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特别移民流刑犯”

　　在沙皇时代，对重大政治犯或者刑事犯的惩治常常是流放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流放的名目有两种，一种叫苦役流刑犯，一种叫移民流刑犯。这种“移民流刑”的惩罚就意味着犯人在监管和劳役下过永久流放的生活，此生此世不得再返回故乡。
　　这是久远的历史。除了史学家，很少再有人提起。然而，并不是一切都随风飘去。历史有升华，也有沉积。
　　在苏联存在的七十年中，“移民流刑犯”这个词是极少见了，可却出现了另一个词——“特别移民流刑犯”。不过，这个词你在苏联出版的所有大小词典中都是查不到的，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它也还没有来得及被收入历史工具书。但是，“特别移民流刑犯”是一个在苏联秘密档案中无数次使用过的词汇，它有着一段完整的历史，标志着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征。与这个词相连的，还有“特别移民流刑犯居留地”、“特别移民流刑犯监管所”、“特别移民流刑犯管理局”和“特别移民流刑犯家属”等等赋有那个时代色彩的专有名词。
　　这是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间的事。在卫国战争期间，在苏联西部边界和被德寇占领过的北高加索与克里米亚等地区发生的不幸事件，是苏联执政当局对这些地区的一些“不听话”的少数民族所采取的强硬措施。在执政者看来，离德国人太近、和德国人同是一个种族，或者在德国人占领过的土地上居住过、生活过，都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们认为这些少数民族站在了反对苏联的一边，于是决定用惩罚和镇压的手段来调整民族间的关系，来使敢于反抗的小民族听命于俄罗斯大民族。方法是：将整个民族作为罪犯，全部强行限期迁移出境，迁居到遥远的中亚和西伯利亚的“特居地”去，在监管下过流放生活。
　　最先遭受这种命运的是居住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德意志人。根据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他们的罪名是：可能和德国人合作。命令上写得明白无误：“根据军事当局所获得的情报，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德意志居民中，有成千上万的破坏者和间谍，他们一旦得到来自德国的信号就将在德意志人居住的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制造爆炸事件。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居住的德意志人中间，有如此大量的破坏者和间谍，这是任何人也没有向苏联当局报告过的，可见，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德意志居民中间隐藏着苏联人民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一旦发生这些破坏者和间谍的破坏活动，并出现流血事件，苏联政府将不得不根据战时法令对伏尔加河沿岸的所有德意志居民采取惩罚措施。为了避免这类不能容许的现象，为了预防严重的流血事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必须把居住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所有德意志居民迁居到其他地区去，与此同时，将给他们分配土地，对他们在新区的安置国家将提供帮助。”
　　我所以如此详尽地引用这份命令上的文字，是因为它是一篇典型的对少数民族进行惩罚和镇压的“檄文”，也是苏联政府在战时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基本决策和方针。这份命令开了一个新时期新性质的“移民流刑”惩罚措施的先河。从此时到四十年代末，在对一系列少数民族的惩罚和镇压中，苏联当局所发布的指令都和这份命令大同小异。在这份命令中，有四个问题像一根主线贯穿于苏联四十年代的整个民族政策之中。一是，苏联政府对德意志居民(后来是其他的少数民族)的惩罚不是根据已经发生的破坏活动和流血事件，而是根据可能发生这类事件的主观判断，采取的显然是一种预防措施，决策的依据是“一旦”、“不得不”、“为了避免”、“为了预防”；二是，将德意志居民迁出伏尔加河地区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移民，而是一种惩罚措施，一种流放性质的移民，因此无论是迁出还是在遥远的新区的安置都将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之下；三是，这种“惩罚措施”的迁移不是只针对可能成为破坏者和间谍的德意志人或其他民族的居民，而是针对整个民族的，所以，这种惩罚具有大规模的民族报复性质；四是，移民的去向是遥远的西伯利亚和荒无人烟的中亚地区，这就无异于在重复一条已经湮没于历史中的沙皇流放之路。
　　在德意志人之后，是生活在萨拉托夫州的波兰族居民被迁移。其后是卡尔梅克人、卡拉查伊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再接着就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九四四年的二至五月间，这种对少数民族的强行迁移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二月下旬，由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坐镇指挥的对北高加索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迁移是最激烈和最残酷的。关于这个不幸的历史事件，我已经在《车臣往事》中简单地讲述过了。而四五月间进行的对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武装押送迁移，则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复杂的民族关系和苏联政府在迁移少数民族问题上的决策。在苏联其后的历史进程中，较之其他的少数民族，鞑靼人被“流刑”的时间最长，他们和当局的矛盾与争斗也持续得最久，但他们的结局也许是最为不幸的。
