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小说

　　美国“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派作家约翰·霍克斯(JohnHawks)　曾说过：“我开始写虚构作品时，自以为长篇小说的真正敌人乃是情节、性格、置景与主题；将这些对虚构作品的烂熟想法遗弃了后，所余剩下的实在只不过是想象力或结构。”
　　霍克斯发表这些打破传统观念的谈话时是一九六五年。六十年代是美国的社会动荡与文化变迁最激烈的时期。而五十年代的美国却是寂静而缺乏刺激的太平时期。一九六○年肯尼迪总统的当选，为美国生活各方面带来了一点冲劲，知识分子以及能够冲破传统框框的文化新见很受重视。霍克斯对长篇小说的看法也许是不够正统，可是这些新见所引起的讨论对文化发展是有利的。肯尼迪在职期间虽然短促，他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却很大。
　　当时已经成名的诺曼·梅勒在他一九六三年的作品《总统文件》(The　Presdential　Papers)中，甚至把总统的政见与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式的激进主义联在一起。在他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小说《美国之梦想》(An　American　Dream)中，主角罗杰克被描写为肯尼迪的相识者。梅勒的创作思想过程显然受了肯尼迪总统理想主义的影响。其他作家如高尔·维达尔(Gore　Vidal)，菲力浦·劳思(Philip　Roth)，索尔·贝娄(Saul　Bellon)的作品中都有这类倾向。
　　六十年代的开端是美国小说创作与作家创造想象力的广大扩展的时期。约瑟夫·海勒于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反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对第二次大战的描绘已不是自然主义的写法，而是狂妄荒诞的形容，读来犹如幻想世界，可是却又奇异地适合当代美国。库特·冯尼格(Kurt　Vonnegut)于一九六一年的《母夜》与一九六九年的《第五号屠宰场》也描述了战争的荒谬；他所用的科幻小说手法更是在创作技巧上别开生面。(文艺批评界与学术界开头轻视冯尼格为“科幻小说作家”，后来才认识了他的文学才艺)。汤麦斯·品钦(ThomasPynchon)一九六三年的《V》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
　　作家对世界奇异的不同的看法，在当时的美国受到鼓励。随后，肯尼迪总统一九六三年的被刺及越南战争的迅速扩展，对美国人说来则更具体地证明了世界现实的荒谬。人类行为的可怖性令人不寒而栗，而作家却有了机会发挥多样性的才能。
　　除了讥讽，科幻，漫画性描述，心理分析等创作手法外，六十年代以杜鲁曼·卡波地的《冷血》(一九六六年)为始，又出现了所谓“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其实这种以小说技巧报道实事的手法并不是初创。“非虚构小说”的出现只不过表明作家们对创作风格尝试的意愿。梅勒一九六八年的《夜晚的军队》(The　Armies　of　TheNight)，描写美国民间反越战大游行向华盛顿国防部“进军”示威的情况。梅勒本人也是反战游行的参加者。他把这本后来获奖的著作标为“历史如小说；小说如历史”。
　　继“非虚构小说”的出现，就是所谓“新新闻学”(New　Journalism)的兴起。青年记者们厌倦了实事纪事的新闻写作，开始用对白，场面，第三者观点，心理描写等来报道纪录荒诞、落拓、疯狂(吸毒、性自由、摇摆音乐等)的六十年代的现实情况。这些“新新闻记者”有的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
　　我曾注意到国内的介绍外国文学文字中喜欢将各作家分门别类，划为各种“流派”。这类的划分，我认为有时不免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没有一个作家会自觉地声明自己属何种“流派”。“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之分界线不一定是很明确的。(例如梅勒的很多初期作品可算是“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他的“非虚构小说”可算属于“新现实主义”；他的最近新作《古代的傍晚》则近于“后现代主义”。)六十年代的作品如果要分为“流派”，便有“新现实主义”与所谓“黑色幽默”(讥讽，荒诞，科幻手法)二个主流。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国际文学界对小说创作新尝试努力的趋向，也影响了美国作家；拉丁美洲作家更是这个国际文学趋向的先锋。法国的“新小说”(Nouveau　Roman)，以及佛拉地米尔·纳布考夫(Vladimir　Na－bokov)，山缪尔·倍格特(Samuel　Becket)的作风都引起了美国作家的兴趣。这个时代的黑人人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性自由运动所引致的所谓“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的文化，成为最新的先锋派(Avant－Garde)。这类运动所激奋起来的政治敏感，深切的影响了六十年代的小说。(政治敏感的第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更多黑人作家的成名。约翰·奥立佛·基伦斯〔John　Oliver　Killens〕与约翰·威廉姆斯〔John　A.Williams〕是这时代中的佼佼者。)
