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应该告别方术。只是为了弥补《中国方术考》留下的各种遗憾，只是为了追论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在等待再版的同时，我又写了这本《续中国方术考》。本书与它的前身一样，也是以考古材料为主，也是讨论早期方术，但不同点是，结构比较松散，思路比较开阔，我自己的感觉是，它比前书更接近我想讨论的“绝地天通”(我在《中国方术考》再版前言中计划要写的三个题目之一)。
虽然我对材料的搜集还是兜不住底，我对主题的讨论也很不充分。
古今可以比较吗？
在《续中国方术考》中，我想贯穿我对“现代化”的古代思考，一个可能会被视为荒诞的念头。
首先，在这本书中，我的“时间观念”很差，差到常常淆乱古今，竟把考古学家才关心的时段和我们正在“走向富强”的时代相提并论。我并不相信历史学家告诉我的基本常识：“现代”和“古代”绝不可同日而语。我不但怀疑“现代化”的高贵出身，也怀疑“现代化”的绝对优越。比如我对“黄赌毒”一类问题的讨论(见本书的《卜赌同源》、《药毒一家》)，比如我用“方术”消解“科学”、“礼仪”消解“宗教”(见本书的《天地悠悠》、《秦汉礼仪中的宗教》)，想法都是如此。人以为同者，我或以为不同；人以为不同者，我或以为同。
当然，我也并非成心跟历史学家找茬，或如时下“愤青”者流刻意要去颠覆什么。我只是觉得过去的“时间表”虽貌似合理，可简单的事实都摆不进去。
小时候读历史，咱们都受过教育。有很多观念，在别人在自己，都是根深蒂固。谁都知道我们有个很大的“时间表”，甭管地球上的哪个角落，也甭管两地之间有没有传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得遵循“规律”，就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什么时候该有什么物质水平，什么时候该有什么社会形态，什么时候该有什么思想文化，多少总得有点“同步性”。即便冬天开花，夏天降雪，偶尔也有例外(考古学不断告诉我们这样的例外)，但事情总得八九不离十，绝不能离谱太远。学者称为“综合年代学”。有人说，如此教学，大概只有我们这儿，只有讲马克思主义的地方，那可错了。不信，您可以到台北故宫看看。那栋建筑的一层有个展览，叫“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关系”，专门就是讲哪一年或哪些年世界上的不同地方都发生了什么，一样有这种“综合年代学”，一样有我们坐在电视机前，通过卫星天线才能找到的感觉。我们的“时间表”是现代“时间表”。大家对这个“时间表”，见仁见智，或许不同，可是谁都相信，事情总是螺旋上升，加速发展，甭管分三段五段，“现代”(或曰“近代”)是一段，“传统”是一段，这是基本划分(八十年代流行“与传统决裂”，九十年代流行“弘扬传统文化”，其说则异，其心则一)。所以我们要讲比较，当然只能是“同期比较”。不同时期，特别是“现代”和“古代”，肯定没法比。一定要比，那也像乞丐和龙王比宝，优劣悬殊大到不可想像。比也等于没比。
听侯宝林说相声，谁都知道，“关公战秦琼”是很可笑的事：一个汉季之人，一个唐初之人，他俩怎么交手？可是“使李将军逢高皇帝”，或“亚瑟王宫廷中的美国佬”，并非全是文学想像，即使在咱们每个人的头脑里，也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任你任我都控制不住。比如我还记得“文革”中有个“反革命事件”，著名的“伊林·涤西事件”。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尖着嗓子讲话。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那么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那么远。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案：后一句话有语病)，“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当时有两个农大附中的学生胆子真大，他们化名“伊林·涤西”，在清华大学贴大字报，说敬爱的林副主席，您这话可不太合适，也违反马列主义，今人不比古人高，古人不比今人傻(大意)。