　　今天，当车臣地区的枪炮声平息有年，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车辚辚、马萧萧地开进千疮百孔的科索沃时，美国又在染指克里米亚的民族问题，鞑靼人正在从阴暗的历史帷幕后重新悄悄地走上白山黑水的克里米亚的舞台。这时来回顾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二战”时期的“流刑”生涯，来体验那种历史气氛的凝重和严肃，也许会是令人低首徘徊的。
　　当时，强行迁移少数民族的工作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协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负责的，实际上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但对少数民族强行迁移的总决策却是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做出的，其具体执行命令则是由苏联政府，即人民委员会下达的。一九四四年十月间，苏联最高苏维埃做出了进一步迁移少数民族的命令，十月二十八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了具体执行的决定。这一命令和决定至今仍然深锁在档案馆中，还无法知道其详细内容。但有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自这一命令和决定后，苏联加快了对少数民族的强行迁移工作，形成了一九四四年年中的白炽化高潮。迁移工作也就有了新的特色：迁移前都要用重兵“保护”居民点，以防居民逃跑和反抗，所有的居民都要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集中点”，对居民绝不宣布“移民”的新地点，居民的一切财产都得留下，居民被装进密封的火车车厢，武装押送至规定地点，沿途不得下车、不得休息，若有违反，以逃跑者论处。在此之后，在被迁移的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部队和特别的锄奸队还要再进行一次极其严格的搜查，逮捕可能漏掉的该被迁移的居民，最后是迅速从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地区把居民迁移进来。在这一过程中，贝利亚是个具体的执行者，但却是个极其积极的、具有创造力的执行者。
　　不过，无论是对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的迁移，还是一九四四年初强化的对卡尔梅克人、卡拉查伊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巴尔卡尔人的迁移，在有关的决定和命令上都还没有使用过“特别移民流刑犯”这个特定名词。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局长米尔施滕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的关于迁移工作的总结报告中，第一次把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巴尔卡尔人称为“特别人员”。
　　第一次使用“特别移民流刑犯”这个词的恰恰是贝利亚，并且是用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身上。
　　克里米亚半岛是由七十个民族聚居的地区。就全部地区而言，俄罗斯人占多数，其次是鞑靼人。但在行政区划上，克里米亚从一九二一年起就是隶属于俄罗斯的一个自治共和国(一九五四年，被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作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合并三百周年的礼物“赠送”给乌克兰管辖)。这里的民族关系一直就很复杂，其表象和根源就像苏维埃国家的民族关系在这里的集中和微缩。所以，在筹备成立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时，列宁就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曾经说过：“但愿这个小小的克里米亚共和国能成为一支火炬，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芒能照耀整个俄罗斯。”然而，几十年来，克里米亚的民族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政府当局总是推行一种张扬俄罗斯、压制鞑靼人并使之俄罗斯化的政策。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进程更是错划了不少的“富农”和“人民之敌”，这使复杂的民族关系更复杂了。所以，在战争前夕，中央政府和自治共和国当局之间、半岛上的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张的。德国军队入侵克里米亚之后，采取了一种离间俄罗斯和鞑靼人的政策。他们在镇压俄罗斯人的同时，却对鞑靼人实施各种优惠政策，试图把俄罗斯人排挤出去，成立鞑靼人的独立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鞑靼人站到了德国人的一边，一些人自觉地或被迫地参加了德国当局的管理机构和军队。据有关史料，在克里米亚被德国人占领期间，与德寇合作的鞑靼人约占鞑靼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为二万人左右。但相当多的人依然忠于苏联政府，并以各种方式参加了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
