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槛外人说槛内事

　　买了一本新出版的《死海古卷》，正好赶上电视在播放《失落的文明》，书和电视上都有一段话：“一九四七年春，一个名叫穆罕默得·伊尔迪伯的阿拉伯牧童在巴勒斯坦死海的西北岸山谷里寻找迷失的羊，走到一个名叫库兰的山谷里，他把石头扔进陡崖峭壁间的一个山洞，听到的是陶罐被击碎的响声……”于是，曾经遮蔽了历史隧道另一端的帷幕就这样被揭开了一个缝隙，从此有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也有了一个新的考古学学科“库兰学”(Qumranology)。
　　的确，好多改变历史的发现，虽有一半来自人们有意的寻找与搜寻，却有一半就开始于这些偶然的事件。如果没有拿破仑的部下无意中撞着的那块石碑，如果石碑上没有那一半古希腊文，埃及的早期历史仍然可能在一片雾霭烟尘之中；如果没有安阳的农民卖可以包治百病的龙骨，如果这些甲骨没有被王懿荣发现，人们可能至今还看不到《史记》没有记载下来的殷商社会生活，也可能看不到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象形文字的早期形态；也许还应该说到的是，无论我们怎样讨厌敦煌那个贪财的王道士，但你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是他无意中叩了叩背后的墙，几万卷中古时期的写卷就重写了中国乃至于中亚的历史。历史越是久远的民族，历史的奥秘就越多，在遥远的古代似乎就有种种说不清的谜，于是，我一直存在着一个幻想，幻想有朝一日发现了早期中国的一个文献宝库，据说中国古代就有“藏之名山”的念头，也许古人一念之下的埋藏和今人无意之下的发现，真的可以让我们理解我们的祖先，真的可以让我们改写祖先的历史。
　　这是我在给李学勤先生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写书评时的潜意识，所以那篇文章用了“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作题目。幻想当然只是奢望，不过倒也不算是胡思乱想。其实，近来的考古发现已经不少，不止是对古人的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对古代文化、思想、学术这些属于比较“形而上”的“精神性”的历史，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新的线索。近来我常常读《文物》、《考古》、《文物天地》、和《中国文物报》等等，有时读着读着，我会忽然想到两个词——“冲击”和“震撼”。确实，近来的考古发现常常使我们感到冲击和震撼。这是因为，我们心中过去凭借文献传说形成的固定的古代生活与思想图景，在考古发现中突然不对了，习惯知识的失效，导致心理上一种慌乱，这就是冲击和震撼，一半是惊讶，一半是惊喜。这种冲击绝对不会仅仅局限于所谓“走出疑古”，震撼也绝不仅仅来自“简帛佚籍”，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即考古的发现，有没有可能使我们在二十世纪末重新认识古代中国思想世界？换句话说就是，考古的发现，有没有可能让我们重构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历史？
　　我说冲击绝对不会仅仅局限于“走出疑古”，意思是说“疑古”的思路主要在于对现存文字典籍的怀疑，而“走出疑古”的思路则希望借助于考古发现为疑伪典籍翻案，其实思路的内在逻辑是很相似的，都试图确定典籍的户籍和身份，然后根据被确认的典籍来描述历史。可是，无论这一典籍被证明是真还是假，人们还是没有办法证明典籍在产生时有没有特殊的历史和心理背景，在写作时存或不存偏见和误会，在撰述时有或没有无意的错误或有意的作伪，于是，它所记载的历史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它所说的事情是子虚乌有还是确实存在，它所描述的问题是真的重要还是并不重要，这些依然是值得追问的问题。