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这本类似于民间百科全书式的历书，第一页是一个“十二属相全图”，接下去是民国政府以及各地官员的头像，再接下去是“六十四卦金钱课”，密密麻麻写满了卦名、图例和解说，然后依次是新选各式礼帖喜筵帖式、九星照命图、节气物候表以及择日法、二十八宿当值表、财神喜神贵神方位图、各行祖师庙、人生春夏秋冬图、万国全图、刘伯温老祖遗留东明历、丧服总图、董公选吉要览以及新式的节日表，当然最后也是最大篇幅的是本年的日历。在一些页眉上有当时各路火车所经过的站名，像第十页上面北京至丰镇的火车，经过的车站只有丰台、西直门、南口、康庄、宣化府、张家口、大同府，看来可以算是如今的快车。 历法在古代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古代所谓的“敬授民时”，是一种非常庄严的活动，不仅是具体指导民众的生活，而且是象征来自“天”的话语权力，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才会在古代中国成为一种思想的基础和线索。据说阴阳家就是从这里产生的，而道家据说也与这种历算天象之学有关，至少，作为中国试图建立思想统一时代的著作《吕氏春秋》就是用四季十二月为纲展开自己的思想的，而汉代的天文历算已经成了政治意识形态取得普遍认可的依据。历法的沿袭或改变意味着时代的绵延或崩溃。即使是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它的意义也相当重要。历书在古代中国有着极为广泛的使用者，如今考古发现中，在相当广泛的地区的墓葬中都发现了用于历日、避忌、择吉的《月令》、《日书》、《历谱》，而据说中国最早的印刷品之一就是历书，显然是因为它的需求甚多。据说，唐代的官方不鼓励向民间出售印制的历书，原因据说是各地自行刻印日历“有乖敬授之道”，把一种庄严知识变成普通常识，也使传授和颁布这种知识的权力从中央垄断变成了地方分权。 不过，在这里我想把话题集中在这本现代历书上。让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们总是以为已经是“现代”了的三十年代，“古代”的思想依然绵延不绝并且指导着中国农民的生活。出自公元前四世纪前后的《仪礼·丧服传》、《礼记·丧服大记》等经典的那些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丧制，以丧服等级来区分的家庭、家族的宗法关系，依然是指导民间生活中情感和物资分配的原则。至少在战国秦汉时代就已经有了的选择月日决定吉凶的方式，不仅在《协纪辩方书》中作为文献和历史保存下来，而且并没有因为“五四”以来的科学思想冲击而退出社会生活，相反，通过这种人人要用的历书，它仍然是决定人们行为的东西。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似乎已经大获全胜，就连小学也已经在用白话教书，都说文言是死去的文字，都说平民百姓最痛恨文言的诘屈聱牙，尽管前面已经声明“依照民国新例，以顿首字样改为鞠躬字样”，可是“新选各式礼帖喜筵帖式”中依然充斥着“洁樽恭请文驾”、“恭迓鱼轩”。文言中蕴涵的庄严和郑重似乎总是在顽强地占据一般社会的交往。 还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它杂驳的内容中，还有一些看上去来自西洋传于近代的东西。封面上的“十二属相全图”之下，还有一幅《洪水滔天》，画的是挪亚方舟的故事，两侧的文字说明写道：“洪水淹世人，皆因信假神。真人拜假像，天理何曾存。……”可是看看那幅画，却是中国式的摇橹船，船上的人也都是穿着古代服装的中国人。而十九页的《万国全图》则更是利玛窦以后的西式地图，按西式画法标出的经纬线和用汉字数字标出的经纬度配在一道，让人怎么看怎么觉得奇怪。显然，作者还是怕中国人不明白，于是在说明文字上写道：“论地球形是圆的，观一面不能看两面，故而东半球、西半球两半球合上，成为一个圆球”。但是这又是西洋的东西，连编者大概也没有把它弄得很清楚，所以另一半文字上又写道：“分上一大度为十度，一度二百里，依度数推算地球多大。此球里数是英国里数，英一里乃是中国三里零三。” 