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永远的“乡仪之神”

　　古希腊有一个叫作Euhemerus的哲学家执著地认定神话所记述的都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人和事。他曾经著有《神的历史》专事索考神祇谱系；可惜佚散。Euhemerism后成一个强力神话学派。它扬言：神话即历史。公元前九世纪，荷马在两部史诗中都提到“美城迈锡尼，以黄金闻名”。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有业余考古学家谢里曼追踪荷马史诗的线索，先特洛伊，接着迈锡尼，愣是把公元前一五○○——一二○○(特洛伊城毁于前一二○○)年的迈锡尼文明给掘了出来。在二百五十三、二百五十九号墓地发现了黄金打造的面具，其中第六百二十四号(现藏于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就是当年谢里曼打给希腊国王的电文：“我正面对阿伽门农”的那只面具。而今成了闻名遐迩的“阿伽门农面具假定。”迈锡尼因此有“荷马—谢里曼(神话—历史)的同义词”。无独有偶，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在克里特岛找到了“米诺斯迷宫”，使公元前三○○○——前一一○○时期的米诺斯文明重见天日。“神话即历史”伴着时日渐渐地在“荒诞”中变得“正经”。
　　我到希腊做神话调查，不必借助这些考古人类学严肃的面孔。原因只是特别着迷于那个永远开心、自然色情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及其祭祀仪式。它与旷野、原始、性欲、迷狂、醉境等特点相属，也与边缘、乡土、否思、感性、欢乐的品性相随。重要的是，这一“神话/历史”原型在“西方中心”价值系统里面有着鲜明的破坏力量并具备对“历史阴谋”的还原性质。
　　亚理士多德是第一个对酒神祭祷仪式做经典阐述者。他认为戏剧乃酒神崇拜及其祭祀仪式的模仿，《诗学》里曾有过细致的阐述。在那里，摹仿并不是戏剧艺术本身，而是构成发生关系和实践过程的缘生性要件。于是出现了艺术(史诗、悲剧、喜剧、音乐等)与酒神祭祀仪式之间的缘生纽带(primordial ties)关系。事实上，戏剧正是借助各种媒介——即有节奏、歌曲和“韵文”的戏剧种类(悲剧和喜剧)而进行的酒神仪式的移植和变形。简言之，史诗、悲喜剧都是对仪式摹仿的“半仪式化”过程。同时，亚理士多德未忘记在戏剧的发生过程中提示地理因素。他认为，摹仿之于史诗(史诗中的叙述也是一种摹仿)和戏剧，都要借人物的动作来进行。“drama(戏剧)”，一词典出于希腊文“dran”，原义即为“动作”。所谓动作，也就是指演员的表演，或者说，“摹仿仪式的动作”。在戏剧的原生意义里，涂尔干的“神圣”/“世俗”价值已经显现端倪。亚理士多德对此有过考述：多里斯人(Doris人是一支古希腊民族，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十世纪间来到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os——原注)认为他们是悲剧的首创者，他们的证据有两个：他们称郊区乡村为komai(雅典人称为demoi)，而komoidoi之所以得名字，并不是由于komazein一词，而是由于他们不受尊重，被赶出城市而流浪于komai，又说他们称“动作”为dran，而雅典人则称为prattein。对这些语词的训诂似可说明，悲剧和喜剧都是多里斯人首先创造的。在希腊文里，komazein有“狂欢”的意思；而喜剧演员的名称为komoidoi，也是因为他们曾流落于komai(郊区乡村)，是一个世俗化的艺术。(亚理士多德《诗学》，1982：9－11)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庇里安德暴政时期，克雷斯色勒的西锡昂和雅典的庇西特拉图试图利用流行于民间的酒神秘密祭仪，借助这种特殊的神秘祭祀活动中的原始形式和民众基础，在民众中间形成一股力量以推翻暴政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狄奥尼索斯渐渐地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宗教；而原先酒神祭仪的乡土性、民间性特征也逐渐上升到了国家形态。酒神祭祀仪式在雅典的实践过程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明显的“崇高化”过程(ennobled)。概言之，戏剧经由对酒神崇拜和祭祀仪式的模仿而来，戏剧可以理解为仪式的变形。它的演变有一个明确的“边缘—中心”、“乡村—城市”、“世俗—神圣”的延伸轨迹。
