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给“悲哀”画像

　　曾经在一首怀念青海的诗的开头这样写下：“当我想起遥远的青海心中多么悲伤……”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下“悲伤”一词。为什么“悲伤”？
　　在奥斯卡·王尔德的《狱中记》里再次遇到这个词时，我明白了，他才是这个词的主人。他说，“在欢乐和欢笑后面，或许还有粗暴、生硬和无感觉的东西，但在悲哀之后始终是只有悲哀。”
　　一八九五年以前的王尔德一直是“站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艺术的象征性的关系中的人物”。他和他的唯美主义运动的朋友们在反抗社会的伪善、庸俗与狡诈时，不惜以一种伤风败俗的生活观念及艺术表现来标举自身。文学史上留下了他们的一笔，把他们视作为颓废萎靡的现代主义的一支。到一八九五年王尔德因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同性恋风波身陷囹圄时，唯美主义运动也自动落入了低迷。
　　监狱对王尔德来说，不是新生活的开始，更不是请求社会宽恕的忏悔地。监狱只是诗人生活破裂的见证，从此，叛逆者的姿态变成了绝望的挣扎。孤单、隔绝、对爱作徒劳的呼唤加深了对不幸的敏感。而另一个当事人，小道格拉斯此时则在别的什么地方享受着世界的温暖，他不仅未跟王尔德保持联系，反而想借自己与名人的绯闻赚取文化资本。这些都是快乐王子王尔德过去所无法想象的。于是有了深沉的悲哀。悲哀，在王尔德来说，意味着一个人在面对他的想象力无法把握的人生苦难时生出的恐惧与屈从。在每日的以泪洗面中，叛逆者批判自我，返回到更为忧愤的自恋之中。而悲哀产生了，悲哀是他渴望与世界、与爱重建艺术的联系而不达的痛心疾首。
　　命运打击的力量实在太巨大了。当王尔德试图寻找与此抗衡的力量时，他发现了基督——悲哀的象征者。在基督身上，“悲哀与美在其意义和表现方面可以变得完全统一”。基督不再是宗教的符号，因被赋予为悲哀的象征而具有了真理的力量。“悲哀是人生的真理”。在苦难中，王尔德借基督这一悲哀的化身依旧获取了人生的发言权。基督是人生崇高的精神形式的完美体现，他在想象力的世界里创造着伟大的个人主义的爱的神话。“基督的地位实际上是与诗人一致的，他对人性的全部理解都是出于想象，而且只有依靠想象才能实现。”
　　十九世纪末的王尔德和尼采不同，他是在听得见自己呼吸与心跳的囚房中预见了基督在艺术中的复活。悲哀带给了他生命艺术上又一次认识的飞跃。悲哀成为他把握生命的极端方式：在迫不得已的悲哀之后还是悲哀，在时间背后还是时间。
　　一八九七年王尔德出狱后避居巴黎，三年后郁郁而终。没有人知道他在避开世人的视野之后，是怎样过着隐姓埋名的孤单生活的。或许他还会在哪儿出现，在哪个精神破产的国度，注视着每一颗破碎而泪流满面的心灵。
　　(《狱中记》，奥斯卡·王尔德著，孙宜学译，南海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二月，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