若神明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推翻，把它彻底废除。”接着说：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的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18—19页)同时，很有说服力地引用了林伯渠在离现在半个多世纪前说过的话：
　　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林伯渠：《荏苒三十年》，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
读《崛起》的剖析，同理可见，读者便可进而理解一九四九年十月的伟大胜利，怎么可以立即永远彻底全部的涤荡几千年的封建积污和帝王思想呢？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对于日本侵华军事行动从一九三三年初开始加剧，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终于走向团结抗日的总趋势，《崛起》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国共双方的各自反应与对策，叙述非常明白晓畅，着笔不多，但发展清晰，而不偏颇，在一般撰述中是极少见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三章第六节则曾论及，而行文另做取舍。)首先说及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草拟而于十月一日在国外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这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后，刚站定脚跟，就提出寻找可能的同盟者，开展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而后有瓦窑堡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并准备吞并全中国的行为”，“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决议要求更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本书说明中共为此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一二·九运动”和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到一九三六年初，不仅红军同原来正面对峙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而且已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商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115—116页)书中分析日本一步步加紧侵略，不仅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正如蒋介石所说，华北一旦成为东北第二，南京又何尝不可以变成北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开始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117页)书中叙述蒋对日本外相广田三原则要求的拒绝；蒋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关于“最后关头”的表示含有深意；对日本大使有吉明提出所谓“华北自治运动”的强硬顶撞态度，以及南京方面加快国防工业的准备和工业交通的建设，国内经济状况出现向上发展势头的说明等情形；还分析“随着对日政策的调整，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在悄悄地发生变化”。(118页)而中共方面也清楚地看到了对方开始发生的这种变化，愿意积极促成国共合作的实现。周恩来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谈到近半年来蒋的对日态度时说：认为蒋是完全投日的是不对的。毛泽东也说联合是可能的，还说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作者同时说明蒋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对抗日救亡的民众运动同样疑忌很深。(119页)所有这些论述，都是许多论著中往往忽略不谈的。历史的发展不是笔直的一条道，历史舞台上各种势力也会因时势而有所变化的。其后在名垂千古的西安事变中，便有蒋介石对前来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以自身的人格担保：“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历史向着团结抗日的局面发展了。
　　当然，在二十七万字内写近百年中国的行程很不容易，历史的内容又如此纷繁，其中不免有个别从时的断语，毋需求读者都理解，都首肯。至于研究所需的历年档案文献尚待披露，国外官方与社团的资料也犹待发表，所以事实材料的详略取舍，考虑说明，殊难面面周到。从全书结构与运笔铺陈看来，作者行文颇费斟酌，确实状态不俗，大多远离作文习见的窠臼，时示新意。在这么盘根错节、繁难复杂的国度内，百年来风雷震荡，国事如麻，天灾人祸，作者于短促而酷热的时间内写出这本书来，虽难求悉当，但也恰正好为当代史研究之先河。祖国多灾多难，长期被颟顸愚昧、专制暴虐与外敌入侵所苦，白白牺牲了多少宝贵时光与无数生灵，留下了多少亟待体察的惨痛教训！
　　以史为鉴，这位史学家怎样朝前看呢？《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这本书，反思百年，展示未来，为了在新世纪更好地前进，作者特意在本书扉页上郑重引录孙中山先生教言，我回环展诵，体会这是作者借以对新千年献礼，并告警当世，以抒己见，立意高远，寄托着对未来的殷望，使我感到如同曾在翠亨村聆听中山先生讲话的录音。这位为中国的美好前途奋斗一生的伟人，当年已高声昭告举国，尤其是掌握国脉民命者，不可等闲视之。这四句箴言，今天仍在我们耳边震响着，而且振动的音频越来越高，声波振幅更大：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潮声依旧，警钟长鸣。读罢全书，思绪萦回。我祈望如作者在本书最后所说：“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走向振兴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实现振兴的世纪。”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京华之待漏院
　　(《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金冲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28.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