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心仪福柯

　　闻知福柯大名久矣！但本人一不谙法文，惜不能从原著亲睹其风采，二不专攻哲学，只能凭所见不多的几册英译本和若干评介文章，品味点零羹剩汁。但染指偶尝即得以知全鼎，仅此就足够让我对福柯瓣香供奉，神往心仪了。
　　总体上看福柯的学说，无论从思想发展的过程，还是从理论框架的构成，都可分为知识考古学、权力分析学和主体释义学三部分。关于主体的释义学又统率其上，并把各部分有机组成一体。谈到主体的阐释，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口号“人之死”。但这决不意味着人的中心地位就此在学术视界被消灭了，不如说是那种抽象的、纯粹的、超越于具体条件之上的人或主体的观念，从今往后再无立足之地了。知识的考古就回顾了自文艺复兴后，以抽象的理性作为主体和自我的主导概念的人类学方法，逐步地在知识领域确立起来的不同阶段；权力分析进而揭示人类社会由以组成的最重要因素——权力，对知识形成既有压抑、又有构成的双重功能；主体理论则在以上两项工作的基础上，考察在“真理策略”(福柯这样称呼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知识”)和权力直接或间接的共同作用下生成的自我主体。
　　其实在西方思想史上，消解抽象理性的自我的工作并非由福柯始，所以他必得先做一番爬抉梳理。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到胡塞尔再到萨特和梅罗一庞蒂，福柯均有评议。不能说他没有看到这些思想家在探讨主体问题上的努力与贡献，但总的倾向是不满意。福柯本人采取了更为彻底的态度。
　　有不少人谈论过“异化”，或以各种形式提出要恢复“本真”，这是大家熟悉的。但却很少意识到，这种观点实际上允诺了一个始初的、纯洁的人性，似乎以后的发展才把它引入受污损受蒙蔽的歧途。所谓“异化”，就是对始初的纯洁的人性的背离。因此人类的使命就是要通过种种可能的方式，涤除这些污蔽，由此就获得了解放或自由。然而在福柯看来，并没有这样一种始初的人性，他不承认有这样一种前历史的、实质也即超历史的主体的存在。一旦人性或主体进入历史，也就必然带上了历史性因素的种种印记。
　　从哲学上讲，福柯所持的是一种反本质主义反形而上学的主体观，他不同意事先对自我、主体、人性作任何本质性的规定，哪怕是从正面的肯定。然而，人们从美好的愿望或浪漫的幻想出发，总愿相信有一个永恒的纯洁的人类本性存在。也因为这一点，乔姆斯基专门同福柯进行了电视辩论。一场辩论绝不可能让两位各有心得的大师统一看法，相信他们两人也都会有各自的支持者。就我个人而言，更赞成福柯。虽然哲人、诗人们不遗余力地提倡要有一颗“像水晶一样透明”的心灵，但那不外是一种理想。我认为唯一可能的人性或主体，就是处在历史的(一定时空中的)偶然事件的联系之中的，由生命力、知识体系与社会权力互相作用下的构成物。它永远是历史性的，永远是具体的。尽管在研究中，为了方便仍可将其分析为经验的(福柯保留了这一范畴)和先验的(乔姆斯基更倾向这方面)不同层次，但二者都有了新的规定。“经验”只能是一种特定的文化中各种知识领域、规范性和主体行为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先验”无非是这种相互关系的无意识。
　　在这里，我联想起有的人或许已淡忘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德意志意识形态》早就提到：“符合实际生活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如果一方面承认人性或个体并不是抽象物，另一方面又接受“天性”、“本真”等关于人类自我始源的一系列意识构造中的说法，或同意用一个未作任何限定的主体充当出发点或构成者，去构成知识、话语、客体、世界等领域，那就还没有真正“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不可能“符合实际生活”。同样道理，严格说对“异化”的概念也应加以反思——假如要继续保留这个提法，至少须重新得到界定。
　　与此同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也说过：“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关键正在于，对此“社会化”作何理解。事实上，马克思只来得及考察了人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层面，即生产劳动，但这决不等于社会化就只限于生产劳动，这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兴趣”可以看得很清楚。然而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却只会墨守成规，一提社会化或社会实践，就只意味着生产劳动。福柯(还有别的杰出人物)的重要功绩，就在于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化的其他成份和因素。
　　当福柯完成了知识的考古、权力的分析和主体的阐释后，后期转到了伦理学。看起来九九归一，像所有哲人一样，福柯临了又落脚到人本的关怀上来，虽然他高高揭出“人之死”的大旗，毕竟人无法彻底抛开自身而关注世界，无论过去、现时或将来。福柯不会例外。
　　但这一走向更深刻地植根在福柯思想的内在逻辑中。既然采取反本质主义反形而上学的立场，既然不能通过人对自我的意识化构想的观念产物来理解主体，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主体的行为。然而一踏进这领域，福柯马上觉察到巴歇拉尔所谓的“认识论决裂”问题。其含义之一，是指知识科学造成的同常识的断裂。最典型的表征就是阿波罗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取代“关怀你自己”，成了古典世界道德实践的最高准则。福柯从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勾稽出一段同样已为人遗忘的陈迹。事实上，迟至中世纪，古代的德性学仍体现出对“关怀自我”的重视。但科学思想的势力扩充，知性学逐渐取得了对德性学的压倒优势，行为的领域也沦为认知的领域。结果，伦理道德的实践，竟然奇特地转变成了对自我的弃绝，无论采用“殉难”还是“忏悔”的模式。只是到了十八世纪以降的人文科学，才通过“表述”方式的实践，一方面否弃了本来面貌的自我，一方面又虚构了新的自我。
　　所以，根本无法用通常的眼光去打量福柯的伦理学。这里不会有先验的善良意志，也不可能订立若干条公众契约性的道德准则。如果说有什么伦理主体的自我构建，那么也像在知识领域，太多的是各种“策略”和“技巧”的施用。所有的一切，都同知识考古学与主体释义学挖掘出来的东西一脉相承，都和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消解息息相通。因此与其说福柯的伦理学是建设性的，不如说是批判性的。
　　福柯所作的全部努力，就是要证明，人类所具有的不仅仅是理性的能力，人与世界建立联系不仅仅限于科学认知的关系。这也是二十世纪以来当代思潮的总趋势。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日
　　(莫伟民：《主体的命运》，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版，18.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