　　六十年代政治与社会状况的混乱多变，也反映在创作艺术上。尤其是在形式的多样上。“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此词就应时而起。所谓“后现代主义”，意思无非是说归回现代主义时期的新尝试与先锋派精神，可是却也反对正统现代主义被人视为一本正经的态度。约翰·巴思(John　Barth)，唐诺·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汤麦斯·品钦，威廉·格斯(William　H.Gass)在这时期所发表的作品，加上冯尼格，霍克斯等，都被喜爱分门别类的人士们归入于“后现代主义派”。
　　在某些人眼中，“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作家在作风上的装模做样。但是也有人目“后现代主义”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主流，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它的作风是自由，豪放，不受拘束。它的包罗万象的广泛意义使五十年代的所谓“南方小说”，“犹太小说”，“黑人小说”这类名词失却了重要性。七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进入了过度“放肆”的阶段，引起一部分批评家啧喷烦言。同时，政治的保守趋向与经济不景气现象也限制了文学创作的放任自由。小说的作风又在慢慢的回到较为保守的现实主义。《葛仑代尔》(Grended)作者约翰·茄德纳(John　Gardner，　已于最近因驶车出事去世)在他的《论道德小说》一书中已在提倡“道德的小说”(MoralFiction)，要回返传统的风格，即使连“后现代主义派”大将如约翰·巴思的一九七九年的《书信》(Let－ters)与约翰·霍克斯的一九七九年的《热情艺术家》(The　Passion　Art－ist)也显露出作者似在自觉地仿效现实主义的写法。
　　八十年代的美国小说艺术趋向如何，值得我们注意。现实主义的风行时期是三十年代。一九二九年经济萧条、工人普遍失业的现象，使著名作家如辛克莱、德莱塞、杜斯·帕索斯等都执笔描写社会不景气，失业、城市败落、农村贫困各种现实情况。在这时期，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似是小说写作的惟一“自然”的道路。新作家如《愤怒的葡萄》作者约翰·史坦倍克，及《烟草路》作者欧斯金·考德威尔都是在这时成名。(海明威，福克纳，菲兹杰拉德等都系在二十年代出名)。
　　四十年代又是另一个段落，不少描写战争的小说在此时期出现，最令人注意的当然是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梅勒也是犹太籍。慢慢的，所谓“犹太小说”，“南方小说”，“黑人小说”这些名词在五十年代成型。新一代的小说家与海明威、福克纳时期宛然不同。作家如要写作自己所熟悉的，便不免在取材方面露出本人的背景。犹太作家如索尔·贝娄、伯纳·马拉默德、菲力浦·劳思都在美国文学上起了偌大的影响。所谓南方作家如特鲁曼·卡波地、卡逊·麦克勒斯(CarsonMcCullers)、尤陀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等描写了美国南方的败落。黑人作家著名的有李却·赖特、詹姆斯·鲍德温、赖尔夫·埃立逊等。萨林格、契佛、厄普代克等则并不属于这些所谓“地区”(Re－gional)作家范围之内。因为上述的作家们已经超出了“地区”的范围。美国名家的不断获得诺贝尔奖，证明美国文学达到国际的声望。如果仍把已获诺贝尔奖的贝娄与艾萨克·辛格列为“犹太作家”，未免贻笑大方。以“地区性”来分别作家，正如以“流派性”来分别作家，不过是批评家的一种措施而已。
　　我们站在八十年代，回顾美国写作在过去二十年来对小说新法的尝试。所谓“后现代主义”派作家在创作形式上的自由放纵，打开了很多新门路。不过过分的创新，有时不免露出装模作样的马脚。过分的装模作样便会引起反感。八十年代的美国小说创作也许会反映这些反感，而回到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我们也许可称这类新的现实主义为“后现实主义”(Post－Realism)。
　　过去半世纪的成就表明，美国小说艺术已在国际上立住了足，重要的作家们也成为世界性的，与他国作家相比，不见逊色。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小说尚被目为英国小说的一个支派(赫曼·梅尔维尔生前不受重视；亨利·詹姆斯情愿住在英国写作)，到了二十年代，海明威、福克纳一代的作家崭露头角，开始引起国际注意。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表明，美国文学已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立住了足。八十年代将是美国小说艺术发展更蓬勃的年代。
　　一九八三年七月七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