看来，在这本普通百姓使用的历书中，积存相当多的经验和知识，在普通百姓这里，它们就是应付日常生活的手段，各种知识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这是现代中国一般文化中的普遍现象，精英思想和经典文化层面上的冲突在这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人们根据自己的实用性选择，把各种知识和技术都容纳在其中，包括宗教、也包括政治。像封面刊载的站在西方天主教立场，尖锐攻击中国人信仰有神教的五言歌谣，就可以和十六页供奉了各种行业神的《祖师庙》，提醒人们祭祀诸神的《诸神圣诞日》可以共处。像日历中的五月十八日(农历)下写着“再造共和纪念”，也写着“宜：祭祀、上官、会亲友、进人口、出行……”，还写着“忌：婚嫁、医病、纳采、问名”。这一天，在阳历中是七月的三日，在西洋历法中是“星期五”，在五行属“火”、在二十八宿中配“亢”，在建除中是“除”，这些来历不同、意义相异的名词以及词语背后的内容都出现在历书中，混列杂陈地构成一九三一年的中国普通百姓的知识系统。 仔细剔理一下，很明显，这些知识的来历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都被中国三十年代普通百姓所接受。这里我不准备讨论它们来历之不同以及它们所蕴涵的内容之差异，倒是想分析一下，在中国社会中，这些来历不一，意义不一的知识的传播途径。 我在一篇论文中曾经以道教为例指出，思想传播到民众的途径往往有三条，第一，以宗祠、佛寺和道观为中心举行的岁时活动。这是每年都要举行而且不止一次的活动，它不受外在功利因素的影响，也没有具体功利性目的，常常是祭祀、娱乐、休息与商业活动合而为一的。第二，在民间为具体事务临时举行的法事。这是佛教、道教以及民间术士应人之邀请而举行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如为死者祈福消灾举行仪式，为避旱涝而举行的求雨仪式，为病人而设立的驱鬼仪式，此外还包括种种名目繁多的小法事，如安葬、建宅、求签、祈子等等。这些活动不分时间地点，随时可行，为民间百姓达到某种实际的直接的目的而举行，民间百姓则在这类活动中得到心理上的安慰或平衡，也同样接受着宗教思想的影响，支持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道德的信念。第三，最重要的是大量通俗读物在民间的传播。这里包括“家规”、“民约”、“家训”、“戒律”与“善书”等等，也包括一些戏曲、小说，如《三国》、《水浒》、《西游》以及《目连》、《聊斋》等等。当然，这类读物和戏曲小说需要有一些有文化的人对它们作详细的阐述，需要有一些稍有文化的艺人对它们加以通俗的演说，才能渗透到平民百姓中去，但是这些内容的反复转述与出现，早已使人们耳熟能详。在中国民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老人都能背诵这些箴言、信条、故事，甚至原文，而在这里就有着相当多的生活伦理。 历书其实就是第三种途径中传播思想的一个重要文本。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历书大概是中国流行最广的读物，它在民众中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日历”，而且还是生活中的“百科全书”，甚至还是民众精神生活的“指南”。这种历书的制作者，相当多的本来是知识阶层中人，但是在编制这类历书时，他们却不能不受使用者的知识水准和生活兴趣或者换句话说受“市场”的制约。三十年代的民众的知识系统中基本上还是过去延续下来的那些东西，他们还需要那些知识和技术来指导生活，历书只有提供了这一类知识和技术，人们才会购买它。所以，他们一方面仍然要“敬授民时”，向民众提供关于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实用知识和关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道德准则；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承担使旧知识和旧观念与新的社会相衔接的责任，最起码的，他们要把民众习惯已久的农历与民国政府使用的公历相配，使民众习惯已久的农历中也加入各种政府规定的节假日。同时，他们还要根据这个时代，多少把新出现的种种现象和事物编进来，使得使用它的人不至于面对新现象和新事物一无所知，也使历书本身具有一些“日新日日新”的意味。于是，在这本一九三一年的《民国时宪通书》的内容中，就出现了上述新旧交错的现象。 