这话几乎送了他们的命(差点被他们的同学塞进冰窟窿)。还有回忆奥运史，类似的比较也很多。比如跳高、跳远、赛跑、游泳，只要有时间可以掐表，有距离可以丈量，甭管你是什么时候的人，都可以立决高下。这对我们的想像是巨大鼓舞。人越跑越快，越跳越高，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所以推而广之，就连竞技体育我们也敢这么想。如最近美国篮坛巨星(昔日的巨星)贾巴尔上咱们这儿访问，记者向他提问，说你和乔丹谁强。他不好回答，别人也不好回答(让现在的贾巴尔跟现在的乔丹比太不公平，让现在的乔丹跟当年的贾巴尔比又绝无可能)，可比的想法却深入人心，没人觉得荒诞(和体育史上的“进步观念”相似，我们的“进步观念”也是建立在可供比较、可供计算的“发明记录”和“生产力水平”之上。至于其他方面，我们还缺乏共识。虽然有人说，我们一定会找到某种“换算方法”，可是不问环境，不问难度，不抱设身处地“了解之同情”，“比较”又有什么意义？)。
八九年前，因为在学校讲《孙子兵法》，我曾把英国战略家哈特为格里菲斯《孙子兵法》英译本写的序言念给学生听。哈特说“《孙子兵法》在论‘战争艺术’的作品中出现最早，但其闳阔深远，却迄无超越者。此书真可谓集运用之妙的大成。在以往所有的军事思想家当中，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之相比，但就连他也比孙子要‘过时’，显得有点古老陈旧，尽管他著书立说比孙子晚了两千多年。孙子有更清晰的眼光，更深刻的见解，和可以垂之永久的魅力”，这样的话，学生爱听，我也爱听，但并不相信。当时我说，他可把孙子给吹神了，神得都让咱们不好意思，大家别当真。可是后来书读得多了一点，我才发现，哈特的“溢美之辞”倒也不无道理。因为西方的兵法有什么呢？古典时代，他们是拿史书当兵书，拿战例当兵书；中世纪也没什么像样的书，除了军制、阵法、器械之类，乏善可陈(参看Gerard Chaliand，The Art of War in World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他们的兵书确实是到十九世纪才成气候(西方的“现代化”，很多“制度发明”和“精神创造”都在十九世纪)。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有两个背景，一是平民将帅拿破仑不守贵族战法，把普鲁士打得落花流水，克劳塞维茨被俘，有奇耻大辱。他是受了这个刺激才写《战争论》。二是他有德国古典哲学的训练，学过康德，擅长思辨，对军旅之事有战略眼光。《孙子》和《战争论》的年代当然相差很远，但背景却有类似之处。它的横空出世，也是因为两条，一是“兵不厌诈”对贵族战法的挑战，二是诸子百家的思想活跃。哈特要比，他不拿此公比，又拿谁来比呢？
这也可以算“关公战秦琼”。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中西的三大不同
本书是讨论中国方术。中国以外，语言不灵，知识贫乏，我不敢做比较研究。但我们研究自己，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比较，那也不是。粗糙的想法还是有一点。
小时候读历史，我们总是习惯于相信，中国和西方在“现代”以前有相似进程(当然，在缺乏比较或难以比较的情况下，西方史学家也使用过“东方”或“亚细亚”这类含混不清的概念，如以大河灌溉、农村公社、专制主义为我们的特点。中国史学界的“封建专制主义”一词就是以他们对我们的印象[专制主义]和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封建主义]拼凑而成。这是非常荒诞的一个词)。后来我们停滞不前，让他们一个加速跑甩在后面。这是基本的“同”和“不同”。等我年龄大一点，我才发现，所谓“世界史”，它的拼凑很勉强。明明大不相同，空间悬隔，没事，只要时间相近，就可以凑一堆、搁一块，对照参看。相反，即使酷为相似，如果时间拉得太长，分属“现代”和“古代”，则拒绝比较。一定要比，也是早了不行晚了不是(不是嫌其“早熟”，就是恨其“停滞”)。我看，这种想法很有问题，恐怕远不如利玛窦下车伊始的“第一印象”(见本书的《利玛窦与“三首巨怪”》)或伏尔泰道听途说的“好心误读”更近真相。
