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亚美尼亚人的灵魂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起民族灭绝性大屠杀，即便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民族灭绝屠杀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最骇人听闻的大概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但是，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小说界，关注的几乎都是屠杀者的冷酷和刀下的牺牲品，对灾难的幸存者的关注相对比较少，以小说的形式描述幸存者生存状态的更属凤毛麟角。能够虎口逃生，是不幸中的万幸，但劫后余生，身心俱损，对幸存者的伤害也许更值得关注。更深一点来看，种族灭绝屠杀的幸存者大都是逃到一个全新环境中求生存的，在新环境中，他们如何面对两种文化的冲击，如何保持原来的自然状态？以美国为例，它是许多人的避难所，也是很多人的流放地。在许多逃离苦难的人看来，美利坚是人间乐土，可是，一旦踏上心中的乐土，才发现等待他们的是另外一种灭绝：在主体文化的环境中，他们逐渐丧失自己原有的传统，被当地文化慢慢吞没了。
　　亚美尼亚人就有类似的经历。
　　亚美尼亚本是南高加索的古老民族。他们的祖先曾经在亚美尼亚高地建立过阿尔马丹国(公元前十六——前十五世纪)。公元前六到公元前三世纪又成立了大亚美尼亚。但是，从公元八世纪开始，亚美尼亚国家先后遭受过阿拉伯、拜占庭、鞑靼人的入侵。公元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又被土耳其和波斯瓜分。十九世纪被沙俄兼并，后成为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现在，除了高加索地区以外，亚美尼亚人还散居于美国(五十万)、伊朗(二十万)、法国(二十万)、黎巴嫩(十八万)、叙利亚(十五万)和土耳其等几十个国家。其中多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迫迁移到国外的。一九一五年，土耳其对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残酷的灭绝性屠杀。如今，土尔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只剩下十五万。这一事件虽然也发生在二十世纪，土耳其政府对此讳莫如深，直到今天还在矢口否认，所以鲜为人知。大屠杀的部分幸存者逃到了国外，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况几乎无人问津。
　　南西·科里卡莲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关注到了幸存者及其后代的生存问题，写出了第一部关于幸存者的小说《泽贝莉》。这部纪实性的小说被《纽约客》(九八年四月)称为“亚美尼亚人的灵魂”。
　　泽贝莉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她在孩提时期(一九一六年)，目睹了年轻的父亲惨死在土耳其士兵的枪下。不久以后，她的妈妈又因疲劳和饥饿死于叙利亚的难民营。孩童时代的泽贝莉曾经和大人一起被驱逐到沙漠中去：
　　四处望去，哪里都是尸体。有些死者是老人，有些是婴儿，有些嘴里还在往外流血，有些正在垂死。气味太难闻了，苍蝇乱飞，遍地是蛆，有些动物在撕咬着人的胳膊和大腿。我们在不停地走。我问妈妈，我们这是往哪里走？她也不知道。我们不停地往前走着。
　　母亲去世后，小泽贝莉靠乞讨为生，要不是碰巧被送到土耳其的孤儿院，她早就饿死在街头了。在孤儿院里，她被起了一个土耳其的名字，后来被一家富有的土耳其人领走作女佣。一九二四年，亚美尼亚人把她从这户人家救出来，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和监护人生活在一起。最后，已经在美国定居的亚美尼亚人托罗斯选她当了妻室，生活才基本稳定下来。从孩提时代一直到去美国定居，泽贝莉过着自己无法理解、更无法支配的生活，很像格林童话中的主人公，因为人物的结局和自身经历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取决于偶然的外界因素，所以几乎没有内心生活。无论是困顿不堪还是时来运转，泽贝莉自己都无法选择，只能随遇而安地承受下来。她也感叹自己像只九命猫，“从一命跳到另一命”。
　　在美国安顿下来后，泽贝莉面临着另外一种非常微妙的同化威胁，自己的孩子越来越美国化，不但离亚美尼亚文化越来越远，而且觉得自己和亚美尼亚有关是一种尴尬。泽贝莉是这样回忆她长子少年时期的同化心态的：
　　莫斯从十二岁起就不再说亚美尼亚语了。但是，我们用亚美尼亚语和他讲话时，他从来不假装听不懂。有些亚美尼亚人的孩子就假装听不懂亚美尼亚语。可是，莫斯虽然听我们讲亚美尼亚语，和我们说话时却用英语。亚美尼亚人就这样完了，先是被赶出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主动遗弃了我们的语言。
　　紧接着，让泽贝莉和托罗斯更心痛的事情发生了：莫斯决定当一名基督教传教士，从事完全美国化的事业。他还声称，上帝让他把自己亚美尼亚名字沙哈斯巴尼亚改成典型的英语名字查尔斯，不仅如此，上帝还要他整容，把亚美尼亚式的鼻子改造成美国式的。泽贝莉气蒙了：这是她家典型的美国情境喜剧式的滑稽插曲呢，还是彻头彻尾的家庭悲剧呢？泽贝莉茫然了，只能以老妇人特有的唠叨对抗儿子的“美国化”：
　　你疯了！上帝怎么会让你改掉鼻子？你的鼻子是最漂亮的亚美尼亚鼻子，你爹的鼻子是这样的，你爹的爹的鼻子是这样的，你爹的爹的爹的鼻子也是这样的。莫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没有了名字和鼻子，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呐？
　　母子争论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莫斯会离他父母少数民族的背景越来越远。最后他有了另外一个全新民族的名字和新民族的鼻子。多少年之后，他带着不是亚美尼亚血统的妻子来看望父母时，会对妻子耳语，说简直不知道怎样同“这些人”说话才是。
　　亚美尼亚文化和美国主体文化的冲突，从小说本身也可以看出来。当描述对象和亚美尼亚有关时，作者都处理得非常得心应手，可读性很强；当描写到美国、亚美尼亚在美国的移民以及移民的后代时，大都类似漫画的手法，缺乏深度。
　　《泽贝莉》对人物的描写是粗线条的，但它对二十世纪这次种族灭绝大屠杀的惨痛回忆，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兴趣深入了解这类题材的读者可以读一读另外一本同类题材的小说——诗人皮特·巴拉金写的《命运之黑犬：一个亚美尼亚人的儿子对亚美尼亚历史的探解》。巴拉金的小说也是通过一个逃亡到美国的亚美尼亚年长的外祖母来叙述故事的。科里卡莲的《泽贝莉》和巴拉金的《命运之黑犬》都向我们提出了同样尖锐的问题：人能压抑自己的历史吗？人如何叙述“恐怖得无可形容”之历史？在垂死时，泽贝莉用亚美尼亚语对孙子说，“我的生命就像摔破了的碗。”遗憾的是，孙子不懂亚美尼亚语。而用英语又表达不出本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