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读《土地》三部曲

　　倒头便能酣睡的少年时代一去不返了，如今我的睡眠是轻浅而多梦的。曾有这样一梦：三只雪白的天鹅在墨玉般的背景上舒翅飞翔，渐渐远了……倏尔，陡见一室如穴，椅上坐着个满头白发、阔面宽肩的老人，正默默地用荨麻编着衣衫，鲜血顺着他的手指淌落地下……
　　出现这样的梦境不是偶然的。安徒生的童话名篇《野天鹅》，是我孩提时最为之心醉的文学作品之一。而在中国译出安徒生童话全集的老作家叶君健同志，又是我参加编辑《十月》文学丛刊后最早接触的文学前辈之一。《野天鹅》里受到妖后迫害的公主艾丽莎，为了让被妖术变作天鹅的哥哥们复归人形，饱受荨麻刺烫之苦，惨遭谗言误会之害，甘作哑巴，历尽艰辛，终于迎来了转机，达到了目的。叶君健同志在十年混乱中，同千千万万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先被揪斗，继而“靠边”，罚入圊厕，贬若蝼蚁，“忍看朋辈成新鬼”，“敢有歌吟动地哀”，只有隐忍、沉默。然而，正如艾丽莎一样，隐忍是为了进取，沉默用以掩护抗争。白天在单位里被侮辱被损害之后，晚上回到家里，叶君健同志便屏息掉一切杂念，精心结撰他早已构思好的《土地》三部曲；在爱人苑茵同志的支持与帮助下，至粉碎“四人帮”之前，终于完成了这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并复写了一式三份，妥善地保存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我作为《十月》的编辑，拿到了叶君健同志的手稿，了解到这三部曲的创作过程，一口气读完了一百多万字以后，在入睡时形成那样的梦境，实在是不难解释的事。
　　然而，我之喜欢《土地》三部曲，绝不仅是因为可尊敬的作者有这样一段可尊敬的创作历程。《土地》三部曲，第一部《火花》，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出版，印了二万二千册；第二部《自由》，已由北京出版社的《十月》文学丛刊提前发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出版的第二期，当时丛刊还称“丛书”)，那一期《十月》印了十一万册，所以影响比《火花》为大；第三部《曙光》，已有部分章节在《长江》文学丛刊上发表；《自由》和《曙光》与《火花》配套的单行本，据说可望在一九八○年内出齐。三部曲的内容，是写辛亥革命前夕到五四运动爆发这个历史阶段，长江中游从农村到城市的生活画面，出现了众多的农民形象，同时也写到从破产农民中产生的最早的产业工人，以及市镇上的屠夫、地主、豪绅、官僚、军阀、买办……第三部并写到了中国劳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的遭遇，把读者的视野引到了国外。这里不想向大家介绍三部曲的具体内容，只想集中谈一点对这三部曲的写法的感受，这也就是我之所以喜爱这三部曲的主要原因。
　　象这样题材的一种三部曲，形容起来，我们往往会不加思索地使用“波澜壮阔”之类的词语，然而细品叶君健同志的文笔，就会感到，用这一类的词语来形容《土地》三部曲，是并不恰当的。叶君健同志曾说，他的写法是“平淡无奇”的。的确，《自由》在《十月》刊出之后，有一些读者觉得这部长篇行文似较平淡，节奏似较缓慢，因而不大能接受。但也有一些读者觉得它味似橄榄，颇有后味，堪称耐读的力作。本来“萝卜韭菜，各有所爱”，读者的口味，是用不着加以统一的。但是，倘若《土地》三部曲的写法能令更多的读者所理解，我以为是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的。
　　《十月》刊出三部曲第二部《自由》时，在“编者按”中有这样的评价：“作者的笔法颇为独特，冷静的陈述，精炼的白描，向读者展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在“编后记”中又说：“作者借鉴了国外当代文学的某些特点，笔触冷静，情致淡远，别具一格。”这“编者按”与“编后记”都是我起草的，现在看来，当时因为掌握情况不全，所作的评价是不甚中肯的。其中有的看法我要坚持，有的则必须修正。