　　战争的严酷环境、民族关系的恶化便导致了一种不应发生的灾难性局面：一些以俄罗斯人为主的游击队纷纷向莫斯科报告：鞑靼人背叛了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尽管克里米亚明智的领导人曾经不断劝告游击队的领导人，不要按民族成分来确定敌人，不能把所有的鞑靼人都说成是叛徒，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联共(布)克里米亚负责人还为此专门开会，要求各级政权机构和游击队纠正将鞑靼人与敌人等同起来的错误，但都无济于事，俄罗斯游击队的指控已经越过千山万水，到了莫斯科，这就决定了鞑靼人未来的命运。
　　早在四月份，贝利亚就在准备对鞑靼人的镇压工作，而到了克里米亚被红军解放的前夕，即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贝利亚就在给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中向斯大林建议，“把克里米亚鞑靼人作为特别移民流刑犯迁移到乌兹别克共和国去”。他的理由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背叛了苏联人民，让他们继续住在苏联的边境地区是不适宜的。贝利亚同时向斯大林呈送了处理鞑靼人的《关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决议草案，其中列明了迁移的程序、地点、负责人和各自的工作责任等。斯大林迅即批准了这一草案，五月十一日，即在克里米亚解放后的第二天，国防委员会就通过了这一决议。于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官方文件上第一次作为罪犯——“特别移民流刑犯”遭到放逐。这次迁移行动和以前的多次行动一样，都是在人们熟睡的拂晓时分进行的，它从五月十八日凌晨持续到二十日下午四时，共迁出了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名鞑靼人，其中送到“特别移民流刑犯居留地”十八万零十四人，送到前线打仗六千人，根据贝利亚的特别指示专门送给莫斯科郊区煤矿五千人。
　　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说：“克里米亚的特别移民流刑犯的迁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总共迁出了二十二万五千零九人，其中鞑靼人十八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人，保加利亚人一万二千四百二十二人，希腊人一万五千零四十人，亚美利亚人九千六百二十一人，德意志人一千一百一十九人，以及外国人三千六百五十二人。”这么多的人在不足三天的时间里就全部迁出，是怎么干的？贝利亚自己说得清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二万三千名士兵和军官，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部的九千名作战行动人员参加了克里米亚的行动。”他为此请求斯大林对这些人员的绝对忠诚和有效工作“授予勋章和奖章”。
　　一九四四年的秋天，大量的居民从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沃龙涅什州、布良斯克州、坦波夫州、库尔斯克州、罗斯托夫州迁移进克里米亚，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被取消，改建为克里米亚自治州。
　　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是因为“背叛行为”而第一次被当做罪犯迁移出故乡的。他们最先戴起了“特别移民流刑犯”的政治帽子。而事实上，在最高层的决策人中间，当他们决定要把这些少数民族迁移出境时，是早就把他们打入了另册的。因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七日就成立了“特别移民流刑犯管理局”。第一任局长是贝利亚的亲信、国家安全上校库兹涅佐夫。根据库兹涅佐夫写的一份工作报告可以看出，苏联当局在这时已经明确把在卫国战争期间从北高加索、前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和其他地区迁出的少数民族当成了“特别移民流刑犯”。这个新成立的司就是负责对这些“流刑犯”的监督和管理的。它的具体职责是：“协助对特别移民流刑犯的劳动、就业和生活安排；由肃反工作人员对特别移民流刑犯进行侦查看管；对特别移民流刑犯进行登记，并在其入住地点对他们进行监督。”
　　被迁移的少数民族在新地点的生活、劳动和就业安排更表明了他们不是普通的苏联公民，而是十足的犯人。他们主要被送至地广人稀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约一百一十五万人)、条件极其艰苦的森林采伐、煤矿开采和黑色冶金工业的工地(约一百零七万人)从事繁重的劳动。他们实际上是被当做劳工、苦役来使用的，因此劳动条件极为恶劣，而生活条件就更为艰苦，没有住房、没有必要的医疗、没有过冬的衣服、没有足够的粮食。所有这一切对这些“特别移民”似乎还是可以忍受的，惟一使他们感到屈辱的是他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他们的“特居地”由内务部的特别警卫部队日夜看守，特设的特别警卫所和特别警卫司令部几乎对每个“特别移民”立案进行审查，在“特别移民”中建立了侦查告密的情报网。所以，库兹涅佐夫不无得意地向贝利亚报告说，正是由于这些工作，对“特别移民流刑犯”的看管侦查工作在日益加强，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改造工作在日益改善。