　　早在十七年前，当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迷上了这一“迷思(myth)”。近十来年，或学或访或游欧陆，实地去做一番考察的愿望直到现在才实现。权且视为还愿吧。
　　雅典的卫城遗址Acropolis是我造访的第一站。作为西方古代国家形态的“城市国家”，雅典卫城不啻为标准模型。著名的帕特农神殿就在卫城的中心位置。“Acro”意为地理上的“高点”，延伸意义为崇高、权力等。“polis”为城市国家；它与“政治”有着脉理上的贯通。雅典卫城筑在一高地上，与伯罗奔尼撒的迈锡尼遗墟上的卫城格局如出一辙。这样的国家模型，彰显出宗教的崇高性、公理的民主性、政治的权力性、区划的核心性、城市的防御性等多重功能。在这个微型城市国家里面，狄奥尼索斯剧场正好坐落于城墙的边缘，却不妨碍它与卫城融为一体。
　　西方有学者注意到了戏剧的原型与早期希腊城区格局的滥觞。考古材料证明，早先与城区和戏剧并置一畴者称作“城剧(deme theatres)”(deme，指古希腊雅典的市区，系希腊城邦制度下的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划)。尽管大部分关于悲剧表演的证据来自于公元四世纪，但人们相信它的起源比这个时间要早得很多。而“乡村的狄奥尼西亚(rural Dionysia)”看起来与戏剧的起源应有更为原始的背景联系，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的戏剧性表演从其早先的形态上看虽然与政治权力、帝国荣耀、民主制度都可以沾上边，但就戏剧产生的形态来看却明显具有“边缘性”。表象上似有悖情理：既然政治权力、帝国荣耀等都属于城邦国家的“中心”和“核心”范畴，怎么戏剧的肇端却“边缘化”呢？
　　我们说希腊悲剧的“边缘性”主要由几个层面加以确认：一、从地理空间和位置来判断，现在所发现的狄奥尼索斯祭祷和希腊的“圆型剧场”遗墟，都不在城市的中心位置上。二、以酒神狄奥尼索斯同命典出的“乡村的狄奥尼西亚”，一直作为一个专门指谓；说明与戏剧起源相关的知识系统中明确将它放在与城市相对应，与中心相对立的空间位置上来定位。三、从“城邦—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与之发生关系的酒神祭祀活动的组成形式来看，戏剧表演并不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有学者考证，在与广场相伴的系列活动中，“戏剧”的位置总是殿后。即使在“乡村的狄奥尼西亚”广场活动里面，戏剧表演亦为附加节目。简言之，如果把希腊城邦制国家的广场政治、广场宗教和广场商贸活动所组成的社会系统来看待，那么，广场戏剧只是其中的一项且处在次要的位置上。四、如果以古希腊帝国政治的权力制度来考量，将奥林匹亚山巅作为一个符号化政治表述来看待(其实，奥林匹亚山神祇谱系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城邦制国家既“民主”又“帝国”的象征)，酒神狄奥尼索斯无论从其地位还是其身世都属于“边缘角色”。酒神的随从和信徒们也都是一些非社会正统所认同的“异类”和叛逆者。
　　是否真正存在着一个“乡村的狄奥尼索斯”呢？在雅典地图上果然有一地名为狄奥尼索斯，且有一古迹的小标记。它是我寻访的第二站。行前问及雅典居民，罕有人知。隔日便按图索骥而往。到了狄奥尼索斯，感受着实不同：静谧安详，松林里残着昨晚雪迹。离开雅典才十几公里，完全另一派景致。林地里，踏着“嚓嚓”作响的雪地寻索古迹。问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居然摇头言答没听说。最后问到一个本村人，他告诉我说前面林子里有一古迹，新近支起几根铁管，嘱我去看一看。结果令我欣喜若狂，因为我找到了那个早已为历史湮没了的、鲜为人知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古祭祀遗址。它规模不大，大约也就四十平方米的样子。褐色的巨石四处散落。但是，这里曾经是狄奥尼索斯神殿并进行过隆重的酒神祭祀仪式。这里是郊区，是城市边缘，是权力核心的外围地带。很有些中国古代原始形态中的“社”、“郊”仪式的味道。