　　要坚持的，是对叶君健同志用笔冷静的钦佩。当我得知了叶君健同志创作三部曲的境遇而未及展读文稿时，曾以为这是一部喷溢着忧愤之情的金刚怒目式作品，而且必不可免会在历史的回顾之中，于人物、场面上对现实有所影射。当时我曾接触了另一些作者处于同样困境中的文稿，那些文稿大多具有我上面所说的特点。那当然不但是无可疵议，而且是极易理解的。然而叶君健同志的三部曲却全然是另一种写法，他并没有把自身所遭遇的不幸与主观的忧愤带进作品里去，只是极为冷静地娓娓而叙着几十年前长江中游乡村、小镇、城埠里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与命运，保持着一种不瘟不火的客观态度。所谓客观态度，当然不是说作者没有自己的立场、好恶与倾向，而是指行文的方式，亦即叙述与描写的手法，那确是情致淡远，后味醇郁的。比如《自由》中有一段，写到黄土村的贫苦农民们出于对地主豪绅的愤懑，决心为两位被官府杀害的老农刘延良、王树海实行合葬，这本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似乎宜用浓墨泼洒，写它个电闪雷鸣、飞扬恣肆，然而作者的行文却冷峭之极，不露声色地作如下叙述：当这两位老人合葬的日期和时间一确定以后，消息马上就传遍了四方。大家在哀悼的心情中同时也感到兴奋。庄稼人这天都放下了手头上的活计，一大清早就络绎不绝地向入葬的地点奔来。他们都争先恐后地要抢机会抬一下这两个老佃户的棺木，以表示他们对这两个老庄稼人的爱戴。虽然这两个棺木没有什么装饰，连油漆都没有涂上，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很隆重的葬礼。大家前呼后拥，小心翼翼地轮流把它们扛在肩上，生怕惊动安息在里面的人。抬着王树海棺木的那些庄稼人，挪着沉重的步子，默默地一步步地走出他出生的村子，来到田畈上，向黄土村的方向进发。田畈上是一片寂静，好象也在为这个老人默哀。但这里并不是空无一人。赶来送葬的男女老少，这时都从沿路的山间小径和村子里走出来，参加到这送葬的行列中。人群越往前走，这个行列就越向前后左右膨胀。太阳越升得高，在田畈上行进的行列也就越扩大。然后写到人们如何把棺木轻轻放进事先掘好了的墓穴里，又如何“争先恐后地接过铁锨，在这新崛起的坟墓上各自加一锨土”。紧接着是极精炼的白描：坟的体积在不断地增高，增大。最后它们就象两座纪念碑式的雄伟建筑，昂然地立在山坡之上，俯视着下面一片广漠的、由庄稼人耕种出来的田野。
　　我曾听到几个读者的反应，他们感到从这质朴无华的叙述里，获得了丰富的联想，并从心底漾出了一股柔情；此外，认为作者对那个时代的那种地方的那些农民的描绘，是比较恰如其分的，没有拔高的“现代化”气味。
　　叶君健同志曾向我说明过，他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写法。他认为我们的小说读者，其平均文化水平正在不断提高，随着时代步伐的进展，将来的读者可以说大多是同作者有同等学历、同等文化修养和思考能力的人，因此，那种把看长篇小说当成“听说书人说书”的读者，那种希望作者在情节上给予强刺激、在语言上重视藻饰、在人物塑造上浓施脂粉、在主题表达上说个一清二楚的读者，将会越来越少。因此，他采取了这样一种写法：以平等的身分与读者相见，冷静地把生活场景、人物活动、人物心理向读者叙述出来，相信读者有足够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在阅读中进行“再创造”与深入思考。概括地说，这种写法就是：重视生活面目的准确勾勒而不求细节的刻意渲染，重视人物思维逻辑的严谨记录而不求“性格化语言”的色彩效果，尊重生活进程中动与静、喧闹与沉默的自然节奏而不作夸张的戏剧性集中。