　　“特别移民流刑犯”的这种处境并不仅仅是由库兹涅佐夫这样的具体执行者所造成的。国家对“特别移民流刑犯”立有行政大法。一九四五年一月八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特别移民流刑犯的法律地位》的决议。这一决议的条文是相互矛盾的，它首先指出“特别移民流刑犯享有苏联公民的一切权利”，但又做出了一系列特别的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地方政权机构协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安排他们去参加劳动，他们若是违反劳动纪律，得受现行法律的制裁(他们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他们参加劳动是强制性的)；不经特别警卫部队司令官的准许，他们不得擅自离开“特居地”，否则被视为逃跑，要受到法律制裁(没有居住的自由)；当家庭中出现生老病死或逃跑的情况时，家长须在三天内向特别警卫司令部报告(他们的一切行动受到看管和监督)；他们要严格执行为他们制定的作息制度和遵守社会秩序、服从特别警卫部队司令官的一切命令，违反者要受到一百卢布罚款和被拘留五昼夜的处罚。有了这种种严格的限制，“特别移民流刑犯享有苏联公民的一切权利”就成了障人眼目的漂亮辞藻。
　　苏联当局不仅对“特别移民流刑犯”本人实行苦役犯的政策，而且对其子女在文化教育上实行种种特殊的限制，并竭力使他们“俄罗斯化”。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苏联人民委员会的第一三二八七号命令就明确规定，“特别移民流刑犯”的子女在小学必须学习俄语；他们只能在所迁移进的共和国内的中学和大学学习；若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许，他们无权离开共和国到别处去学习。
　　所以，确实是一种政治状态，一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遭到谴责和唾弃的人们的卑微地位。在这顶政治帽子下，许多人失却了青春、恋情、生活、家庭，甚至生命。所以，取消“特别移民流刑犯”的称谓，就成了一种恢复政治名誉和政治生命的重要举措。斯大林本人晚年在“特别移民”问题上意识到了某种不是，似乎开始想做点什么补救工作。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日，他签署了第三一五一四号命令，命令国家安全部撤消对那些在国防绝密工程中劳动的“特别移民流刑犯”的登记，恢复他们的自由劳动状态。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撤消对在卫国战争期间被迁出北高加索的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查伊人及其家属的“特别移民流刑犯”的登记，取消内务部机构对他们的行政监督。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又发布命令撤消了对被强行迁出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特别移民流刑犯”的登记，取消了对他们的一切政治限制。但是，这些“平反”仅限于承认当年的迁移是错误的，撤消对他们的“特别移民流刑犯”的政治结论，恢复他们的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却没有财产的赔偿，更严令他们不得返回被迁出的故土。也许，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是最不走运的。他们直到一九六七年才最后一个被“平反”，而且当局不允许他们恢复自治共和国。
　　那么，苏联政府进行这种强行迁移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人力资源的缺乏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在这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期间总共有三百三十三万多人被强行迁移，随之，这些人的牲畜、家产被查抄。而这么多人又被送到了西伯利亚和中亚的重工业、绝密国防工业的工地上以及农业生产中去。对被迁移居民的这种安排是早在开始迁移行动之前就已经决定和计划好了的。后来，这几百万人在苏联重工业企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已经为世人所知的苏联内务部的绝密材料是从没有想到要隐晦这个事实的。当局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惩罚的同时，试图用剥夺少数民族的办法，来廉价解决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这就成了苏联不正确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
　　民族的相向而立，曾经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车臣的战争导致了俄罗斯的每况愈下。列宁早年就曾说过：“民族问题是需要三思后行和特别谨慎加以对待的。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党人却极其频繁地离开正确的道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离开正确的道路会导致可怕的后果与灾难。而更为不幸的是，民族的报复是一种特殊的报复，它往往是以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岁月来计算、上演和重复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曾经被强行迁移的少数民族一个接一个地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对俄罗斯民族进行了报复，俄罗斯已经对此手忙脚乱、疲惫不堪。而对这个多民族的大国来说，下一个“热点”该是什么呢？也许，就是躁动不安的克里米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