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生境界与文化理想

　　许思园先生的文集，终于有机会与世见面了。
　　许思园在大学读书时期，就开始用流畅的英语写书。他的《人性及其使命》(OntheNatureandDestinyofMan)，就是在这时写成的。一九三三年出版后，甚得吴宓先生、张东荪先生称赞。这本《人性及其使命》实际是一部道德哲学原理。有人建议中译名可改为《性与天道》。全书最精彩而又富有创见的地方，是在论人格与善两部分。作者认为人格的构成，有四层意义：从静的意义讲，是身体、心、灵魂、良心(或良知)；从动的意义讲，是生理欲望、利己心、爱、义务感。在构成人格上，四层意义，缺一不可。人有这样的人格，所以不同于动物，高于动物。但作为道德的基础的人格，也仍从人的身体或生理欲望发展而来。希腊人说：“健全的灵魂，寓于健全的身体”。这说明身体及其欲望，仍然是人格或道德的基本条件。所以，欲望的发展，第一步虽然往往是自爱自利自存，但这并不妨碍它可以发展变化。若有人认为这种主张，就是宣传个人主义，就是宣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完全是误解。
　　许思园不仅为欲望、自存自爱，在人格的构成上，争得地位，还对产生欲望与自存自爱的生命作深入的分析。生命或人生，不仅求生存而已，还要发展、成长，更充实、更圆满。它有无比的能力，克服所遇困难，不论在自己身上，还是在外在环境上。中国《易经》上曾形容“生生不已”的生命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后来佛家都把这话作为“生命”的哲学基础。这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命是在创造中发展的，他要使自己的生命走向完善、圆满，同时也要使周围的人也能走向至善、圆满。这当然也希望他人帮助自己，即将自爱与爱人结合在一起，利己与利他互相推展。这就要求人格的发展，或构成的成分，必然要增加一个能使利己心得到妥善安顿，从而发生变消极为积极的环节，这就是爱。爱是利他的进一步表现，虽然是后来出现的，其力量虽不如身体欲望或利己心更强烈，但是，生命的向上力量，人的理想，却总是便利利他或爱，让它能够终于战胜利己，使人上进。人格之所以有价值，亦因为这点。
　　人格的发展，到这里还不会终止，接着还会产生一种义务感，迫使利己心不能不顺从利他心或爱。同时，也使爱或利他不能不有正确方向。仅有一片利他或爱的愿望，是不能成大事的。因此义务感，乃是人格最高发展，也是本质所在。义务感提高了人格，也使道德生活成为可能。义务感使人发展出正义观念，能让人知道忏悔与义愤。一个有义务感的人，当其想到自己过去的过错，必然会忏悔；发现他人的罪恶，必然会义愤。这都是一个有人格的人必备的条件。
　　谈文化，要谈得深刻、有意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思园论中国文化的优异之处，有三方面：一是“反求诸己”之人生智慧，二是民为邦本之政治传统，三是空灵淡雅之艺术境界。三方面若分开来看，也许不显出有何突出见解，但三方面若综合来看，则知作者用心甚深。例如，作者解释“反求诸己”，虽然应用了传统解释，在于“返身而诚”，在于自反自诚，即忠于自己本性，力求自主与自由，但这并不只是少数学者英雄的事，中国民族经过几千年的锤炼，终于能将这种返求诸己的人生智慧，作为普遍教化，使中国人民“在承平时期人民勤劳安乐，风俗淳美，几无狱讼；牧童村妪，虽不识字，但明白道理，类能悠然自得，确然自主，显示历代相承之深厚教养”，而且“无须赖藉宗教或国家权力”。他敢于大胆说：“两千余年间之中国，民主因素实较西方为多”，绝不是“故作惊人语”。这大约是只指过去的历史，不包括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外历史。特别是过去中国文化，少一层宗教或上帝的压迫，少受残酷的宗教战争的影响，多一层循自然本性、返求诸己的人生智慧的结果。中国自古以来流传的“立君所以为民”，“民为邦本”的传统，不能说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实际政治上，也不能说没有影响。许思园在论中国文化的优越时，还增加了一个所谓空灵淡雅的艺术境界。有似西方十九世纪席勒在《美育书信》中见解。让世界观中不抛弃艺术上的活泼和谐，这也是中国传统所谓的“诗教”。“中国文学人间性最丰富，始终不离教化，有助于族类之凝聚与盛旺。历代诗人除歌咏自然外，以天伦恩爱、亲朋赠答、吊古怀旧、伤时悯乱之作为多。中国心魂所寄，为现世今生，于平凡生活中体会无穷之人情美”。这样，人类最高的艺术境界，不在高人雅士的优雅生活上，而反在平民的平凡生活中。这种人情美，有“空灵蕴藉、清逸淡远”的特色。最重要的是作者补充一句：“此风格导源于中国独具之人生哲学”。这样说来，中国文化精神，是人生智慧、政治传统、艺术境界三者，结合在一起，互相表现其表里。这当然是中国人常见的“合”的哲学，而非西方近代人所谓的“分”的哲学。
