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对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有关比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著述日渐增多。它显示出人们对于有着共同基础的不同经济体制类型的兴趣的增长。由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等人合著的《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一书(以下简称《比较研究》)，就是我国学者在这种兴趣推动下所进行的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成果。
　　与目前同类研究中大多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现的著作不一样，这本近十五万字的作品是一本有特色的专著，它有自己的研究框架和方法。作者首先对苏东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改革的理论依据和主要原则、以及“三种模式”(苏、南、匈)的主要差别作了讨论，然后对经济改革的几个重要方面(计划体制、价格体制、财政体制、银行和信贷体制、劳动工资体制、基本建设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对外贸易体制、农业体制以及企业的集中和联合等问题)进行比较细致的比较研究，以实证方式勾勒出三种模式的各自特点，最后，作者再由具体到抽象，论说了不同模式的利弊得失和改革的主要经验教训。贯通全书、提纲携目的主线，是以相同点为基础、以相异点为主要研究内容、以重要理论的差异为铺垫、以体制构造的不同为核心的模式比较方法。各章各节相互衔接，前后呼应，根据统一的构思安排，给读者呈现出一个可供比较的框架。我以为，在作品的构思和章节上不落俗套，是《比较研究》的一个长处。
　　书中有关苏联的分析始终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如它指出，多年来苏联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在三个方面进行，即：改进计划工作、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今天的苏联在新的领导下有了许多变化，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上述范围。比较深刻的观察与作者对苏联多年的深入研究不无关系。不过，笔者认为，书中对南斯拉夫的评价似乎还值得推敲。比如，书里称“南斯拉夫的经济是市场经济，实质上实行的是单一的市场调节”，并引用个别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的话说，“社会主义经济唯一可以接受的模型就是自由竞争的模型”，这显然同南斯拉夫党、政府及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一贯主张不太一致。
　　《比较研究》在许多论题的选择和叙述上都是很令人感兴趣和十分重要的，比如，它对旧体制的特征、改革的总趋势的讨论，它对改革的理论依据和主要原则的分析，它对苏南匈三种模式的利弊长短的比较，它对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都反映出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理论界比较研究的一些焦点。这里并不想对这些方面作具体的评述，读者们自己会从书中得出判断的。
　　下面，我想结合《比较研究》的观点和方法，进一步探讨比较研究中几个一般性的问题，对书的作者提几点补充性的商榷性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比较经济体制应当首先明确经济体制的概念，为比较研究奠定基础。
　　《比较研究》一书虽然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对经济体制的几种类型作了大量有价值的比较，但它却没有对经济体制本身作出应有的规定。也许作者认为读者会从具体事实中抽象出这一概念，因而不必作专门讨论。但是，当人们没有把握经济体制的概念之前，严格地说，是谈不上细密严谨的分析的。这是一个始基范畴，是研究的起点。不能不承认，西方比较经济学学者在这方面是长于我们的，他们的著作往往一开始先限定自己的研究范围，便于读者追踪作者的思绪。
　　依据笔者有限的研究，似乎可以对“经济体制”作如下的粗略界说：
　　第一，经济体制是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过程和经济关系的组织机制，它包括一系列的机构建制和政策规章，其适用范围是总体性的和全局性的。个人、共同体和政府的各项经济活动，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生活的全部内容，它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和由此形成的利益结构，反映出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物化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上，经济体制就是在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中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和各种经济活动的总体组织安排。
　　第二，“总体组织安排”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决策、刺激、协调和传输信息的多种形式和方法。比如有所有制结构，计划体制，市场体制，财政体制，物资管理体制，物价管理体制和劳动管理体制等等；这些体制中又有相应的机构和规章，象计划机构、市场调节机构和人事机构以及各种法律。各种机构依靠各类经济信息对国民经济的现实过程进行控制和管理。经济体制包含所有这些内容，但又不等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经济体制的主要职能在于使它们有机结合，重点放在各部分的协调上。
　　第三，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经济体制受到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结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作用，但经济体制又不同于根本的社会经济制度，它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和或然性，即在同一社会政治环境中有对多种组织安排方案进行抉择的可能，人们也许由于对不同经济体制的选择而以极其不同的方式长久地、深刻地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当然，经济体制的这种“人为的”特征并不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建制和行事，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6页)
　　第二个问题，比较经济体制应当同时研究社会政治环境。
