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海洋、商品与民主

　　我在雅典逗留期间，回访了几位曾在北京结识的希腊朋友：雅典大学的科曼托斯教授和斯塔索波罗斯教授，以及他们的夫人。科曼托斯身兼国际版权协会主席，奔波于巴黎与雅典之间，我到希腊时正值他在爱琴海上度假，匆匆赶回雅典和我见面，还一再为他的迟到抱歉。在和这些希腊朋友接触的短短几天中，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对海洋的感情竟是如此深厚。科氏夫妇忙里偷闲，一有机会就回到海洋中的“别墅”——距雅典百里之远的希德拉岛去，见我不远万里而来，就一再坚持要我也去看看他们的“海”，以回报我在北京陪同他们游览长城的“盛情”。言外之意，海就是他们的长城了。可惜由于日程安排太紧，我只好谢绝希德拉之行而达成一个折衷方案：到雅典的苏立昂海角作半日之游，并且顺路看看科氏夫妇将在海边租用的一套公寓。现在回想起来，我和这些希腊朋友度过的最愉快也最有意义的一段时间，竟是环绕海而共其始终，恰如他们说在中国最美好的一天是环绕长城而过的一样。
　　苏立昂海角位于雅典东南约六十里处。驱车驶出雅典城郊，接连经过几个新近落成的海边度假村(科氏夫妇的新公寓便在其中之一里面)，公路便依山傍海而行了。沿途幽谷老林，伴以松声涛音，完全摆脱了现代旅游点的那种新俗之气，渐有夕阳古道的意境——我们确实也是行驶在一条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的古代道路上，路边偶或一见的带有古典风格的断碑残柱，即其明证。公路尽头的山顶，矗立着十余根古典神庙的大理石列柱，这就是著名的苏立昂海角。我们兴致勃勃地从车上走下，对着眼前这座奉献给海神波赛冬的神庙凭吊了一番。然后从神庙石基向前再迈十余步，就站到了一道直下千尺的悬崖边缘。崖石凌空，天高地远，脚下波涛汹涌，眼前碧海无边，无怪乎自古以来这儿就是希腊人向大海瞻仰礼拜的胜地。科曼托斯夫人告诉我，这儿不仅从悬崖上看美不胜收，在海中回首更有无限诗意，在古代，这儿是从海道来往雅典的必经之路，因此它的盛名无人不晓……她这话使我想起，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就提到过苏立昂，并说它是临海山地(或高地，卷四，九十九节)，可见希氏对我们脚下的山岩印象之深；据考证，这座波赛冬神庙建造于公元前四四四——四四○年间，正是希氏逗留雅典之时。说不定他还参加了神庙开工献神的典礼呢。看着远处点点白帆，近处几只快速游艇划出的条条浪痕，我突然感到古往今来无数海上行旅的踪迹，在眼前交织成了一幅无比壮丽的历史画面：这大海就是一条大道，不仅是一般的商道，简直就是希腊民族和文明所由以形成的道路，而希腊人对于海的深情，其根源盖在于此矣！
　　“近海者多智”，这句话用在希腊人身上是再适合不过了。他们之靠海道以学得东方的智慧，固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创造自己的文明与智慧，也和海这个因素分不开。在古代奴隶社会条件下，文明国家都要经过由小国扩展为大国以至帝国的过程，才能达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而这种扩展，按常规只能是武力兼并。由于希腊面向海洋，它可用海外移民代替陆上兼并，而且在海外组成的新邦不是母邦的附属，是完全独立平等但又和母邦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的新国家。这样一来，希腊世界的扩大、成长与其自身特点的形成，遂和海洋结了不解之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两三百年以后的希罗多德，在叙述他那个时代希腊人的事迹之时，也禁不住要对祖先这段浪漫的伟业回述几笔。例如，当提到小亚的波凯亚城邦不堪波斯奴役，决心举国远航海外之时，他就指出“在希腊人当中波凯亚人是最初进行远洋航行的人，他们又是发现了亚得里亚海、第勒塞尼亚、伊伯利亚和塔尔提索斯城的人。”寥寥数语，已勾勒出希腊民族非同寻常的航海传统：一个小亚城邦已从爱琴海绕过希腊本土而来到意大利东岸(亚得里亚海)，又绕过意大利而到其西岸(第勒塞尼亚)，并达到西班牙(伊伯利亚)，出直布罗陀海峡而抵大西洋岸边的塔尔提索斯城(今西班牙西南部沿岸)。波凯亚人海外移民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法国南部创建了马赛利亚，即今日法国第二大城马赛的前身。在波斯侵略的面前，有着远航传统的波凯亚人又作出另一曲海外飘泊的史诗：他们“把妇女和小孩，以及他们的全部财物器具，此外还把从神殿搬出来的神像，把青铜或石制的以及除绘画之外的一切供物都搬上了船”，先是驶航爱琴海上荒岛，后又来到西部地中海的科西嘉岛，最后立足于意大利的列吉昂(卷四，一六三一一六六节)。至于希腊海外移民的另一重要地区——黑海沿岸，恰巧也是希罗多德旅行采访的一个重点，《历史》中提及这些往事之处就不胜枚举了。
