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加拿大制造”

　　Made in Canada或者Fabrique au Canada，翻译成中文后都是“加拿大制造”。但在加拿大的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里，却是两种语法相似、但在文化和政治意义上迥然不同的说法。而这两种地位并列的官方语言，正是加拿大现在面临的文化身份困境的一个隐喻；加拿大的“双官语”真正成了体现加拿大文化认同悖论的“双关语”，它既说明了加拿大民族多元和文化多元的国家构成特征，也暗示了一种与加拿大政治结构相适应的独特文化的缺失。
　　积极推进建立加拿大官方双语体系的前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曾经有一句名言，他呼吁要将加拿大“建成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而不仅仅是购物中心的松散联邦”。在特鲁多的这句话中，隐含了一个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并不陌生的潜台词，那就是，加拿大需要一种更加强有力的东西来将这个由不同种族和不同行政体系组成的联邦国家团结起来。特鲁多在这里所用的“国家”，是带有强烈“民族”含义的“nation”，而不是仅仅指政治结构性的“国家”(state)。他所呼吁的，是那种能够将加拿大人团结起来，能让他们主动认同的强大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力量，我们姑且把这种东西叫做“加拿大文化”。
　　正是在这一点上，已故的加拿大最著名的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在他的一次关于加拿大文化的演讲中回应了特鲁多的呼吁。这位以研究英国诗人布莱克和“神话原型批评”而闻名于世的多伦多大学教授在谈到加拿大的文化建设时说过这样的话：
　　我感到有一个当务之急，这就是我所谓的“重新联合”，也就是要为这个国家提供一个与其目前状况相适应的文化的构架。没有这种文化上的重新联合，政治上的零敲碎打终将无济于事。
　　特鲁多或弗莱对“加拿大文化”的呼吁已经过去多年。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案”通过十年后，加拿大似乎都仍然在努力寻找那个还没有出现的“加拿大文化”；加拿大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似乎仍然是这里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大众传媒和日常话语无法回避又无法达成一致的题目。在多伦多、渥太华或蒙特利尔的街头随便找一个人提问，他或她大概都会对“加拿大文化”的说法和界定感到困扰。即便是大学里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的教授们，似乎也对这样的问题有所踌躇：您所说的“加拿大文化”，是指英语的加拿大文化，还是法语的加拿大文化，还是因纽特人的加拿大文化，或者意大利人、中美洲人乃至中国人的加拿大文化？在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大背景下，“多元文化”、“双语体系”等联邦立法成果，似乎正在被以独立的法语文化为借口的魁北克分离主义意识形态所消解，弗莱所期望的“文化上的重新联合”似乎始终躲在加拿大广袤的国土尽头，迟迟不露出它的真容。
　　魁北克的分离主义者们在推动魁北克独立的一波又一波政治浪潮中，总是把保护魁北克的法语和以法语为支柱的文化作为其最基本也最直接的理由之一。他们在不同的层面上强调法语文化与所谓“加拿大文化”的差异，强调魁北克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强调魁北克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实体和社会的价值。在魁北克政治家的话语里，“多元文化”并不意味着在“统一的”加拿大政治框架中的多种文化并存，而是意味着独立的魁北克法语文化与英语文化对峙和抗衡。对于魁北克的独立分子而言，加拿大的联邦制度无法从根本上保证法语文化的地位，无法保证其独特性和价值不受英语文化的冲击和蚕食，因此，要保证自己的文化能够生存和发展，要保证讲法语的魁北克人的文化权利乃至根本人权不受侵犯，惟一的出路似乎就是脱离以英语为主体的加拿大联邦，从政治结构上确立魁北克的独立地位和角色。在这个根本性的层面上，加拿大“多元文化”的概念与魁北克政治分裂的理想混合在一起，并同“加拿大文化”的建设和民族、国家、文化身份等多种因素绞结成了一团乱麻，使无论是特鲁多还是弗莱所希望和呼吁的文化整体认同显得遥遥无期。
