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四大流派

　　一九九六年六——八月，我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从事了三个月的学术访问，主要进行社会保障体制的课题研究，在此期间也顺便对法国社会学的新进展进行了考察，阅读了不少原著，并与一些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讨论，这组文章实际上是读书评论和讨论的总结，并不具有专题研究的深度，但这种介绍和评论，对关注法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学者来说或许是有所裨益的。
　　在欧洲大陆，经典的文化知识历史传统都烙有国度的徽印：德国以哲学思辨著称于世，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成为几代宗师；英国则以经济理论开现代思想先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各有新创，却也一脉相承；法国历来以社会政治理论引以为骄傲，卢梭、伏尔泰、孔德、托克维尔都设计过社会共同生活的准则。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几乎成为知识思想流派的中心。影响了整整两代人的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都聚集在巴黎，如萨特、梅洛-庞蒂、加缪、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阿尔都塞等等，他们代表的也可能是两个当代历史上最后的古典意义上的“学派”，即对一种学术上的“主义”的捍卫，但实际上结构主义本身也已经超越了这种意义上的“学派”。
　　今天，在法国的学术界，一方面是少数被称为“思想家”的学者，仍然在那里对一些本体性的或元科学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着哲学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广大的“普通”研究者投入一些非常具体、专门和技术化的研究工作。学术界在强调跨学科研究和对话、沟通、合作的同时，各学科的职业化意识却愈来愈强烈了。特别是一些传统知识地位受到威胁的古老学科，在学术圈子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同时，进入学术的门槛却在升高。这似乎是在向社会宣示，要维护那受到市场挑战的学术尊严。
　　笼罩着学坛宗主光环的思想大师消失了，普遍通用的理论范式终结了，使全社会感兴趣、并由大众传媒热情鼓动的学术话题罕见了，思想大师或学术坛主之间的大争论和知识拳击战看不到了。有的人认为这是再生产社会中知识创造的枯竭，也有人认为这种学术职业化倾向是向自然科学的皈依，还有的人认为这标志着追求知识统一律时代的结束和追求多样化时代的开始。不管怎样，对知识研究的线索和学派进行归纳、综合的难度显著增加了。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法国当代社会学逐渐形成了四大主要理论思潮，无论是从社会知名度、学术地位还是从著作发表量和著作引用率来看，这四大理论思潮所形成的格局至今尚未被完全超越。它们是：
　　布狄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在法国，布狄厄往往被学派划分者称为“后结构主义”或“生成结构主义”，因为他不仅实际参加了结构主义的论争，而且在研究中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对结构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建设性批判。他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主要概念是“场”、“习性”、“文化资本”等，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为了摆脱和超越结构主义而创造的。根据布狄厄的定义，“场”不是一种社会结构，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凡是真实的事物都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但这种关系不是主体间的关系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社会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是“各种力量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络”。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社会分成很多“场”，如经济场、权力场、法律场、艺术场等等。每个“场”都有自己特有的规律、逻辑和追求的价值，如经济场是排斥亲属关系的，而艺术场是排斥利润目标的等等。各种社会角色的作用都依赖于他们在不同的“场”中的位置，以及在特定的资本分配中的位置。“习性”(Habitus)是布狄厄为了避免使用“习惯”一词而采用的一个拉丁文的词，为的是要摆脱“习惯”一词具有的被动含义，在这个概念的创造中，布狄厄实际上深受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实践”概念的影响。布狄厄认为，“习性”既是“场”的产物，同时“习性”本身具有生成能力，它使“场”成为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世界，这既是与主体哲学的决裂，也是与结构哲学的决裂。“习性”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和地点的全部观念意识、价值评价和行动规范的总和，是客观关系和个人行动的中介，是“实践的具有生成能力的语法”。布狄厄在他的理论中引入很多经济学的术语，如市场投资、利益、资本、再生产等等，但都赋予其新的意义。“文化资本”就是指各种不断再生产的和决定着人们的社会位置的资源，如信息、阶级价值、象征性权力、知识传统、甚至语言本身。