　　许思园推崇中国文化，欣赏中国文化，但并未夸大中国文化。有长处，但不是没有短处。他讲中国文化的短处或缺陷，也是非常深刻的。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一)不重纯知识活动，未能充分领略好奇、耽思、探索、创造之乐；(二)内心激动之振幅不大，少深哀极乐，悲情劲气俱不足；(三)重家族、缺少个性自觉、孤往独创之精神，不获发扬，亦未有以全民政治为理想者。
　　许思园论诗、论文艺，更有一番令人悠然神往的境界。许先生以诗代表文艺，用以说明文艺境界，同时，用东西方诗的不同形式，来解释东方与西方的人类心灵，异曲同工；这一部分见解，最有创见。他说：“西方诗之题材及精神，与中国诗大相径庭。”“西方心灵，包涵多种冲突与矛盾……唯其分化，故充实丰美，其冲突之显著者为：一、人与神，命运与自我意志；二、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三、个人与社会，天才与群众；四、理想与理想，伟人与伟人；五、光明与罪恶，理性与情欲”。因此，西方诗之基调，不如中国诗之单纯。“中国诗人心意不离人群与自然，以和谐、宁静、万物得其所，为其终极理想。”由于缺乏宗教热忱，悲情不深，无西方的悲剧，“从《诗经》起二三千年间，中国诗之主要题材，不外乎耕读之乐，天伦之爱，山水田园之趣，以及生死契阔，政俗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伤时悯乱，情深思慕，交游赠答之类，”他形容中国诗为“于幽淡中见妖媚，疏朗中见俊逸……率真而含蕴无穷情味。”这以陶渊明、韦庄、孟浩然等为代表，成就最高；另一类为“人间忧患，族类同情之呼声，以杜甫成就为最高。”他认为中国诗如能与西方诗调和，这是再好也没有了。他用深思体会多年的口气说：“于异中求同，固比较文学之急务，但当以刻舟求剑与牵强比附为戒”。这些话，对于当今高谈比较文学的人，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作者论李太白，最富灵感。李白确似不曾接受中国文化传统，他的精神，类似西方精神，而作者以浮士德精神称之，使我们对李白的了解更深入一步。“太白作品，虽然以个性之极度伸张为主题，但这个性伸张，决不是任意伸张，而是心灵‘不能安于现前世界，其潜意识无时无地不在追寻一个超越现世的灵异世界’，即以有涯而向无涯追求。”这就是李白的精神，也是西方近代所谓的“浮士德精神”。这确实与受中国传统影响的中国哲人与艺术家的精神，大不相同。中国人的传统艺术境界，“历来于自然中求当然，现前即胜境，反身而诚，不由外铄，会心处诚不在远”。正如陶渊明诗“即事多所欣”，平淡自然。然而李白则不然，不但笑傲王侯，而且睥睨一切，敢于“我欲蓬莱顶上行”，“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这种痛饮狂歌的精神，表现在诗中，豪情与逸趣同在。无怪杜甫也不得不叹服，认为可以惊风雨而泣鬼神。但是，许先生这样评价李白，并不是要证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与东方的恬情自然绝尘而奔，二者虽相反但决不是不可以在一起。中国人自来共赏陶、李、杜三大诗人，可以为证。看来，这是作者的中西文艺观。也是中西文化观。从艺术境界看到的文化特点，以及人民生活与传统的特点，比之从哲学、道德、政治其他方面看出的特点，更为具体、生动。许思园讲李白、讲杜甫如此精彩，如此神往，显然是以杜甫李白两种不同的性格同作自己心灵的两面的表现，他似乎是很想把这种精神写成他的艺术哲学，他的道德哲学，他的人生哲学。真可惜，他在历尽坎坷中早早去世了。他留下的著作，并不多，但字字珠玉，含蓄无穷。不仅可作今日学人研究的帮助，亦可传诸后世。
　　(《许思园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