福科曾说过一句话，“文献即文物”，开始我怎么也不明白，渐渐醒悟过来，在文献上我们不必信古也不必疑古，如果我们要重建古代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世界，我们不必特别纠缠在具体一两部典籍的真伪，文献就像文物一样，它开口所说的一切都可以用括号先悬置起来，我们不必为它是真而全然相信，也不必为它是假而全然不信，我们可以像对待文物一样，根据它的“地层”关系，重建知识的谱系，把它与文物互相印证，重建那个时代思想的轮廓和脉络。真正的“两重证据法”，并不仅仅是以挖出来的文字材料来证明一直流传的文献资料是真是假，而在于用考古的发现，加上典籍的记载，再加上历史学家的体验和想象，对古代的图景进行最贴近和最稳妥的重建，这才是历史。
　　我说震撼不仅仅来自“简帛佚籍”，是说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考古材料中重建关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学术的历史，也许可以把福科的话反过来说，“文物即文献”，文化也罢，思想也罢，学术也罢，不一定就只在文献典籍里，那些出土的器物虽然不说话，但是制造它们和使用它们的时候，古人却一定有一个设想、一个预计、一个思路，当人们发现良渚玉琮、濮阳蚌壳龙虎、含山凌家滩玉版玉龟时，考古学界的学者不也是想到了它在精神史方面的意味？而有了像张光直对“亚”形的讨论、小南一郎对壶形宇宙的探讨、李零对“式”的研究，谁还能说这些墓葬、这些工具、这些生活用品中间没有思想史上最要紧的宇宙观念？曾经读过俞伟超先生关于周代用鼎制度的长文，无论其结论是否正确，思路却很有启发，关于“礼崩乐坏”的思想历史为什么一定只能通过《左传》、《国语》来了解，在考古发现的墓葬中所看到的陪葬礼器越来越不成规矩，在不断被破坏的用鼎制度中，我们不也能看到权威的丧失么？如果有人把中国绘画作为基本历史材料，从战国帛画、汉代画像石(砖)、六朝隋唐墓室壁画、宋元山水画卷到清末民初的画报，也许就能写一个从文字材料中无法写出的，极有意味的思想史。
　　考古发现已经很丰富，不过，要取得进境却还有待于障碍的排除，这障碍即过去固定的历史学思路。一般来说，研究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学者总把眼光放在了典籍上，认为只有言论才能传达古代人的思想，只有著述才包含了古人深邃的学术，而过去那种思想学术史的章节构造，又似乎规定了只有少数精英与天才才有可能挤进书中，零星片断的思想和弥漫时代的知识只要它不被一个人或一部书集中地表现出来，似乎它就占不上一章一节，于是孔子、墨子、老子之外，存而不论，似乎思想文化就只在那几个天才的大脑中延续，而古代人在生活中日常使用知识、技术、习惯，似乎都不登大雅之堂，思想史、学术史因此成了悬浮在一般生活世界的历史之外的历史。
　　不妨考虑年鉴学派如布罗代尔、勒高夫等人的一些意见。仿照布罗代尔的意见，我们把文化思想和学术的历史也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段”来考虑，首先是长时段的(long duratio)，人们长期延续的习惯、知识与技术中所表现的思想与观念，它变化缓慢，但延伸久远；其次是中时段的，布罗代尔把它称为“时期”(conjunctures)，这大约要十年乃至一代以上才能显示出变化，不常出现的精英与天才的思考和研究，有时确实改变了一个时代，有时甚至能影响下面的一个时代；再次是短时段的(short time spen)，这是由于突然出现的剧烈事件引起的思想与学术的变化，有时如朝代的性质变更、领袖的意志力量，也能在短期使思想与学术转轨变向，但这种变化常常会时过境迁。其中、布罗代尔最重视的是长时段，因为这是历史的真正延伸。勒高夫曾经说，他们的新史学使研究不再局限于书面文献，而包括了图像资料、考古发现、口头资料等等，那么，在最容易被传统思想史和学术史家忽略的长时段的思想学术结构性历史中，考古的发现是否就有很重要的意义了呢？比如在古代墓葬的随葬品的内容和意味中，我们能否判断他们对于生命观念是否渐渐向现世生存转化，而生活兴趣在逐渐地向世俗化转移呢？