　　布狄厄是目前很受美国学者青睐的欧洲大陆学者，他的国际声望也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国内学术地位，他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术活动时间在美国。在欧洲的著名社会学理论家当中，他与德国的哈贝马斯和英国的吉登斯的一个很大不同是，他更加注重对理论假设的经验证明。从六十年代开始，他就组织和进行了大量的经验调查(包括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以作为其理论的佐证和支持。他的调查大多数都集中在文化教育领域，如他和他的研究组对大学生的实践和文化知识的调查，形成了《继承者们》一书；对工商管理和技术专业大学的调查，形成《国家的贵族》一书。布狄厄有代表性的两部理论著作都是在七十年代完成的，一部是《再生产》，一部是《区别：判断力的社会批判》。这两部著作基本上是在论证一个主题，即人们原以为是自身创造的那些文化产物和社会关系，事实上都成为决定和影响人们的行动的客观力量，使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成为超越个人期望、选择、意见的过程。在《区别》一书中，布狄厄有一句名言：“分类者是由分类的方式来分类的。”在该书中，布狄厄将统计分析和文化人类学方法相结合，从深化康德对判断力的批判出发，透过人们对吃、穿、住房、商店、诊所、家具、汽车以至宠物、花、儿童玩具等的口味偏好，来分析和揭示这些口味偏好形成的社会根源和再生产能力，从而更新了传统的社会分层的观察角度和分析方法。他认为，社会主体是被他们自己使用的划分和区别标准来划分的，人们对聪明和愚蠢、美丽和丑、时髦和过时、杰出和平庸的不同判断恰恰表示了他们在客观的社会阶级分层中的位置。
　　图海纳的行动理论　　在法国，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是，当结构主义思潮风靡了西方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时(如语言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理论等等)，社会学出身的学者都既很少介入争论，也未受到重大影响，社会学界只有哲学出身的布狄厄有所介入。在这个时期，社会学形成了与结构主义相对立的理论思潮，图海纳的行动主义就是其一，其关注的焦点是社会学的经典主题：社会变迁、社会运动、社会转型。
　　图海纳的研究最早主要是在劳动学领域，而劳动社会学实际上是工业社会学在欧洲大陆的称谓。他的研究从对法国雷诺汽车厂的调查开始，该调查结果形成了他最早发表的著作《雷诺工厂工人劳动的演变》。六十年代初他对农民工的调查形成了《农民出身的工人》一书。
　　图海纳的理论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以他的三本主要理论著作为标志，这就是《行动社会学》(一九六五年)，《社会的生产》(一九七三年)和《现代性批判》(一九九二年)。《行动社会学》一书是图海纳对其早期多种经验调查的理论总结。他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动的科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社会学才发现了社会行动这一特定研究对象，最终放弃了对决定论的历史“规律”的求助。图海纳明确提出要“返回主体”，认为不能把社会行动仅仅理解为对社会境况的反应，社会行动是创造、是革新，而社会运动是共同利益驱使下的有目的行动，它可以产生冲突、制度和新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不能把社会行动视为一种自然主义历史运动的表象，从而使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变得难以理解；最后，社会行动也并非完全是个人的主观动意，行动者处在社会关系的系统中，社会行动是互动和交流。在其理论发展的早期，图海纳想使他创造的行动主义成为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并列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他认为这三种理论是相联的、互补的，具有共同的本质，都隶属于一个总的社会行动科学：结构主义是研究社会行动的象征符号系统，功能主义是研究社会行动的社会关系系统，而行动主义是研究社会行动的社会历史运动系统。
　　《社会的生产》一书的主题是探索社会的自我生产和自我转变过程。图海纳在该书中首次提出自己要超越功能主义。他认为，人类社会不能以社会功能的规则和工具来定义，不能归纳为一种一成不变的再生产的组织，也不仅仅是适应某种外部环境的产物；决定社会发展过程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状况，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创造性即行动能力，社会的功能规则是可以通过行动者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来改变的；过去的社会哲学总是用神意、规律、进化、自然需要等原则来解释工业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的凯旋，但人们看到，社会自身有改变自己的行动能力，它既可以走向极权、排斥和毁灭，也可以通过创新步入新的时代。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带有明显的主体社会学色彩，他实际上已经有意识地与布狄厄具有客体社会学色彩的社会文化再生产理论相抗衡。
　　《现代性批判》的发表，标志着图海纳的理论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关于这本著作在其理论体系构造中的重要意义，在以后谈到图海纳行动理论学派的形成时再加以分析。
　　布东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布东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体现在他的五本有代表性的著作中：《机会的不平等：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流动》，《反常结果和社会秩序》，《无序的作用：社会变迁理论批判》，(社会学批判词典》(与Bourricaud合著)，《意识形态或已有观念的来源》。前三本著作都是经验研究的专著，而后两本著作是纯粹的理论阐述。
　　布东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实际上是向法国自身从杜尔凯姆开始的社会学传统提出挑战，是对把社会整体系统或整体社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提出质疑。布东承继了韦伯、帕累托的理论和方法传统，强调方法论个体主义，就是“在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总是把它作为个人行动的结果”。布东积极参与了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激烈论争，从而使他成为方法论个体主义在社会学领域的代表，就像波普是这种理论在科学哲学和逻辑学领域的代表，哈耶克是其在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一样。
