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天道”还是“人道”？

　　按照如今比较流行的概念，上一个世纪进入中国的进化论，自当属于典型的“西方话语权力”，因为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乃至优胜劣败规律，被解作西方列强进行民族扩张的意识形态——尽管列强早在进化论诞生之前数个世纪就已经进行民族扩张了。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正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自己，当年把进化论作为一种推动变革和民族自强的意识形态——一种思想武器，从西方引进的。如今，无论是把进化论作为科学假说还是意识形态来怀疑和批判，可以施之于前者的，都难以回避后者。
　　虽然“天道远，人道迩”，但中国人总喜欢用“天道”来指导“人道”。在上一个世纪的中国，进化论是被作为“天道”——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来接受的，目的就是用于“人道”——民族道路的选择，政府政策的选择，生存或死亡的选择。如今，在二十世纪末，人们对进化论的怀疑或批判，其思路也是要证明其并非“天道”，而是一种被伪装成“天道”的不好的“人道”。对进化论的怀疑始于科学，就是“搜”进化论之根。
　　按照波普尔的观点，科学本身就具有假说性质，因此，进化论如果在科学上被证伪也是很正常的，然而，当科学假说已经“外溢”为意识形态的时候，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近代的许多科学假说，都曾起到过意识形态的作用。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就动摇了基督教的宗教意识形态。我们在今天也在肯定哥白尼学说的这种历史作用，不是在肯定其科学性，而是在肯定其意识形态作用。今天，人们对进化论的怀疑，也不是局限于怀疑其科学性，而是要清算其意识形态作用。当人们在这个世纪未有余裕坐下来检讨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时，发现进化论像个影子甩也甩不掉的时候，便可能会忘记了这个理论当时的接受情境，忘记了它在中国人不那么平静的时候曾给我们的赐予。
　　其实，关于进化论的接受或放弃的问题，不在科学性，而在选择性。即便“天道”如此，“人道”便当如此吗？即便自然如此，社会便当如此吗？这样的问题，至少是可以一问的。可惜，这样的问题一个世纪以来很少被人问过，到今天也是这样。
　　对于上一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天演”，即是自然之理、历史之理，也是被侵略民族不得不接受的残酷事实，因而，中国人接受进化论，其心理和情感，就不能不是复杂的，因为：接受进化论的历史模式和世界模式，不仅意味着承认中国历史道路的失败，还意味着中国人持守千年的那种人与人关系的模式的失败，人间“公理”的失败，甚至意味着对民族压迫失去一种道义上的批判权力。
　　杨度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于今世界无公理，只说爱人心利己，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这样一种矛盾：“天演”的自然之理与人类社会的“公理”的矛盾——这不是东西方两种生存观的矛盾，而是西方意识形态自身中的矛盾。
　　尽管声音非常微弱，世纪初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在开始怀疑把进化论作为“人道”的选择了。比如陈望道在一九一九年就说：“这种以生物的进化做人类生活模型的议论，简直无异于叫人类去做畜牲”，直接指出从进化论衍生的“丛林原则”与人类生活理想的矛盾。邵力子在一九二○年提出“强国应否提倡”的问题，朱执信在一九一九年提出不做醒了的狮子而做醒了的人，就都已经把问题扩展到国家道路的选择的层面上了。只是由于这些议论与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欺凌的状况相距太远，与中华民族求变求强的心理相距太远，所以就显得不着边际。但它们作为一种清醒的理性的声音，对于那种在民族关系、人类关系乃至民族发展问题上的非道德化倾向，可能起到一种解毒的作用。
　　人怎样行为，要受草木野兽的启发，这看起来有点荒诞；但是，告诉你草木野兽的生存之道都是如此，人在做这样选择的时候，也许就可以多少理直气壮一些。把一个事实当作“天道”来接受下来，多少令人心安。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接受了“强者”强加给我们的“道理”，我们也就失去了在道义上对“强者”的批判能力。近代以来的中国人，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实在是太想“强”了。但是，在他们面前的世界中，并没有“善而强”的范本。放在眼前的“强”的范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成长道路”。这就是选择的难局，也是进化论在中国接受史的背景。
　　人类的历史实践至少证伪了进化论在民族关系领域的衍生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也是进化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形疑，被清算的认识史背景。然而，把“天道”作为一种强势理论直接导入“人道”的思维习惯是否也可以清算呢？“人道”的弱势地位又说明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