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海明威与未发表小说

　　美国海明威传记《青春的岁月：早年的海明威》(牛津大学版，一九八五年)撰写者彼得·格利芬在研究海明威历史的过程中，得到海明威与哈德莱生的儿子杰克·海明威的同意，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八日《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雇佣兵》《梣树树根的筋》(这两篇译文刊于《世界文学》一九八六年第三期)和《歧路》。
　　今年五月美国拥有出版海明威作品专权的斯克利布纳出版社出版了海明威尚未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伊甸乐园》。这是自海明威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自杀之后出版的第十部遗作。
　　海明威在自杀之前几年，得知在巴黎里兹大旅店还保存着他差不多四十多年前置放在那儿的两只箱子。除了旧衣物之外，箱子里庋藏着十几本蓝色和黄色封面的笔记本，笔记本里有不少海明威用铅笔写的手稿，详细地记叙了他早年在巴黎的活动。这些后来成为他撰写的回忆录《圣节》(一九六四)的基础。
　　海明威在回忆录中回忆起一九二二年他跟第一位妻子哈德莱·里查逊之间的一段轶事。那年，海明威正在洛桑为《多伦多明星日报》采访和平会议。里查逊将他的未发表的小说原稿放在一只箱子里离开了巴黎的寓室去洛桑，与海明威会面。不料，在里昂车站，书箱被窃。
　　自此之后，海明威传记撰写者和研究者都认为他在遇见哈德莱和一九二一年移往巴黎之前所写的所有小说都已被窃。但是，在一九七二年，海明威的第四位妻子玛丽·海明威将她丈夫的手稿存在约·肯尼迪图书馆后，专家们发现海明威的早期五篇小说并没有被窃。
　　在《歧路》的肖像画中，作家描述了两种不同的人——有的与没有的。海明威以极简练的笔触素描了湖湾区漂亮的寄住在人家的孤女波琳·斯诺。“她跟着他一块儿走了黄昏的路。向沙勒沃伊湖迤逦的山脉上一抹血红的晚霞，波琳对阿特说，‘你瞧那多美呵，阿特？’
　　“‘咱们出来不是聊落日的，妞儿！’阿特说，伸手搂住了她。”海明威用含蓄的笔调表明对自然和美的不同的感觉所造成的歧异和痛苦。这种歧异甚至后来毁了优雅、美丽、单纯的波琳。海明威还描写了赫德老头和赫德太太的爱情。“她有一次告诉我妈——‘那会儿，我可是个漂亮的妞儿呢。’
　　“赫德每晚总是到老阿玛克酒馆来。一句话不说，只是瞧她做买卖把一切弄得个乱七八糟。他不伸手帮她劈柴啦什么的。他站着袖手旁观，瞅着她绝望地胡混日子。站了一会儿后，他开腔道，‘萨拉，你最好嫁给我吧。’”海明威显露了他早年的幽默。赫德老头“一张瞧上去不怎么地道的脸”，“下巴嘛，似乎有点儿偷偷摸摸的”，“眼睛兜圈儿红”，“鼻孔老是血红血红的”，而赫德太太回忆当年的爱情时说：“可怕的是他当初跟他现在瞧上去一模一样。”
　　奥吉韦印第安人比利·吉尔贝特的命运是令人同情的。他太太是“密执安北部地区最漂亮的印第安娘儿”，“生了两个胖墩墩的棕色皮肤的小子”。他一九一五年报名去苏格兰高原兵团服役。打完仗穿着苏格兰裙子回到家乡，引起满街的议论与嘲弄。他发现家屋空空如也，邻居告诉他“她跟西蒙·格林的儿子跑啦。”
　　作家描写道，“比利转过身，背上背包，迈着苏格兰高地人的脚步走向夜色苍茫的大路，无边苏格兰圆帽歪在脑袋一边，光溜溜的脚在褶叠短裙下迈着步子，就象它们曾经在巴鲍墨——坎姆勃莱路上迈步一样。他的脸庞象往常一样麻木而毫无表情，但他的眼睛透过夜色却瞧得很远很远。……”这种简洁的戏剧性镜头表达了作家最早期的对战争的失望情绪。正如海明威后来说的：“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这些战争年头，发生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最凶残、指挥最糟糕的屠杀。”(《战争中的人们》，董衡巽节译)
　　《歧路》中的人物的歧异并不在于家庭背景、金钱和财富，事业的成功与否。最完美的人们有美感、冒险的勇气、诚实与富有牺牲精神。然而，这些完美的人们的品质却成为不幸的根源：他们每每受到创伤，甚至有时还遭到摧残。这是海明威在嗣后的《别了，武器》中一再重复的一种潜在的思想意识。