　　布东认为，杜尔凯姆强调整体结构的决定性作用，但忽略了从个人行动到集体行动的过渡过程。例如，杜尔凯姆发现，与人们常识性的预期相反，在经济繁荣时期，常常伴随着自杀率的提高，对这一现象，杜尔凯姆认为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是社会结构的影响，是由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结构整合能力的不适应所导致的结果；但与此同时，杜尔凯姆又附带着说，在经济繁荣的乐观时期，个人容易产生过高的预期，在这种气氛中，一旦有挫折就更容易幻灭和遭受失望的打击。布东认为，杜尔凯姆前面的解释是整体主义的，后面附带的解释才是真实的个体主义的。关于从个体行动到集体行动的过渡，布东十分推崇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所作的贡献。奥尔森在该书中提出，共同的利益并不足以导致集体行动，即使有了共同利益的意识，个人也有可能不组织和不参与集体行动，这或者是由于参加集体行动的成本过高，而且个人参加的效率几乎为零，或者是个人可以“搭便车”，集体行动的好处对个人来说并不依赖于他的参加，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尽管有实现集体目标的能力和愿望，但却不付诸行动。布东实际上也是从这一个人理性选择理论出发去探索个人的利益和行动是如何聚合的，他特别强调要研究“反常结果”的现象，即无数个体的行动往往汇集成与行动者追求的目标恰恰相反的结果，这种现象往往被行动者所忽视，但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这种现象增多。经典的例子是金融方面的谣言，当关于一家银行偿付能力的谣言传开时，储户纷纷提款，以免利益受损，而这种个人行动聚合的结果，是使该银行真的处于无偿付能力的境地，最终的结果是储户利益受损。
　　布东竭力以他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在结构功能主义长期占优势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研究领域打开缺口。他指出，“对于社会变迁，即使在宏观社会学领域，也只有使分析深入到最基础的社会行动者层面才能理解，因为正是社会行动者构成了与社会变迁有关的相互依赖系统”(《社会的逻辑》，162页)。在关于大学教育的研究中，尽管布东与布狄厄的经验结果一致，都证实了“机会的不平等”，但两人的解释却完全不一样。布狄厄强调机会的不平等是制度化结构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的结果，而布东强调这是个人的选择和决策的结果，因为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青年，一般来说会相对低估教育投资的价值和未来收益，高估教育投资对目前的不利和风险。
　　克罗齐埃的战略分析理论　克罗齐埃的研究领域是组织社会学，他曾长期担任巴黎政治学院组织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克罗齐埃是法国社会学中较多受美国社会学影响的学者，他早期研究的主题很近似于美国早期的工业社会学和工业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后来与默顿、古德、霍曼斯 、马赫和西蒙以及塞尔兹尼克等学者的研究方向相近。与布狄厄和图海纳截然不同，在克罗齐埃的理论中，不再谈社会划分、阶级关系、社会的生产或再生产，而是谈组织的功能、功能障碍、权力关系、战略选择等等。在克罗齐埃看来，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组织是人类为了完成全部的社会功能而创造的，组织的成功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或者根本标志，现代的人只能在组织系统中行动，通过在组织系统中的行动来达到行动的目的。“战略”是克罗齐埃的著作中最常用的概念，在他的理论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行动者如何在反应中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在美国这个词常常被相近意思的“博弈”或“理性选择”代替。
　　克罗齐埃是以研究官僚组织而著名的。他从韦伯关于官僚制的命题出发，把组织的官僚化纳入集体行动理性化的总过程，与韦伯不同的是，他不是要证明这个理性化的过程，而是要通过经验研究，探索官僚组织的病理。克罗齐埃所进行的经验调查主要涉及到两种组织类型，即工业组织和行政管理组织。他在调查中发现，组织在发展当中有四个一般特征：一是非人格化的规则大量增加；二是决策不断中心化；三是组织的每一等级层次都是孤立的，群体对个人具有压力；四是在发展中产生并列的权力关系，造成依附和冲突。他认为，组织无论在什么国度(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是什么性质(经济还是政治)或属于什么体制(民主还是集权)，官僚化都是其通常的定律。官僚组织系统的平衡，建立在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恶循环”之上，在这种恶循环中，官僚组织的领导为了解决组织中的冲突和功能障碍，往往是更进一步完善非人格化的规律和强化集中决策机制，其结果是使组织弹性进一步降低，出现更多的冲突。
　　克罗齐埃在其有着很大的影响的《行动者和系统：集体行动的限制》一书中，试图建立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组织理论。他强调组织不是抽象的实体，也不是近似于自然和客观的存在，而是“社会构建物”。在组织中，每个人都按照与个人相适应的战略行动，其行动有清楚的目标，是积极能动的，并随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在提出这种具有浓厚的理性选择理论色彩的命题之后，克罗齐埃又指出，行动者不是追求绝对理性，而只是追求满意度的改善，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西蒙等人的“有限理性论”对他的影响。在克罗齐埃的战略分析理论中，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是他关于“权力”的看法。他认为，在组织当中，权力对个人来说不是财产或先赋秉性，而是关系，权力只有通过变换、适应、谈判等才能发挥作用；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是不对等的，但每一个互动中的对手，都有一定的可以变动的权力的自由边际，如下级也有拒绝上司要求的可能，这就使权力关系出现“不确定区域”，这是博弈和进行战略选择的领域，其结果会有各种可能性，行动者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保持自己权力的自由边际，扩大行动的可能性，控制不确定区域。他的一句名言是：“有效的行动是与系统相适应的行动，而不是与系统相对抗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