因为他们对差异的感受比较新鲜，不像后来的我们，看见了也说没看见。
在我看来，中国和西方差异大，不是一时半会儿大，而是从始至终大，但两者仍有可比之处。它们的不同，有些是配方的不同，药味其实差不多；或者像翻毛大衣里外穿，你可以把毛面穿在外面，也可以把毛面穿在里面，大衣有两个面还是一样的。比如欧洲和我们，两者都有自己的宗教传统和国家形态，都有整合政教，变血缘组织为地缘组织，把后者做大的过程；为了消弭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冲突，为了超越小社群的狭隘和局限，双方都有“大一统”的冲动(由酋豪而王，由王而帝)。但最简单的对比可以告诉我们，两者的取径实大不相同。我们中国，从前也是小国寡民，也是封建诸侯，但两千多年前就有法典化的统一民族国家，发达的文官政治(郡县制度和察举考核制度)和涉及广泛、推行普遍的标准化。这同欧洲历史的对比很强烈。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他们看中国像罗马，是把中国当他们的“过去”(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看中国，他们想到的是自己的“古代”)，而十八世纪，欧洲正在做和准备做类似中国的事情(如政教分离，建立文官政治等)，启蒙思想家中的某些人对中国一见倾心，他们又把中国当他们的“未来”(可见欧洲受惠中国，并不仅仅是“四大发明”，也包括制度创设)。十九世纪以来，全球扩张的欧洲搭上时代快车，“羽翼已就，横绝四海”，他们才不把中国放在眼里，我们才对他们无可奈何。现在的“全球化”是西方的“全球化”，特别是美国的“全球化”。但欧洲由“王道”进于“帝道”一直步履艰难。他们虽然也有希腊化时代，也有疆域不小的罗马帝国，也有御守北边的长城(哈德良长城)，但他们的帝国都是昙花一现。我们的“帝国主义”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相沿不改，“万里长城永不倒”。而他们的“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很不发达，发达起来是在我们衰落之后。即使今天，欧洲也还是小国林立国王一大堆(比任何一洲的国王都多)，车不同轨(英国的车左行，大陆的车右行)，书不同文(巴比伦塔的问题比哪儿都严重)，米尺和英尺打架，公斤同英磅冲突，欧元也是从今年才刚刚启动(欧洲统一自钱始)。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欧洲貌似年轻而其实古老，中国貌似古老而其实年轻。两者的制度发明，内容相似的发明，几乎样样都有“时间差”，空当儿很长的“时间错位”。真正的对话反而是在“古代”和“现代”之间。
欧洲和中国不同，首先是政教关系不同。我想讨论的“绝地天通”，“天”是宗教，“地”是国家。他们是“天”包“地”，我们是“地”包“天”。中国的“大一统”首先是国家“大一统”，其次是文化“大一统”，全是世俗意义上的“大一统”。宗教“大一统”，汉武帝试过，很不成功(见本书的《秦汉礼仪中的宗教》)，只能摆在国家下边，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同今日美国的情况)。我们这样做，要按他们的宗教规定，那是成何体统？但从国家主义的观点看，却是好处多多，不但各种宗教可以和平共处(我们的传统是“三教合流”，各种宗教的混融很厉害)，而且个人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大(可以同时信好几个宗教。不像西方，信仰不同，剑拔弩张；彼此相爱，婚都结不了)。西方没有我们这样的“大一统”，他们只有宗教“大一统”。他们的宗教，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普世性的宗教，超国家的大宗教。犹太教是亡国绝祀之教，除战后的以色列，一向没有国家可以依托。它和从它派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超国家”的性质。对内缺乏宽容，对外强加于人，不但有宗教裁判，而且有宗教战争(上述三教有同源关系，但打得最凶就是他们，至今仍是国际争端的“老大难”)，和我们大不一样(他们只有“传教”没有“取经”，我们只有“取经”没有“传教”)。