　　在《比较研究》中，作者比较详尽地谈到了“纯经济的”各个主要部分，但使人感到不足的是，这本书对经济体制与政治结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心理倾向以及文化传统等等之间的联系缺乏足够的说明。作者虽然指出，在苏联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要求已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但却没有揭示，为什么发展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各国会在几乎同一个时期中提出改革的要求；作者已经看到，“经济改革关系国民经济的大改组，各方面经济利益的大调整，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冲击着旧的传统的习惯势力，它的进行绝非轻而易举。”(第222页)但书里并没有揭示出社会的各种经济利益究竟有哪些冲突，“旧的传统的习惯势力”又是指什么，它有怎样的阻碍作用，如何克服之，等。
　　经济体制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作为社会总机制的一部分，经济体制必然同其他方面发生关系，相互依赖又相互影响。比如，政治体制是社会总机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往往决定着其他组成部分的性质和方向。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体制的因素和经济体制的因素往往交错在一起，很难对它们作出严格区分，但是，从方法论上讲，这样提出和认识问题却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主义国家中党政干预经济生活的性质和程度。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六十年代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但从效果看，有的国家比较成功，有的却停步不前，有的甚至遭到失败，究其原因，恐怕主要还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文化思想方面也有类似情形。社会主义各国曲折行进的经历表明，何时推行文化和思想上的专制主义，何时学术理论界就沉闷，经济体制就趋向僵化；何时实行创造、批评自由，何时人们思想就活跃，体制就充满生机。社会体制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它包括工会组织、青妇团体、居委会系统、乡社办事机构、舆论宣传工具等“子系统”和“次建制”。从广义上讲，它也属于“环境”的范畴。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经济体制的功能可能获得正常发挥，经济改革可能顺利进行；反之，就有可能削弱甚至窒息经济体制应有的功能，贻误经济改革甚至使之失败。简言之，离开了对社会—政治环境的认识，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不可能有一个现实的基础，它得出的分析结论很难十分有力。
　　第三个问题，比较经济体制既是“现实的”，又是“观念的”，就是说，既应当包括经验中的、已经存在的各种体制，又应当容纳理论上的各种模型和设想。
　　《比较研究》一书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制在苏东各国已有的各种经济体制，这是有道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属于专题性的研究。然而，在做这种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比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范围和方法并不局限于我们已有的知识和方法内，研究途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比较研究的对象是现实存在的经济体制还是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式？是“经验的”还是“观念的”？我以为，这两方面是互补的。首先，比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以社会主义各国今天的经济体制为基本的研究对象，用研究得来的成果指导现实的经济建设和改革。然而，这种研究不是不分类别地把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逐一调查一遍，就事论事地描绘所有经济现象，而是有选择地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对照有典型特征的事件。这就需要理论的指导，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典型特征，再把它们上升为理论模式，使比较研究精确化、系统化。另一方面，理论模式不可虚构，必须以现实存在的经济体制为“摹本”。其研究方法是，对有代表性的体制作出判断和选择，撇开末梢细节，排除类同现象，依照历史经验和现实证明，提供简明扼要、高度概括的说明。离开了现实经济生活，理论模式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样看来，我们所讨论的比较研究可以有十分广阔的时空跨度，它既可以是纵向的，也能够是横向的；既可以是理论的或现实的，也能够是理论的与现实的(比较)。纵向的比较可以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史的比较，象苏、南、匈三种体制的演化过程之对照；或者是某一经济体制本身发展阶段的比较，如苏联就可分成若干专题，象“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的变革”、“勃列日涅夫以后经济体制的特点”、“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开始”；或者用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与列宁的新贡献对比，或拿他们的理论与现实的各种类型对比。横向比较同样有多条途径，如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的比较，经济体制的框架结构的比较，经济体制的功能和成就的比较，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的比较，等等。
　　第四个问题，比较经济体制应当具有历史的观点。
　　《比较研究》介绍了苏东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体情况和过程，这是有必要的，然而，似乎它没有(或者说很少)提这些国家改革以前的历史，尤其没有讲它们在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经济制度时的一般状况。这里隐藏着的一个问题是：当人们对照今天苏东各国的体制，评价它们的成就与不足时，难以确切地知道，这些成就与不足中究竟哪些是制度和体制本身造成的、哪些是历史条件、自然基础之使然。