　　在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信息传播突破各种疆界的今天，在加拿大著名的媒体研究者麦克鲁汉描述的“地球村”逐渐实现的今天，魁北克的文化和政治独立要求似乎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意思。从一九七六年鼓吹独立的魁北克党(PQ)入主魁北克政府后，它所通过和实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都朝着建立单一的魁北克法语文化，并为这个联邦省份的政治独立服务的方向前进。魁北克政府通过的著名的“语言法案”将法语定为魁北克的惟一官方语言，将英语从所有的公共设施(建筑、商场、交通指示系统等等)驱逐，将非法语家庭背景的儿童强制性地送进法语学校读书，将政府的一个特别组织用来监督和惩罚违背“语言法案”的人和机构，这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让法语文化成为魁北克惟一占统治地位的存在。魁北克分离主义者对法语文化的捍卫激情到了几乎是偏激的地步，以至于为了独立牺牲魁北克的经济也在所不惜。在谈到“语言法案”通过后许多讲英语的居民离开魁北克最大的城市蒙特利尔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时，一位魁北克独立人士就曾毫不遗憾地宣布：“对我们的(富有的)东家们的离开，我一点也不感到后悔。”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会发现，魁北克的法语文化独立和政治分裂活动，似乎又与同当今世界的政治大格局相吻合。经济行为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所导致的“地球村”出现，使文化自觉与民族争端成了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后殖民”、“东方主义”等话语的时髦，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他所提出的当今国际政治以文化差异为冲突依据的说法的引人注目，正说明了这种文化自觉的日趋突出和重要。尽管在加拿大内部，许多学者争辩说魁北克的文化差异被魁北克分离主义人士夸大了，是政治操作煽风点火的结果，我们依然不得不承认，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在魁北克的分离主义意识形态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加拿大的法语文化与英语文化之间本来就有差异存在，在法语族裔和英语族裔以及其他族裔的加拿大公民之间，的确也有相互区别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原则与情感，政治操作无非是表达和强化了这些差异和区别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去辨别文化差异本身与政治家对这种差异的操作其实已没有多大意义，文化差异激发不同的文化情感，产生相异的文化认同，从而追求相应的政治实现；政治地图沿文化差异的坐标划界，政治争端以文化差异为出发点和发动机，两个因素之间互利互动，已经很难辨认孰为因果。
　　随着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发展和新移民的涌入，再加上前殖民时期加拿大居民的文化自觉和政治要求的增强，加拿大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从魁北克来说，在历史上也许曾经有过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形态(伴随法国人对魁北克的殖民和英国对新法兰西的征服)，在六十年代的“静悄悄的革命”过程中逐步瓦解，最终导致了分离主义思想的抬头，形成了法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对峙。如何在这样一种多民族的民主社会中保持各民族的文化权利不受压抑和侵害，如何让“多元文化”的设想在维护国家政体统一的前提下得到实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个能让联邦内所有居民都认同的“加拿大文化”，成了加拿大人面临的一大挑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多元文化”法案并成立“多元文化部”的国家，加拿大正在尝试将“多元文化”、多元的文化认同与统一的加拿大联邦和统一的国家和文化认同相调和。我们知道，只有在文化忠诚得到了保障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可能有它的凝聚力。不同的文化，意味着不同的特性，也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忠诚。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认定自己的国家政体内，容许彼此区别的文化认同，也就是容许不同的文化忠诚。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非常民主的政策。但是，如何在这个理想的框架之中面对和解决可能的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一个“多元文化”的法案或者“多元文化部”显然并不是答案的全部。从分离主义分子的角度看，魁北克的文化和政治独立也许有百利而无一弊，但从作为一个国家的加拿大整体来看，如果魁北克的独立获得成功，就无疑是给那个绝无仅有的“多元文化”法案判了死刑；“多元文化”最终也许会演变成多元政体和多元国家。