　　读着叶君健同志的《土地》三部曲，我常常联想到我所接触到的某些欧美当代作家的新作在艺术手法上给我的感受。比如当我只知道西德的伯尔是一九七二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而未读他的作品时，总主观地以为他的小说一定是花里胡哨的，谁知当我读到他的《被损害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时，却不免吃了一惊，因为他的写法既不怪诞也不花哨，而是极平直地叙述着，交代多于描写，理智多于感情，冷静到了漠然的程度。而据说这本小说，一度在西德成为畅销书。我经过思考以后，才悟出这是因为伯尔面对着广泛受过较高教育的读者，他们对作家的要求主要的一条是希望你准确、全面地摆出“事实”，由他们去独立思考，作出判断。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近些年在西方“纪实性”文学作品往往畅销、或虽不甚畅销而文化界评价却甚高的原因吧。
　　不了解叶君健同志全部情况的人，读了《土地》三部曲之后，恐怕也会和《十月》的“编者按”持同样观点，以为他的写法是“借鉴了国外当代文学的某些特点”，其实这样说是极不确切的。叶君健同志早在1937年就用世界语写作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这部反映中国贫苦农民悲惨境遇的小说集的写法，已经具备冷静淡远的特点，在欧洲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1945年后，更以“马耳”的笔名，用英文写作并出版了《山乡》、《他们飞向南方》等三部长篇小说，其中头两部长篇三十多年来不断地被欧洲一些大出版社再版，一些欧洲文学界的进步人士、知名人物，都曾赞扬过它们，如冰岛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拉克司奈斯，就曾为叶君健同志的长篇小说冰岛文版作序，除了肯定其内容之外，对其写作手法推崇备致，认为具有真正的史诗的气质，雅淡而醇厚，堪与当代欧美一系列名著齐肩。南斯拉夫，著名剧作家米洛西·米尔庚(世界“笔会”贝尔格莱德中心的负责人)去年还驰书北京，告知叶君健同志他对《山乡》的倾心激赏，并说南斯拉夫决定于1980年春用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文同时出版《山乡》等两个长篇。由此可见，《土地》三部曲的写作方法，并不是“借鉴了国外当代文学的某些特点”，而是作者本身多年来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所形成、发展、坚持的固有风格。由于叶君健同志在国外的创作活动及其影响，国内的人们知之不多，因此一般只把他当作安徒生童话翻译者和儿童文学工作者看待(在这两方面，他也的确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对于《土地》三部曲的出现，有的同志甚至表现出一种惊奇(“原来叶君健同志也会写长篇小说”)，并且对这三部曲的写法很不理解。
　　有趣的是，《土地》三部曲的陆续出版，在国内并未引起多大反响，而在国外却颇受重视，例如我就在日本的某些刊物上看到过对《自由》的报道与评论，连刊载《自由》的《十月》的封面，同叶君健同志的照片、《自由》的题头也一齐影印，认为是一件大事。国际知名的作家韩素音，拿到《火花》后一口气读完，兴奋地说：“这部书写得有风格！”探其详，也是以为长篇小说最忌“青春发动期”般的激昂、艳饰的写法，而应如《土地》三部曲般，以恬淡自然、冷静质朴的“纪实”风格取胜。
　　当然，国外一些作家、评论家、出版社对叶君健同志写作风格的推崇，可能与叶君健同志本人一度置身于欧洲的文学潮流之中这一特殊情况有关，我们倒并不一定要完全同意他们的评析，更不必又由此而否定或贬低我国其他作者的写作方法，但是我们应当从不了解情况的盲目状态中解脱出来，以新的眼光鉴赏《土地》三部曲，并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1980年4月6日
　　写于垂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