　　人们在《雇佣兵》和《梣树树根的筋》中看到了海明威一直在探讨与摸索的主题：死亡。面对死亡的人生百态：同样都是“男子汉大丈夫”“硬汉子”，有玩世不恭，有嘲弄，有愚昧，有一种悲壮的美感。在《雇佣兵》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格拉夫斯以一种“勇士”的气概，面对情人的丈夫罗保的挑战；决斗中，当意大利英雄罗保被吓得魂不附体时，格拉夫斯却镇定自若。在罗保准备抢先偷射的千钧一发之间，他拔枪打飞了罗保的枪。他把枪插进枪套，拿上野战背包，往门口走去，但在桌边停下步来，站着一仰脖子把咖啡喝干了。——这是格拉夫斯面对死亡的“优雅风度”。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梣树树根的筋》。作家留下无穷的余裕让读者去思索。神手伊万斯，一个职业的芝加哥杀手，并不是因为酗酒，并不是因为美女，而是因为家乡的一支歌，而就擒于警察。小说的内涵是什么？一个一伸手拔枪就可以打死任何人的“硬汉”，一个不为任何女色所动的杀手，却在卡罗索吟唱的意大利歌剧“心儿已碎”的歌声中解除了武装。一听到音乐，他的脸庞顿时亮了起来，然后遮上一片阴云，低下头眼睛盯着地板……。他想起了什么？风光明媚的意大利？摇篮？无邪的孩提的时光？母亲？朋友？抑或爱情？这是他的“弱点”，他的《梣树树根的筋》，难道这不是人类共同的“弱点”么？
　　海明威于一九四六年四十七岁时着手写作《伊甸乐园》，时辍时作，写了十五年；在此期间，他写作了《老人与海》《圣节》《海流中的岛屿》《危险的夏季》。一九四七年，海明威在写信给文艺批评家马克斯威尔·盖斯马时，曾提及这部小说的写作：“进行得很顺利，只是有时不得不砍去很糟糕的部分。”
　　斯克利布纳出版社编辑汤姆·杰克斯将一千五百页的手稿编辑成一部二百四十七页可供出版的小说。他说，“编辑海明威的书犹如和一位神在搏斗。”这项工作，对于三十五岁的杰克斯是十分不易的。他必须保证编辑出来的小说所有的遣词造句都是海明威的，具有海明威的风格。海明威在遗稿的空白处有时留下片言只语，给杰克斯编辑时以有益的启发；但大部分时候，杰克斯则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删减去原稿中的重复之处、多余的人物和附属的情节，使小说显得更为简约。《时代》周刊文艺批评家谢泼德认为，“小说的语言和节奏无疑是属于这位美国文学的万宝路牛仔的。”“有些段落让人们想起海明威比许多其他作家略胜一筹的地方：将行动与感情交织在一起，令人无法分辨。”
　　《伊甸乐园》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当过兵的青年作家大卫·布尔纳和他新婚的妻子卡杰琳二十年代中期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度蜜月的生活。里维埃拉海滨风光绮丽，气候温和，这对新婚夫妇在那里度过了他们黄金的时光：穿着渔夫衬衣和帆布便鞋，游泳，喝帕里埃鸡尾酒，赤身裸体晒日光浴。当时大卫刚发表第二部小说。一个黄金般的在文学事业上成功的前程正日益清晰地展现在他面前。然而，美丽而富有的卡杰琳却对丈夫的成功产生了嫉意。在性事上，她十分的不稳定。他们互相变换性事上的角色。卡杰琳后来引进了一个第三者玛丽塔，夫妇两人同时爱上了她。
　　海明威曾经写过，“这一切十分丑恶的东西开始的时候却都源自无辜。”小说所安排的场景与海明威早年的一次生活经历十分相似。当时他与第一位妻子哈德莱·理查逊一起度夏假，生活中出现了《时装》月刊巴黎编辑保琳·帕发弗，保琳一九二七年成了海明威的第二位妻子。小说中卡杰琳的性格的有些方面与斯各特·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的朋友)的妻子姗尔达十分相似，嫉忌心重，爱慕浮华、虚荣，精神生活恍惚不定。卡杰琳的性格和结局包含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她代表了如爱德蒙，威尔逊所说的“一场过于完美的、巧妙的青春性欲的梦幻”；另一方面，海明威想表述女人是原罪的祸根。对于大卫的艺术创作来说，卡杰琳无疑就是伊甸园的那禁果。
　　在小说中，大卫的女人们仅仅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犹如地中海的太阳和海水一样。他客观地观察着这外部世界，不由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他一边写作，一边和孤独感搏斗着。正如海明威说的，“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
