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自开创至今，已历三代，据说，第四代亦已崭露头角，如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的佛斯特(Rainer Forster)和政治学系的尼森(Peter Niesen)，就深得哈贝马斯的赏识，但他们终究还未成大器，说他们自立一代，恐怕还为时过早。
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代都有一个核心人物：第一代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他用他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为法兰克福奠定了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第二代是哈贝马斯，他嫌他的老师经验性太重，规范性欠缺，老是要来一个“拨乱反正”，用他的《认识与兴趣》为批判理论奠定一个规范的研究框架。第三代是现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霍耐特(Axel Honneth)，他在最近的一篇纲领性文章《关于社会研究所的未来》(
Zur Zukunft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中试图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一直都被命名为“批判理论”，这样认为，强调的无疑是其中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意识。那么，何谓批判呢？学界一直没有形成定论，就连法兰克福学派自身内部也有着不同甚至相对的理解。不过，粗略地说，大概跑不出这样三个层面：思想层面，指的是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学批判；社会层面，强调的是社会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最后是国家层面，侧重于意识形态批判(政党意识形态和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当然，这三个层面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照应，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于是，我们又可以这样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实际上还是在卢卡奇的思想里打转转，强调的还是一个总体性。
在总体性批判概念的指引下，法兰克福学派经历了三代七十多年的发展，实属不易。可是，到了法兰克福大学之后，我才知道，所谓三代，在理论上和制度上的含义是有些差别的。也就是说，某些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导师并不是其制度的掌门人，制度的掌门人也不是学派的理论舵手。这一错位现象发生在第二代那里，因为，第二代的理论导师是哈贝马斯，而制度掌门人却一直都是他的师兄弟福利德堡(Ludwig von Friedeburg)。两个人一个具有叛逆性，以强调规范性研究而不被霍克海默他们容忍；一个则是中规中矩，坚决贯彻导师的意志。
在这里不想从理论上，而是从制度上来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掌门人。在制度上，第一代的掌门人也是霍克海默。对霍克海默，我们已有相当的了解，这里就不再赘述。第二代是福利德堡。对于中国学术界，福利德堡是何许人也，恐怕还是一个问题。
福利德堡生于一九二四年，和社会研究所同龄。一九五一年，到法兰克福大学实习，认识了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从此，与社会研究所结下了终生之缘。大学毕业后，在社会研究所担任助教。一九六○年，跟着阿道尔诺获得教授资格，一九六二——一九六六年，担任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一九六六年，返回法兰克福大学成为社会研究所的助理所长。一九六九年，出任黑森州的文化部长。一九七五年，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并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退休。
作为社会学家，福利德堡以经验研究见长，长期致力于产业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转向研究民主文化和社会福利国家制度问题。此外，福利德堡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是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急先锋，在担任黑森州文化部长期间，努力打通教育与社会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为德国“后六八教育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福利德堡的代表著作主要有(和哈贝马斯等合作的)《大学生与政治》(一九六一年)、《产业社会学》(一九六三年)、《德国的教育改革》(一九九二年)以及《教育：在启蒙与适应之间》(一九九四年)等。
一九九九年春天，我拿着霍耐特教授的推荐信，到福利德堡教授的办公室去拜访他。办公室以前是阿道尔诺的，位于社会研究所的一层靠近马路的角上，里外两间，相当阔气。此时，老先生已逾古稀，虽然清瘦，但精神矍铄，每天都坚持上班，当时正在全力筹划社会研究所的七十五岁华诞。我们聊了有一个多小时，他向我介绍了社会研究所与汉语世界在历史上的接触情况。当我告诉他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学术界很热门时，老先生显得很兴奋。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在不同场合还有过几次见面。但就在那年的夏天，社会研究所发生了“地震”。事情的经过并不复杂，就是福利德堡一直都很信赖的助手杜比尔(Helmut Dubiel)对他进行了攻击，认为他长期坚持经验研究，对当代学术动向缺乏起码的了解，把社会研究所带进了死胡同。记得杜比尔对新闻媒体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说社会研究所是一艘大船的话，那么，端坐在船长室的人压根就不知道航向，这艘船要是不沉才怪呢！”