一九三一年民众的知识系统是如此新旧芜杂，很容易使人产生一个疑惑，就是清末民初以来持续不断的“启蒙”，究竟有多少效果？ 清末以来对于下层社会的启蒙教育，民国时代的破除迷信活动，甚至到五十年代以后的“破除迷信”运动，虽然有一些与官方的提倡有关，但多少也包含着一种知识阶层试图使思想民众化的意图。翻阅历史可以看到，至少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他们就用办报纸、写小说、编戏曲、建学校的方式，来普及新的国家观念和科学知识，为了使这种观念和知识更深入民众，于是有了白话运动。此后，更有相当多的文化人试图在民众中进行风俗、信仰的改革，比如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推行的乡村建设、晏阳初利用洛克菲勒基金进行的民众教育计划、米迪刚在定县翟城村创建改良风俗会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更冷静地反观那个时代，我们会发现，这种“启蒙”的范围实际上是很窄小的。第一，民众的阅读能力实际上是很有限的。Rawski在《清代教育与民众阅读能力》中估计，中国稍具阅读能力的人的比例，男性约占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五，女性约占百分之二到十。但是这一数字尤其是关于能够阅读的男性的数字显然是过大了，即使是在经济较发达的、教育较普及的地区，当时恐怕真正具有阅读能力的也不过十分之一二。如果再算上边远地区和深山老林中的民众，恐怕连这个比例也难以达到；第二，当时的思想传播，主要集中在实用性的救亡上，包括所谓“启蒙”，因此并没有一种从素质出发的长期的教育思路。于是宣传仿佛是依靠情感的感染而不是依靠理性的培养，效果并不理想；第三，当时的宣传和启蒙，常常落在与民众生活并不相干至少相距较远的“民族国家”和“科学真理”层面，却对于生活中的实际需要颇不关心，即使是所谓的“实业”、“技术”，恐怕也离大多数民众的实际可能很远。相反，对于民众每日都需要的那些支撑信心、解决问题的知识，却常常并不能提供，有时甚至遭到知识阶层的鄙夷和不屑，所以才会出现清末的宣讲所成为下层民众聚会、交易、休息的场所的现象。 据说，一九五三年的春节，正好遇上罕见的日蚀。日蚀在中国民众的观念中是上天震怒于人间的象征，于是几乎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很多报纸只好发动宣传，来消除这一历法与天象之间的巧合造成的影响，这是五十年代的事情。一九七六年是所谓的“龙年”，这年的大地震，三位国家领袖的接连去世，中国政治上的格局巨变，也曾经引起过对历法时间与政治时间关系的普遍联想，这是七十年代的事情。这不能不使我们对于清末以来所谓“启蒙”的效果发生疑惑，这种“启蒙”是否仅仅是知识阶层内部的一种象征性运动？它是否缺乏持久教育的支持而仅仅是“运动”？它的范围是否并不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所写的那么广泛？但是，这一疑惑又接着产生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即当近代的知识阶层只剩下“话语”而失去了“权力”时，思想的启蒙和知识的更新是否还是他们的事情？是否要期待“仓廪足而知礼节”，等待经济发达来导致教育普及？是否必须凭藉国家的强制权力，经由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来迫使民众接受？关于这个问题，不是我所能回答的。但是我以为，如果是前者，那么知识分子就只能等待社会的富裕，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就只能期待政治权力的开明(比如民国时期的知识阶层中就有这种想法，《通许县新志》“信仰民俗”条下记载：士绅建议“宜用政治力量，一方向民众宣传破除迷信，一方严行取缔业巫觋签卜等人，令其改营他业，以免误人而趋实际”)。如果我们并不想只是等待和期待，那么，我们应当追问：在思想民众化这一方面，现在的知识阶层还能做些什么？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匆匆写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