　　海明威在大卫的身上，寄托着他早年文学的梦幻；人们通过大卫这个人物，如何在创作与女人的矛盾中周旋，为批评家的评论所欣喜、所苦恼，可以一窥海明威早期的写作生涯：
　　“他喝完酒之后，对邮差说了声再见，便沿着运河往咖啡馆走去。从远处海滩光着脑袋漫步回来，坐到树荫之中，真是太令人赏心悦目了；咖啡馆里又是这般的令人愉快而凉爽。他要了一杯味美思酒和汽水，拿出兜里的小刀，裁开信封。三封信全是出版社寄来的，两封信中鼓鼓囊囊地塞满了剪报和广告的清样。他瞅了一眼剪报，然后读长信。信函里透出一种轻快、审慎的乐观的调子。预言书的反应还为时过早，但一切瞧上去满不错。大部分的评论文章都好极了。当然也有糟糕的。那是在意料之中的。评论中有些句子下面给画上了杠杠，那可能可以用于广告之中的。出版家希望就书籍的反应而言能说得更多一些，但是关于书的销售却决不作任何的预测。这种做法真是糟糕。问题是书的反应不可能比这更好的了。说实在的，真是可以说是轰动。”
　　卡杰琳“侧着弓起身子往他那儿移去，这位年轻人醒眼躺着，回味着白天发生的事儿。很可能我压根儿就不会成功，他想，也许根本就别去想它，享用我们所有的一切，这样更明智些。当我必须干的时候，我会干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前一本书是好的，我现在必须写一部更好的书出来。”
　　“他给(玛丽塔)钥匙，当她拿来笔记在酒吧间里读小说，大卫坐在她身边读。他知道这样做是有失礼仪的，愚蠢的。他以前跟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做过，这与他关于写作的所有信念都是相悖逆的，但是他没去想它，只是一味想到此刻将手搂抱着这位姑娘，瞧稿纸线条上的字。他多么想和她一起读这小说，他多么想和她一起分享他从未跟任何别人分享过的东西，和她一起分享他相信不可能也不应该分享的东西。”
　　“那天当他终于放弃写作已是下午时光。他一走进工作室就写下了一句话，写完了之后，却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他将这句话划去，另构思一句，结果乃是一片完全的空白。他无法接着这句话写下去，虽然他明白该写什么。他又写了第一句简单的陈述句，然而简直不可能在纸上再写下第二句话。两小时过去了·情形依然如此。除了一句话之外，他什么也写不出来，句式越来越简单，非常的沉闷乏味。他这么坚持了四个小时，终于明白决心蛮干已无能为力……他承认这一点，但不愿接受这种现实，将打满了叉叉的笔记本合上丢在一边。”
　　海明威写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描写要成为真正的作家所需付出的代价。人们从上面节选的段落可约略窥见一斑。在小说中，海明威的主人公竭力在他强烈的、时时困扰他的写作欲望与一个嫉忌他花费过多时间于打字机上的妻子之间搞平衡。关于创作与女人的矛盾，海明威在他的论著中多次谈及过。在《午后之死》中，他说，“可是一旦进了瓶子，他们(纽约的作家)就呆在里头了。他们出了瓶子会感到寂寞。他们不想寂寞。他们害怕孤独地维持他们的信仰，怕女人不爱他们，没法在女人身上排遣掉寂寞，没法把他的寂寞与女人的寂寞集中起来分享……”美国文艺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刺戟感官的小说，反映了生活在弗罗里达州基维斯岛的享乐主义海明威的想象力以及为了保持这些想象力他所付出的艰苦的努力。
　　关于《伊甸乐园》所描述的性的内容，美国海明威研究者也作了一些研究。玛丽·海明威在一部自传作品《怎么回事》(How It Was)中曾提到她和她丈夫之间“兼两性的”(androg-ynous)生活。因此，有些研究者认为，海明威在《伊甸乐园》中描述的是他个人的经验。但勃妮丝·柯特花了八年的时间调查和研究，认为，海明威在描述中更着眼于“精神的素质”，而不是“性的特点”。
　　虽然海明威在《伊甸乐园》里借用了他早年创作和两次婚姻的经验，但这毕竟不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不能拿《伊甸乐园》大卫的生活不加分析地往海明威身上套。
　　从《雇佣兵》《梣树树根的筋》《歧路》到《伊甸乐园》横跨了海明威一生创作历程的时空，在他死亡二十四年之后发表，无疑对了解这位美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提供了另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