　　第三站，底尔菲。底尔菲的阿波罗祭祀遗址迄今仍为人们索考和复原人类早期文明类型、宗教仪式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实物模型。就底尔菲的整体构造看，它首先是对宇宙空间和秩序“形而上”的思索。底尔菲的“地方性”并非一个偶然的选择。任何一个到访者在被那宗教祭仪遗墟和建筑艺术上的伟大成就震撼的同时，大概都会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古希腊人要在底尔菲险峻的山崖下建造那么一个无与伦比的工程？底尔菲考古博物馆里的一块“脐石(navel－stone)”，希腊语为“欧姆发罗斯(omphalos)”，意即“中心”——解开了这一个谜结：那里是世界的中心。伴随它的有一个神话传说：上帝创世后，为了确定世界的中心位置，派两个天使按照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飞行寻找，最后他们在底尔菲会合；那个会合点即是世界的中心位置。上帝就在那个会合点上打造了一块脐石。太阳神阿波罗的祭祀殿堂也就因此确立在那里。最早底尔菲的太阳神祭堂修建于公元前六世纪，它的文明形态属于古代迈锡尼文明，而古代迈锡尼文明深受古代埃及文明的影响，这已为学界所共识。大量人种学、考古学、地理学、建筑学、语言学、宗教学方面的资料都已经证明。底尔菲太阳神遗墟上还有一尊巨大的、高耸斯芬克斯雕塑仍基本完好。
　　人类原始文化的遗迹中大量出现对太阳的崇拜，已为历史赘述，这里不做重复工作。但是，与底尔菲太阳神祭祀仪式并置者却是一个非同类重要的酒神祭祀现象倒显得非常特殊。它静静地卧躺在阿波罗神殿的旁边，其地势甚至建筑在整个巨大工程的最高处。据此，有学者估计，在太阳神殿的毗邻存在着另外一个酒神神殿。学者们在一块六世纪的祭祀铭文中发现，祭献者同时给两个神提供礼物。根据底尔菲地方祭祀仪式行为的解释：崇拜日神阿波罗和崇拜酒神狄奥尼索斯为同一行为，因为阿波罗主持着夏季(指春、夏两季)，狄奥尼索斯主持冬天(指秋、冬两季)。两个神祇共同主持一年四季的完整轮回。酒神所主持的冬季被称作为“乡村的狄奥尼西亚时间(the time of the rural Dionysia)”。酒神的身份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他与太阳神并置为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和实践行为。所要表达的与其说是神话叙事，还不如说建构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秩序规范。这表明，自然演变的原则恰恰并非由某一种神话力量，单一神癨\力所能及；而必须通过多元力量的整合并且不断地通过变革实现世界的稳定格局。在这些推动变革的因素中，最为基本的矛盾因素正是哲学美学范畴内的二元对峙律：不断地平衡与破坏，进而再平衡，如此循环。日神与酒神在哲学美学上组合为一个互为彼此的二元组合。它们是对立的平衡，分析的综合，物质的精神，破坏的和平，疾病的治疗，城市的乡村，中心的边缘，结构的解构……总之，二者共同讲诉着人类祖先认识和理解自然界的人文精髓。
　　酒神及其祭仪的边缘性可以分解为：
　　地理的边缘概念。我的三个调查点证明无误。狄奥尼索斯圆型剧场在雅典卫城和底尔菲太阳神殿遗址中的地理分布都处在边缘。甚至连酒神系统的“社会关系”，如潘恩(Pan)、萨提尔(Satyr)、西勒诺斯(Silenus)等等酒神侍从尽属乡俗野类。比如，潘恩老家巴赛(也是酒神少年寄养的地方)地处希腊南部多山地区阿卡迪亚的最偏远的地方。与之毗邻的城市和地区大都闻名遐迩：南边是斯巴达。西边为奥林匹亚，宙斯的伟大圣地。北边和东边坐落着阿尔戈斯和科林斯两大城市。希腊人把阿卡迪亚看作一片荒野之地。那里芳草茵茵，森林繁茂，地气氤氲，原野宁静。大自然支配着一切。那正是潘恩的老家，也是狄奥尼索斯孩提时代的生活处所。
　　时空的边缘概念。酒神祭祀仪式与艺术，包括戏剧、音乐、舞蹈的关系错综复杂。“酒神颂歌(Dithyramb)”为一个关键词。希罗多德对此有过考释：“阿利昂这个人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竖琴手，而据我们所知道的，是他第一个创作了狄图拉姆波司歌(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时所唱的颂歌——原注)，给这种歌起了这样的名字，后来并在科林斯传授这种歌。”“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希罗多德《历史》，1985年，131—133页)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酒神颂歌大约在公元前六百年的庇里安德暴政时期，由当时的合唱形式演变而来。先时并无确定的主题，后来被一位伟大的音乐革新者“赫米欧的拉色斯(Lasus of Hermione)”从科林斯带到了雅典，并渐渐具有明确主题的、盛大的、有组织的酒神节竞赛活动。在这里，“东学西渐”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母题。就像科林斯与迈锡尼文明在地缘上无法分开一样，迈锡尼文明与小亚细亚，特别是埃及文明无法分开。酒神狄奥尼索斯与埃及的奥西里斯(Osiris)，包括酒神颂歌根本只是异名而已。