　　海外移民何由影响于希腊文明的形成？商业贸易和商品生产恐怕是一大关键。在希腊人之前，两千多年来的古代东方文明已把地中海东部的叙利亚、腓尼基、埃及、塞浦路斯和小亚等联成一个国际商业市场，为希腊的商业活动提供根基；航海移民，则使希腊世界自身也形成一个联系密切的商业网，母邦新邦皆需以工农百业的原料和产品互相交换。这就使商品生产的繁盛成为希腊奴隶制经济的一大特点。因此，到希罗多德之时，东西方的主要区别在这些有识之士眼中，就不外彼为官商垄断，我为公开市场；彼为专制君权，我为自由思想等等。希氏在卷一第一百五十三节中，提到波斯开国皇帝居鲁士首次接见希腊使节的情景。这位至高无上的东方君主，想打听一下希腊究竟如何，左右以实相告。于是他威胁说：“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城市的中央设置一块地方，大家集合到这块地方来互相发誓，却又互相欺骗。”对此，作者明确指出：这是因为希腊人自己有用来进行买卖的市场，但波斯人却没有这样的习惯，波斯人从来不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买卖，而全国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市场。其实，波斯皇帝一席话，也象《历史》中其他几段著名的对话一样，与其说是信史，不如说是史家个人思想的表白——他不过是借一段故事，来说明他心目中东西方区别之所在罢了。商品生产能够活跃经济，加快发展速度，这是大家熟知的常识，但商品和民主的关系，在希腊则有其特色。由于工商业的发达，希腊城邦中出现了一个有别于贵族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他们和公民中的小农、手工业者都有反对贵族特权的要求，三方联合，以工商奴主为领导，就形成对贵族居优势的政治势力，从而得以推行一些民主改革(如雅典的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之类)，逐步建立奴隶制民主政治。于是，希腊文明的优秀成果应运而生，甚至在军事上也迸发出足以抵御波斯帝国的强大威力。于是居鲁士那句“从不害怕”的豪语，被公允的历史变成了自打嘴巴的讽刺。登高临海，举目天边，在波赛冬的指引下细细思味，希氏的这段曲笔，则别有一番深意……
　　作为历史学者，在雅典逗留十天中，我去得最勤的地方是那所著名的国立考古学博物馆。它是收藏希腊古代文物的最大中心，从百余年前施里曼首开记录在迈锡尼发掘的金银宝藏，到近年来马林那托斯教授在铁拉火山废墟中获得的爱琴文明壁画，莫不应有尽有。但是，就与希罗多德的关系而言，最吸引我的还是那尊在一九二八年从大海里捞出来的青铜巨像——波赛冬神像。过去我在纽约联合国大厦中就已瞻仰过它的丰姿——希腊政府曾把它作为人类文化的共同珍宝，特意将其复制品献给联合国，让世界各国人民观赏。不过那次看的到底只是复制品，现在得以亲睹原作，更能领略到它的神韵。这尊神像高达两米，左手前伸，右手微举，两眼贯注前方，全身动作庄重而又威严，似乎要向敌人进发出千钧之力。特别是那个支撑着全身向左前方猛掷武器的右足，细看之下竟是只有脚趾着地，完全符合掷物时身体重心应先略向后偏再全力向前弹射的运动力学规律，可见艺术家观察之精和表现之妙。经考证，这尊古典雕像约作于公元前四六○年左右，即希波战争的后期，而它捞获的地点又正是希腊和波斯海军首次交战的阿尔铁米西昂海角，显然是为了纪念这次海战的胜利而谢神感恩之作。据希罗多德所记，在阿尔铁米西昂海战的一前一后，确实有两次暴风雨猛烈袭击了波斯人的舰队，对此希腊人当然只能认为是天神的保佑。