中国和欧洲很不一样，还有一个方面是贵族传统。他们的“小国林立，国王一大堆”，如果同我们比，无论西洋史家，还是中国学者，只要不带偏见，马上想到的都是中国早期的格局，而不是秦始皇以后的格局。中国的格局，春秋和春秋以前也是贵族的天下：国君是贵族，卿大夫是贵族，士也是贵族子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凡是披坚执锐的武士(无论将帅还是士兵)都是一色儿的贵族。我们的官制，从趋势上讲，“天官”(与宗教和礼仪有关的职官)不如“地官”(与行政和军事有关的职官)，武官不如文官。四民之序是“士农工商”，其中没有僧侣。中国的“刹帝利”(武士)地位很高，本来就不在“婆罗门”(僧侣)之下(至少从商代已如此)，后来平民当兵，可以凭军功取爵，贵族变平民，平民变贵族，容易得很。战国以来，中国不但有平民卿相，后来就连皇帝都可能出身草莽。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我们的传统。中国贵族传统的崩溃相当早，和西方的时间差至少在两千年以上。秦代以下，虽然帝室不废、门阀世族也曾显赫一时，但他们并不是欧式贵族。欧式贵族是来自部落酋豪，是来自蛮族武士，和我们大不一样。
此外，中国的“造反”或曰“农民战争”也很有特色。有人说，这是“五朵金花”，已经过时，不值得研究，我不同意(过去对“农民战争”只讲正面，不讲负面，当然不妥。但现在有人说它是“痞子运动”，也大谬不然)。因为同西方相比，我们中国的“造反”实在太有特色：一是“合理性”强(在道统、法统两方面都留有余地)，二是“周期性”强(二三百年必有一回)。我们的老百姓就像惯坏的小孩，打也打过多少回，哄也哄过多少遍，软硬不吃，什么都不怵。只要他们乐意，神圣和正义总在他们这一边(在小说中，孙悟空大闹天宫，谁也管不了，原因是他不信教。可是在生活中，宗教却是造反的重要武器)。这种平民传统，和欧洲大不一样。欧洲的老百姓，一畏神鬼，二怕贵族，没有文化，没有武器，没有组织，不像我们的“造反”，官、绅、士三位一体，上有领导，下有群众，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从宋江、林冲到武松、李逵，一应俱全)，政权的替代系统(或潜在的备用政权)早就装在社会硬盘上，只要时机一到，随时可以启动。它不仅是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反体制因素，也是社会再造和改朝换代的工具，实际上是起制衡作用，等于保险装置(西方人说阿提拉是“上帝的鞭子”。如果说上帝要惩罚我们的文明，那么他手里拿着的就是两条鞭子，一条是蛮族入侵，一条是造反有理。我们的内忧与外患总是与时俱来)。
这“三大不同”的比较都是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以我的能力，甭说深入研究，就连皮毛都谈不上。但我相信，中西比较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打乱原来的时间表。原来认为不可比较的，现在恰恰要认真比较。
我说的“中国古代的‘现代化’”就是属于这样的比较。
阴阳割昏晓
在我的这本小书中，还有一个欲说还休、不敢深入的领域，那就是清末以来日益引起学者关注的“边疆史地研究”和“边疆考古研究”(按拉铁摩尔的说法，这是“亚帝国主义”的产物)。这也是牵动全局的大问题(本世纪中国的“三大发现”，西域汉简和敦煌遗书两大发现都与西方探险有关。中国的学术是借这些发现而与国际汉学接轨。从此，我们才明白，满、蒙、回、藏不仅是中国疆域之半，也是中国历史之半)。比如我对胡巫、翁仲、突厥方向、密教房中术的讨论都涉及到这一方面(见本书的《先秦两汉文字中的“巫”》、《秦汉礼仪中的宗教》、《说早期地图的方向》、《东汉魏晋南北朝房中经典流派考》)。
时间的讨论需要地理眼光。