　　族群的边缘概念。荷马的世界大到东地中海的广大地区。事实上，在公元前八到前七世纪，希腊人根据他们的地理知识已经到达了更大的范围，包括西班牙、埃及和克兰尼(Cyrene)。这个时期的交通和殖民无疑使希腊民族和文化因此包含了丰富的人类学色彩。随着波斯帝国的强大，希腊商人的贸易甚至远及苏萨(Susa)。这一切都使得希腊古典学变得具有跨地域、多族群、多文化的特点。许多神话人物一身兼有复合的文化因子。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据此认为：“希腊事实上成了一个人类多民族汇集的中心(anthropolocentric Greek)。”希腊文化也成了一个大荟萃，它是东方思想、东方学说、东方遗产的学习、继承、融会和创新者。希腊人的生物种性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它只有在独立的个体中才显得有意义。这意味着以“种族”为核心的“欧洲文明源泉说”缺乏归纳和抽象的价值。希腊人只是自然环境和族群交流的结果。希罗多德曾就希腊人的体质特征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未知往昔，他们只是一些黑皮肤和带有鬈曲头发的异群。颜色对希腊人同样不具有特征性。在古典希腊时期，皮肤的黑和白不具备种群分类和意义；只有“自由人”和“奴隶”才有社会意义。虽然古希腊人也会因为自己是希腊人而感到骄傲，但与其他人的差别并不在于族群身份，而是看他会不会讲希腊语。克拉克洪认为，对古希腊的人类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人类学进行重新的反思。对于希腊文化，他总结道：“它变化得越大，越是同一回事情。”(克拉克洪，《人类学与古典学》1961年，29—42页)
　　形态的边缘概念。徜徉于博物馆的古董堆里，有了一个发现：但凡狄奥尼索斯系的神、半人半兽、女祭司、酒神信徒无不快乐，有些甚至让人忍俊不禁。希腊国家博物馆、雅典卫城博物馆、底尔菲考古博物馆、巴黎奥赛博物馆、卢浮宫……比如，雅典考古博物馆的浮雕“潘恩与宁芙”，酒神侍从潘恩在森林中与仙女们饮酒调情，憨态可掬。价值连城的铜制品“马人西勒诺斯”，手舞足蹈，阴茎粗大冲天，令全真人类，“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况之沮丧，失却信心；他竟只管自娱自乐。大理石雕塑“萨提尔与美神”，丑陋羊人萨提尔调戏美神阿芙罗底蒂，美神右手持其左拖鞋准备掌他，小爱神抓着萨提尔的羊角戏耍。整个一“猪八戒戏嫦娥”的爱琴版本。酒神系统的形态与权力斗争、政治角力、武力较量、商场狡诈、拓殖冒险等政治经济主题都远，所代表的生物本能、原始情调、乡土本色、色情肉欲等自然主题。在奥林匹亚山神谱系列里，狄奥尼索斯出现了一个越来越显其重要的历史变迁：早先的主神系统里没有酒神席位，他是后来才入座的。他的入选可以看作乡土力量的展示。政治形态上，狄奥尼索斯所体现的永远属于边缘形态。在权力分配方面，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力量也永远是被借用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却没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英雄。“猪八戒”在任何时候不能成为唐僧。但是，民意测验表明，师徒一行中最受欢迎的正是老猪。他的得分大幅超过唐僧、沙和尚甚至孙悟空。
　　巧得很，在希腊调查的日子恰逢狂欢节，——顺带说，今天广播于欧美的狂欢节、嘉年华会(carnaval)与狄奥尼索斯也有渊源关系。漫街飞舞着颜色，丽人们脱得不能再少，政治暂且束之高阁，伦理的门槛被挤压得面目全非。我叹道，人类怎么还有这般快乐事情。
　　写于雅典—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