　　笔者以为，在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制时，应当把历史的、“遗传的”因素区分出来。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可避免带有旧社会的“胎记”——无论这些“胎记”具有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特征。制约一个经济体制的历史的、“遗传的”因素主要包括：历史传统、文化遗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倾向以及一个社会原有的经济结构和水平等。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传统和文化方面的因素不仅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偏好和各个民族的特征，而且深刻地左右着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目标的取舍。且不论东西方各民族各个国家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即便各方内部也有很大不同。如东方民族中，蒙古族、朝鲜族、汉族在语言、文字、生活习性上迥然各异；西方民族中，俄罗斯族、日耳曼族、塞尔维亚族、马扎尔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族系之间和族系内部的差别更大，它们不同的宗教文明已分支沿续了数千年，它们彼此之间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极其复杂的关系，甚至在二战以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共产党已经掌握统治权力的条件下，仅由于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和纠纷，就导致了无数至今仍有影响的重大事件。经过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形成的历史因素，不可能不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民族自己的抉择和它对其他民族的抉择的评价。当然，经济的原有基础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一个社会在革命成功以前的工农业比重、产业基础设施状况、劳动力技术水准和熟练程度、科学和教育水平，都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在革命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速度、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经济组织工作的合理程度。民主德国在战前已是相当发达的工业和科技强国，而古巴在一九五九年以前还是一个种植园经济的落后国家。这个例子说明，有的时候，不同经济体制的优劣不能从经济表现和成就上直接把握，面必须在剔除掉“先天性的”因素之后才可能对比。
　　第五个问题，比较经济体制应当区分出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比较研究》在不少地方谈到了自然条件对苏南匈三种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但我觉得谈得是不够的。孟德斯鸠曾专门讲过气候对人的个性和制度形成的作用，现代西方也有许多人研究地理条件对不同民族发展水平的作用，这里头包含有许多有意思的判断和分析，但他们走到了极端，导向“环境决定论”。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完全否定这方面的作用，又趋向“主观唯意志论”。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作一香思考，尤其在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探讨这一问题。
　　自然环境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人口资源、国家规模、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等。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苏联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与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相对而言地狭物少的国家相比，就完全有可能建立不同的经济体制：前两个国家的外贸总额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六，采取封闭型的、自给自足的体制并不会给经济造成严重的直接威胁；后两个国家的同一个数值高达百分之五、六十，离开世界市场，放弃开放政策，国民经济就难以为续。中苏虽然都是大国，但条件又迥然不同：比如，中国人口众多，且百分之八十居住农村，农业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衰；苏联的城乡人口比例正好与中国相反，农村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它的矿物和燃料资源却很丰富，因而它可以通过大量出售黄金、石油和天然气换回国际市场农作物产品，在农业常年歉收和低效率的情况下依旧维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和科技(象宇航尖端项目等)发展的高水平。在某种自然环境下顺理成章得出的结论，拿到另一种环境下可能变成穿凿附会的判断。比如，时听有人从比较研究中得出“农业改革是整个经济改革的基础和成功的关键”的结论并称之为“一般规律”，这对于中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或许是正确的，但用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农业比重很小的工业发达国就不一定适用。另一个问题是，有的时候，环境因素常常与政策因素或体制本身混在一起，增加了我们分析的难度。例如，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采取的“配给制”，究竟是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如“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按“劳动券”分配符合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等)的结果，还是环境因素(帝国主义封锁、白匪暴乱、战争和饥荒等)所造成？三十年代“斯大林模式”的出现，应主要归咎于政策、体制，还是环境、外部影响？我以为，把它们截然分开是不易的，但个别分析还是可能的；应当仔细考查和区分各种因素的作用及其程度、范围，剔除应当剔除的成份，使比较对象尽可能地置于相同的或近似的“参考系”中，使研究成果更加可靠和精确。
　　谈了这许多，我想也许不能算太走题，因为所涉及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在《比较研究》这本书的启发和激励下逐渐在脑海里形成的。把想法和一些不成熟的观点提出来，请作者参考，也供其他的读者批评。
　　一九八六年五月修改稿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周新城、庞川等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版，0.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