如果不同的地区和政治组织都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来强调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都以文化的独特性和忠诚度来大打独立牌，还不用说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加拿大文化”，恐怕加拿大联邦政体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都会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从南斯拉夫联邦在苏联和华约崩溃后所经历的文化与种族对抗开始，直至今天的科索沃危机，不正是一个统一的联邦从多元文化走向多元忠诚，再从多元自治走向多元分裂的过程吗？不要认为将加拿大与南斯拉夫做类比毫无根据，加拿大的一位政治学家在最近的一本关于魁北克独立的书中，就预测过这样的未来：在他为魁北克独立运动所导致的政治后果排列出的六种可能性中，有一种就是“加拿大联邦的解体和全面的暴力”。
　　因此，有魁北克的独立运动为背景，加拿大在“多元文化”的框架内建立“加拿大文化”认同的努力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实验。加拿大人能否通过民主而理性的方式，在构建自己的“多元文化”的同时，又能创造出一个独具特色的“加拿大文化”，并让国家内的所有居民都能对之产生归属感和忠诚，成了一个严峻的文化和政治课题。正如弗莱在上述的那篇演讲中所说：没有文化上的重新联合，政治上的零打碎敲终将无济于事。然而，建立以“多元文化”为框架的“加拿大文化”就意味着要容忍“多元价值”和“多元认同”，意味着要承认“多元忠诚”，而这就会导致张力，导致冲突，甚至就会导致从政治上的“零敲碎打”演变为“紧锣密鼓”和“暴风骤雨”。在这一点上，加拿大人似乎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就连弗莱都在自己的演说中显得有些信心不足，甚至自相矛盾：
　　忠诚与忠诚之间总有张力，这并非指那些相互对立、背道而驰的力量，而是指一个人在有了某种归属感的同时又有另一种归属感作为陪衬。当然，这往往是某一个较小的族裔群体对某一个较大族裔的依附。加拿大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着自己的文化的。
　　对于有了法语文化忠诚的魁北克法语族裔群体来说，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归属感”仅仅作为“加拿大文化”的“归属感”的“陪衬”存在，更不愿意看到自己作为一个“较小的族裔群体”对最大的英语族裔群体的“依附”。就加拿大整体而言，面对自己国界南边强大的英语文化，加拿大人显然也不甘心让处于弱方的自己仅仅扮演一个“依附”的角色。在一个纯粹的文化领域内，我们也许可以同意弗莱关于不同的“忠诚”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背道而驰”的说法，但我们显然不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找到一个“纯粹的”、没有政治渗透的文化领域或者文化建设过程。就加拿大而言，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以“较小族裔群体”对较大族裔群体的依附为代价，“多元文化”可以达到和保持一种平衡。但当经济和政治的基础发生改变，比如加拿大遭遇深重的经济危机或者猛烈的政治动荡，这种脆弱的“多元文化”的平衡也就可能被打破，建立一种“加拿大文化”并能够得到自己公民认同的努力就可能沦为一种幻想。
　　“多元文化”与“文化认同”的有机结合在加拿大的实验是否能获得成功也许在眼下还是一个谜，但不管怎样，这个实验多少都对当今世界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在文化交流和文化差异并存的今天，在民族冲突接连不断的今天，在一个超级大国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推向全球并努力获得其他文化认同的现实里。在经济全球化与各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我保护意识空前敏锐的时候，不同文化如何在“国际惯例”的框架内友好相处，如何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保护地区文化特性，如何在承认普遍法则的同时承认每一种文化的独特价值和认同，以避免亨廷顿式的“文化大战”的出现，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国际课题。加拿大制造的这个试验品能否达到设计要求，收到预期的效果，能否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处理同类问题时可以学习的样品，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加拿大今天正在制造的“多元文化”如果能够在弗莱所说的“文化上的重新联合”的厂房中通过检验并成功下线的话，也许还可能成为明天的国际新秩序的模板之一？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蒙特利尔
　　(《现代百年》，诺斯洛普·弗莱著，盛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7.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