　　希腊人按照他们的传统，以人体本身的无比完美、雄伟来体现这位天神的威严。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尊雕像实在是最充分地体现了希腊民族抗击波斯侵略的英雄气概，是借神之名反映了希腊人自身。无怪乎我从它得到的“历史印象”的丰富与深刻，远远超过凭吊马拉松、撒拉米司等古战场所得感受的总和——也难怪，经过两千年的变迁，马拉松平原惟见孤冢一座，撒拉米司海湾则已成雅典炼油基地，岸边油罐厂房连绵，海上停满现代大油轮，对于回想古代海战樯橹如云的场面实在太煞风景了。
　　希腊这个小国何以打败了波斯这个超级大国？希腊人(也包括希罗多德)的回答和这座波赛冬的神像真是相映成趣：战争胜利首先是得神之助，其次才是人为之功。实际上，神助之说只是古人必不可少的套语，人为的努力却值得认真的史家仔细分析。希氏用《历史》一半的篇幅记述了这场战争前期的各次决定性战役，有声有色之处自然举不胜举，但有一段话最集中地说出了他自己的分析：
　　……实际上，如果说雅典人乃是希腊的救主的话，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了。雅典人站到哪一方面，看来优势就会转到哪一方面。雅典人既然认为希腊应当继续保有它的自由，他们便激励剩下的没有向波斯人屈服的那一部分希腊人，而且正是他们这些人，继诸神之后，击退了国王。来自戴尔波伊并使他们感到很大恐怖的可怕的神托预言也没有打动他们离开希腊，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国土上面，鼓起勇气来等候侵略他们国土的人们。(卷七，一三九节)
　　这里虽然仍不免“继诸神之后”的套话，希氏却明白无误地指出希腊得胜的决定性因素是雅典的坚决抵抗侵略和保卫自由独立的决心，这种看法和波赛冬雕像所体现的英雄气概实不谋而合。
　　希氏既然是代表了雅典民主派而著书，那么《历史》对民主政治当然有高度评价。总的而论，这部书后一部分，即记述希波战争的部分，基本上是一篇推崇希腊、称颂雅典、赞扬民主的“诗篇”，但是在书的前一部分，主要介绍东方国家的章节中，希氏也借一个故事插进了一段讨论民主与专制的妙文，那就是波斯皇帝大流士夺权后和另外两位主谋起事者商议采取何种政体的著名对话。象其他类似对话一样，我们尽可把这些虚构的言辞当作作者个人思想的表白。在对话中，波斯贵族欧塔涅斯主张采取民主政治，他指出君主专制种种罪恶后就说：
　　“……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声名，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那样也不会产生一个国王所易犯的任何错误。一切职位都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会加以裁决。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废掉独裁政治并增加人民的权力，因为一切事情是必须取决于公众的。”(卷三，八O节)
　　在这里，希氏第一次提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并把它作为民主政治的最大优点和“最美好的声名”，确实字字珠玑，不失为希氏全书的精髓。有了权利平等的民主，雅典人以及相当一部分希腊人就会进发出排山倒海的威力：
　　“雅典的实力就这样地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象是为主人作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肯做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卷五，七十八节)
　　用这段话作为了解希氏上举有关论点以及那尊波赛冬神像的英雄气概的“背景材料”，真可说是最好不过了。
　　伯尔尼的新城区是在中世纪古城的对面，隔阿尔河而雄踞于俯临深谷的山丘。这个从十九世纪兴起的新城区现在是外国使馆聚集之处，我到这里来不是到中国使馆，而是到希腊驻瑞士使馆，应约与V大使相晤。原来V先生是我国和希腊建交后的第一任希腊驻华大使，我们曾有一面之缘；而且V先生是热心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著名希腊学者，著有两大卷的《中国哲学史》，驻京期间和我国学术界交谊甚笃，这次还特地托我向冯友兰先生和我的老师夏鼐先生致信问候。我们在大使办公室寒暄片刻，大使便邀我到他的个人书房去。