于是，杜比尔在研究所内外发动了一些人起来反对福利德堡的“权威领导”，要求福利德堡交出权力，由他自己来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这场冲突最后以杜比尔被迫离开社会研究所而告终。对于杜比尔的这次“造反”，有人说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在福利德堡当政期间，他一直都是一个大红人，所里的主要规章制度以及管理方式也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换言之，如果说福利德堡真的是一个“权威领导者”的话，那也是杜比尔自己精心塑造起来的。
事态渐渐平息了，可社会研究所内部的矛盾也彻底暴露了。一时间，德国许多媒体借机造势，纷纷对社会研究所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意见，有些还把矛头对准了福利德堡教授。比如，有媒体就拿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表兄弟”汉堡社会研究所说事，认为汉堡社会研究所后来居上，这些年做出了许多出色的成果，三卷本《法兰克福学派与学生运动》(
Die Frankfurter Schule und die Studentenbewegung)，就是该所研究员克劳斯哈尔(Wolfgang Kraushaar)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就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而言，都乏善可陈。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媒体对社会研究所的批判只限于制度层面，因为若是泛论法兰克福学派，近二十年，不说别人，单是哈贝马斯就足以奠定其在学界的主导地位。换言之，媒体攻击社会研究所，矛头针对的是其内在结构特别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欠缺。
看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非要“改朝换代”不可了。记得是那年深秋初冬的一个下午，淡淡地飘落着雪花，我逛了“卡尔·马克思书店”之后，应约去见霍耐特教授。霍耐特的办公室在哲学系二层，装饰得很朴素。我们对面而坐，他抽着黑色的烟斗，我则贪恋国产的红塔山，每人一杯红茶，从法兰克福学派谈到社群主义，从哈贝马斯说到学生运动。最后，霍耐特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他已经被正式任命为社会研究所的所长，接任即将退休的福利德堡。
后来我从社会研究所的同人那里了解到，霍耐特是被集体推举出来的。作为哈贝马斯的亲炙弟子，霍耐特在当代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法哲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生平比较简单，一九四九年生于北部城市埃森(Essen)，曾在波恩、波鸿、柏林等地学习哲学、社会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一九八二年获得博士学位，一九八四年到法兰克福大学做哈贝马斯的助手，一九九○年通过教授资格考试，到康斯坦茨大学哲学系任教，一九九二年转到柏林自由大学，一九九六年，应聘到法兰克福大学接任哈贝马斯的社会哲学教职。二○○○年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他的主要著作有博士论文《权力的批判》(一九八五年)、《支离破碎的社会世界》(一九八九年)、教授资格论文《承认的斗争》(一九九二年)、《非一体化》(一九九四年)、《黑格尔法哲学之重建》(二○○○年)、《正义的他者》(二○○○年)、《麻烦的不确定性》(二○○一年)等。
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社会研究所举行仪式，欢送福利德堡，欢迎霍耐特。霍耐特发表了演讲，题为《关于社会研究所的未来》。这也是霍耐特就任所长以来首次就研究所的发展方向阐明看法，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施政报告”。
细读起来，霍耐特的报告还颇有些霍克海默当年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味道。他一上来就直陈当代理论研究的困境，认为社会研究所的出路就在于把社会哲学的规范性与经验社会研究的实践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社会研究所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非规范化趋向。此外，霍耐特也不讳言，在他就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后，哈贝马斯曾给了他许多建议，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他必须到交往行为的道德合理性当中去寻找批判的前理论力量。
不难看到，霍耐特实际上是彻底否定了福利德堡的那套做法，而想把社会研究所带到哈贝马斯的思路上。回想起来，历史真是有意思。当年，哈贝马斯就是因为不满社会研究所内部日益昌盛的经验研究而不得不离开法兰克福，成为一个“漂游在外的成员”。据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哈贝马斯重回法兰克福大学之后，拒绝回到社会研究所任职，而只在哲学系任教。如今，他的学生霍耐特又把他的主张继承下来，并试图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为社会研究所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来。
作为新一代掌门人，霍耐特在理论和制度上都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而且也显示出雄心壮志，但他最终能否成功，学界还要拭目以待。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谱系
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 哈贝马斯 马尔库塞 奥佛 约阿斯 魏尔默 霍耐特 本哈比 弗莱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