比如在从殷商宫室到明清皇宫等古代建筑的结构上，我们能否透视出一种宇宙与社会的结构性观念的形成呢？随葬的物品中，庞大的兵马俑的出现到消失，从“告地下主”到“买地券”、“冥途路引”的延续，这种变与不变虽然并不在经典思想的水平上，但它可能显示中国社会和个人行为的支配性观念，在实际生活中要比那些玄妙和超越的思想更有影响，这种观念的变化虽然极其缓慢可能历经千年，但它可能是思想学术最顽强和深厚的底色，思想家的思索和学问家的著述会如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但它却始终是它们的基础和背影。仿佛树木的年轮，并没有人去注意，但它却亘古不变地一轮又一轮扩展，而我们只有数一数它的年轮，才能知道历史已经经历了多少岁月。
　　据说，考古发现真正加入历史的重建，能使历史显现出它的沉默和空白，因为历史本身在历史著作中并不出场，常常是由历史家的笔墨来代替，于是在没有文字记载的那些部分，历史常常缺席，这使人们看到的历史总是不完整的。可是，当人们从地下把那些曾经缺席的历史发掘出来的时候，就让人渐渐看到了隐藏在文字史料背后的东西，在墓葬、在遗址、在遗骨、在随葬品中，考古发现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所经历过却没有表现出来的空白处”(勒高夫语)。
　　不过，也常常有困惑，在阅读考古文献时，总觉得它与我们很隔膜。也许是我在说外行话，不过，我曾经与相当多的非考古专业的学者聊过，似乎大家都有相同的困惑。首先，对上古也就是史前文化的钟爱，似乎使考古与思想学术的历史有了第一层分离，仿佛它始终在向古地质学、古生物学靠拢而一直在与历史学、文献学分家。当然，没有文字文献的史前人类社会生活，只能靠考古的发掘来重建，这是历史学和文献学无可奈何的事情，也是考古学可以自豪的事情。据说，关心上古文明，并不止是因为这一时期是考古的专利，而且因为它可以只凭考古发掘的资料来说话，而考古发掘就象地质学的采集标本一样，是纯而又纯，“科学”得不能再“科学”的，于是考古的兴趣点，似乎一直环绕在那个远离文献的时代，而对于“有史以来”却相对疏远，避开了文字资料七嘴八舌的干预和纠缠，似乎它就可以成为一个科学的学科；其次，考古文献专用的术语概念，造成了考古与思想学术的历史的第二层隔膜，它的“文化”、“类型”、“地层”，在发掘报告中有它特定的涵意，那种看上去规范而整齐的考古简报常常冷冰冰地使人无法运用他的想象力，多年以来，考古学尽管在大学总是与历史系有缘，但是，他们的论文和著作却始终自我封闭地在运用很接近自然科学的语言、格式，当外行人读他们的报告时，要么觉得他们的话让人难懂，要么觉得他们是在自言自语。再次，考古学家对于思想学术等属于精神史方面的问题的有意回避，使考古与思想学术的历史有了第三层分离，尽管我们同意“无征不信”的原则，但并不赞同过分严厉的谨慎，有时候这种过分严厉的谨慎是用自然科学的规则来裁判人文学科的运作，历史尤其是思想文化的历史在时间上已经消逝，重建这些历史有时不得不运用适度的推理、演绎甚至想象，考古发现的图像、器物、遗址、骨骸已经提供了推理、演绎和想象的基础，没有必要保持过度的矜持和小心，否则，考古发现的资料虽然是博物馆或文物室中经过编号的陈列品，却并不是经过重新理解和阐释了的历史。
　　学科的进步以及进步的意义，有时并不只是在于学科内的肯定和理解，倒是在于越出自身学科的畛域，启迪其他学科的思路。据我理解，所谓提供了学术“新范型”就是提供了一种超越学科的新思路，考古可以不断地挖出新的遗址、发现新的文物，但是无论如何这只是学科内的事情，因为那一套叙述语言如果只是专业内的密码，那么，发现尽管很珍贵，使内部的人看到它就会激动，但是对于他人，它就只是一堆意义不明的符号。如果考古学还算历史学科，如果考古学的终极目标还是重建历史，那么，我以为它不仅要关心历史学关心的问题，而且最好多一点使用历史学也习惯的语言，这也可以叫“接轨”，当考古学真的和社会史学、文化史学、思想史学和生活史学互相对话，那时，也许考古学的意义就绝对不仅仅是考古学。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