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各种中国纪念品：从瓷器、家具直到画轴、剪纸，这个古典风格的西式小厅简直成了中国书斋。他指着书桌上那本我在北京已拜读过的《中国哲学史》的希腊文版说，目前正准备翻成英文出版，以广流传。可见大使虽然身在瑞士，却念念不忘中国，因此我们谈得很投机。我对他着意从社会背景和文化特点综合研究中国哲学的成就表示祝贺，大使则说作为希腊人，他还很愿意致力于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比较，也希望中国学者来研究希腊。我们的话题由哲学及于历史，自然也就提到了希罗多德。大使说，希罗多德在西方称为史学之父，把他和称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作比较是极有意义的，并希望我介绍些中国学者的研究情况。这一问倒把我难住了，以我的孤陋寡闻，对我国学者的情况确实知之极少，在海外中国学者中，我也只知道在巴黎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左景权先生曾致力于此，可惜一九八一年秋左先生来京时我因忙于准备出国讲学，未及长谈，这次我在巴黎逗留时又逢左先生卧病在床，未遑聆教。左先生写的有关法文专著也只出版了专论司马迁的上卷，专论比较的下卷犹待问世，因此我们只好以期望中外学者多作努力而转移了话题……
　　然而，在瑞士的湖光山色中流连的日子里，我倒常常想起这次谈话。当然，这类比较研究需要学贯中西，谈何容易，以我的浅学自是不敢问津。不过，从游踪偶得的角度，倒也不妨联系到面向世界的问题谈谈两家的异同。近年学术界常有“为史贵在博通”之说，去年《读书》也有一篇评述我的老师翦伯赞先生的文章，着重提出“博通”两字，对此我深有同感。应该说，若以博通而论，希罗多德和司马迁这两位西中史学之父都可作为后世的楷模，但是，由于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形成的特点、时代背景等等，又决定了他们两人的博通各有不同。如果就视界而论，司马迁是以中国为主，旁及四邻，希罗多德则是面向世界，兼顾东西，似乎更广阔些。这倒不仅是一个地理范围的问题，它也涉及研究的领域和看法。例如，就研究领域说，希氏面向世界的特点已引导他不仅注意于东方文明古国，也广泛搜集有关边远地区各个民族社会生活的资料，开辟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探讨，因此有人说他不仅是史学之父，也是人类学之父(柏恩：《抒情诗时代》，一九六○年版第126页)。至于历史看法，虽然三言两语很难说清，但至少可以说由于面向世界，他确实比较见多识广，胸襟开阔，不囿于一家之言和一派之见。这是否就是一种历史相对主义，倒不一定，但他确实不抱先入为主之见，认为各民族都按习以为常的规律，视自己的生活习惯、社会制度为天经地义，因此应该互相尊重，避免强加于人。对于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他固然充分肯定，但不把它奉为什么绝对典型，要求万国一律。上引大流士等人讨论政治制度的一段对话，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欧塔涅斯主张民主，另一人主张贵族寡头政治，大流士则坚持君主专制，他们各有道理，言外之意等于说即使有优劣之分(按希氏之意自是民主优于其他)，也不是绝对的，而且还有个传统习惯的问题。用卢里叶的说法，希罗多德的观点就是：“凡是从古以来的风俗习惯是君主制度的地方，应当保存君主制度；凡是从古以来的风俗习惯是民主制度的地方，应当保存民主制度，等等。一般说来，国内的统治形式如何，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统治的形式执行得如何：居鲁士或者大流士的‘好的’君主制度比‘坏的’(极端的)民主制度要好。”(《历史》中译本102页)。这种观点当然有其幼稚之处，但它不搞什么唯一典型，在许多方面就比日后囿于西方古典传统的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高明，也是独尊儒学以后的我国传统史学所难及的。我们今天强调博通，恐怕也应更多地向这两位史学之父学习吧！
　　一九八五年春于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