打开地图，在东半球的北部，即这个世界上最热闹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一幅有趣的“阴阳图”。这个图的中间是一条由高原、荒漠、绿洲、草原连缀而成的干旱带。这条干旱带只有一部分与北半球的“回归荒漠带”(地球上的沙漠和荒原主要分布于南北回归线上，故称)重合，即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其他高纬度的荒漠则是由亚洲中西部的高山峻岭阻断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而造成(这是世界上纬度最高的荒漠)。它就像太极图上分割阴阳的曲线。曲线从北非的撒哈拉沙漠、西亚的阿拉伯沙漠，经伊朗高原和土耳其斯坦，进入地形复杂的欧亚草原，主要是伊斯兰世界(居民以阿拉伯民族和突厥民族为主)，是“骑马民族”活动的走廊(世界上最灿烂辉煌的宗教文化，最豪华奢侈的商品货物，最血腥野蛮的掠夺战争，都是沿着这条走廊，由马匹和驼队向两厢传播，就像海路和舟楫在我们更熟悉的那个“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走廊的两侧是农业文明。左侧即“阴阳图”的阴面，是欧洲各国，是西方，是基督教世界(犹太教夹处其中)；右侧即“阴阳图”的阳面，是中、印等国，信仰比较复杂。佛教是这一区域最有“世界性”的宗教，但远不如另外两个区域那么清一色：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但现在是以印度教的居民最多；中国也是佛教的主要传播区，但中国的宗教一直是多元化。我手边有本地图册，它讲各国居民信什么教，全都一清二楚，惟独中国，是作六个字，叫“宗教信仰自由”。
佛教和基督教是从这条干旱带的两侧发源，分别向东和向西传播，中间留下后起的伊斯兰教。这种局面和“野蛮化”有关(“野蛮化”当然是农业民族的话语，这里虽用旧名，但并无贬义)。
对比中国和西方，我们不难发现，两者都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野蛮化”过程。但“野蛮化”和“文明化”是互动过程。欧洲和中国，它们的文明源头，都在上述干旱带的边缘，在这些边缘的大河地区(“夷夏”、“胡汉”实为孪生关系)。各大宗教的发源地也在附近。他们的干旱带是在南在东，我们的干旱带是在西在北，文明、野蛮的消长，顺序不太一样。前者的“文明化”是自南而北，“野蛮化”是自北而南。西亚、北非是“蝉”，希腊、罗马是“螳螂”，日耳曼是“黄雀”(日耳曼地区略相当于中国的东北。匈奴、突厥、蒙古人的草原帝国厕身其间，对欧亚两洲的“野蛮化”都有影响)。我们的“文明化”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还值得研究，但“野蛮化”的问题一样很突出。司马迁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记·六国年表》)。西北征服东南，东南腐化西北，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历史上也有“野蛮化”，但我们对“野蛮化”的抵抗和吸纳比他们成功。他们的“野蛮化”是文明臻于腐败后的大换血，原来的文明被摧毁、打断、遗忘，变成“失落的文明”。我们的“野蛮化”，宋以前是南北推移(案：中国的南北对抗，先秦两汉是围绕三条线，一条是“长城线”，约北纬四十一度左右，即今包头、呼和浩特、集宁、张家口、北京一线；一条是“胡汉推移线”，约当北纬三十八度左右，即今银川、榆林、太原、石家庄一线；一条是“王都线”，约当北纬三十五度左右，即今咸阳、西安、洛阳、郑州一线。汉强，北据长城；胡盛，退守王都，中间那道线是相持地带。两汉以后，其第二和第三条线不断南移。南方的开发与北方入侵有关)，宋以后是轮流坐庄，疗程长而药效缓，后来的文明与原来的文明不但前后相接，而且“腐化”与“征服”相比，总是略占上风(“腐化”是“文明”的基本标志)。
上面的“三大不同”和这样的地理背景是什么关系？和“文明”、“野蛮”的互动模型是什么关系？我经常在想(只是想，并不是研究——这辈子都不敢研究)。有些想法当然会影响到本书的研究。
我知道，学术是个只有内行才配进入的天堂，但外行的想法对我一点也不次要(与天堂相比，我更想呆在地上)。
当我写作此文时，我曾犹豫再三：我是把自己的幼稚想法和盘托出呢？还是把它们悄悄藏在心里？
藏拙不如献丑。我把我的思考，不揣浅陋地写在这篇小文里。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写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时当北约狂轰滥炸南斯拉夫之际。
(《续中国方术考》，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