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这个日子、这个事件与我们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通知，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场被称为“灾难”、“浩劫”的民族自戕运动，后来得到了政治上的清算。如今，离开这场运动的发生已经整整三十三年。三十三年来，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已前后判然有别。人们甚至已不再提起“文革”还会不会发生的话题。民众似乎已经成熟起来。
　　我之所以用了“似乎”一词，是因为我还不敢确定，对于一场灾难及其与自身之关系尚未全面反思的民众是否称得上真正的成熟。就我本人而言，“文革”发生时虽然才六岁，但已开始反复问大人：“世界上国家那么多，我为什么偏偏就生活在最幸福的国家里？”这当然不是问题，只是表达一种禁不住的自豪和幸运。我后来才知道，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孩子，不只是教育的产物，也对应了人的天然的自恋性。这种自恋性虽是天然的，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得不到抑止和反思，就会衍生出关于自己和关于自己所隶属的群体、区域和文化的傲慢、自大。尤其是后者，通常堵塞了一个民族的眼睛，自己瞎折腾而不自知，闹出笑话也通向灾难。
　　我在十八岁前，那种无知的幸运和自大心态几乎没变，虽然已不会再提那样幼稚的问题。当时所有后来被称为“极左”的那些东西，我都是认同的，并且在一个少年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去做的。虽然终未做(或来不及做)出任何能说得出的坏事，但作为狂妄自大的一分子，却不仅要对自己的病态成长负看得见的责任，也毫无例外地应对当时的民族处境负看不见的责任。这样说当然不是对自己故作苛刻，而是它就存在于自己的经验中——我无法否认自己曾在对所谓“极左”的依赖中获得了诸多“乐趣”。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恰恰是在那时度过的。由于它对应于少年时代，所以常常被少年时代的普遍快乐所掩盖。我心里明白，那确实是另一种快乐。我当时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目的并不是探索真理和寻找问题，而纯粹是寻求自我的支撑。我相信只要读“好”了这些书(通常是报纸和父辈们所锁定的几本)，就会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当时社会上弥漫着的对“上山下乡”的悲观情绪，不仅丝毫没有影响我，反而增添了我执意“走向广阔天地”的新的动机。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嵌入权威力量所提供的社会英雄系谱中，充满豪情而又暗暗揣度着自己不断“擢升”的种种可能。对背离这一系谱的抱怨、逃避“下乡”的众多青年，我内心自然充满蔑视，认为他们“胸无大志”，其实内里正操练着我今天才看明白的阿Q式的将他人“等而下之”的自大的热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真难相信将一切不认同自己、甚至与自己不同的国家，不加探究地打入“帝、修、反”的行列并予以仇恨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也很难相信当看到南美某武装组织冠以“毛泽东思想”的称号时是多么快乐——仿佛不是一种思想，而是自己本身已扩展到那里，扩展到整个世界。一度流传的尼克松盗窃九龙杯的故事我虽不信以为真，但却乐于讲述，还有比“证实”与自己不同国家的总统为“窃贼”、“下三滥”、“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更让人乐不可支的事情吗？
　　伴随着这些快乐的，是自己病态的成长和民族的灾难性处境。即使别人不说，自己能认可自己是无辜的吗？当一个历史阶段被另一个历史阶段超越时，人们看到了那个历史阶段中的错误和愚蠢，但却不愿看到自己与之的内在关联和属己的责任。愚蠢的背后通常是快乐，错误的背后通常是自大，而愚蠢的快乐和错误的自大的背后则是人的深深的自卑和虚弱。我至今还记得当社会上开始质疑“文革”、“极左”时，我内心的那种天塌地陷般的感觉。错误和愚蠢绝不只是一个认知的问题，还蕴藏着一个人的“生与死”(“存在，还是毁灭”)的大事。这也正是愚蠢与错误总是被严肃地上演并且被一再上演的原因。而承认人的有限性——自己的和他人的，将真实的眼光落到自己和他人身上，虽然避免了虚张声势的强大，却使灵魂真正变得坚强、自信、健康、明朗。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真实存在”的问题，也往往内在于一个民族的命运。因为它至少能为自己提出真实的问题，而不是虚幻的、自欺欺人的问题，如“文革”中所提出的那样。
　　“文革”于今已三十有三，参与其中的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反思包括自我反思，还显得异常艰难而缓慢。就像对当年的“义和拳”运动，由于内忧外患的遮蔽，其内在的、从未经过认真审视和反思的自大排外情结一直通向“文革”，并被予以神圣化。如今，我们可能还在警惕着“文革”，但往往停留于警惕一种同形的东西，而非同质的东西。我们对灾难的理解，也往往注目于“显形”的、突出的，忽略掉不显形的、隐秘的。就像一个幼儿，某种看不见的打击烙印在心里，抑止、阻碍着他的健康成长，而外界、他的父母甚至他本人终生都可以视而不见。某种不予正视和治疗的病症本身就是灾难，它会使一个人的活力丧失，也会使一个民族的活力衰退。这正是鲁迅一直希望我们看清楚的事情。
　　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