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古书中，“方术”是很特殊的一类，说科学不像科学，说宗教不像宗教。我们要想编个词去翻译，造句话去解释，还真不容易。前两年，我写了本《中国方术考》，对古代方术做初步分类，想用材料本身来讲话。但我那本书是本丛考性质的小书，因为细节太多，对阐述思想不利。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它的概念讲清楚了。去年夏天，我在洛杉矶和夏德安(Dondld J.Harper)教授讨论他给《剑桥中国古代史》写的讨论战国方术的稿子，我发现他是用natual philosophy(自然哲学)和occult thought(秘术思想)这两个词来讲“方术”。这样的讲法，对西方读者很传神(前者有别于科学，后者有别于宗教，是很微妙的)，但我们把它翻回来，大家还是不懂。
对于“方术”的概念，我是无法“一言以蔽之”。但近两年不断有人请我讲“方术”，逼我长话短说。现在再讲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做一点概括。
“方术”一词，比较明确的用法是见于《后汉书·方术列传》。但这个词却并不始于《方术列传》。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提到“文学方术士”，就是合并“文学士”与“方术士”两者而言之。所谓“方术士”分两种人，一种是“候星气”者(姓名无考)，擅长“数术”(详下)；一种是入海求仙，献奇药者(如徐福、韩终、卢生、侯生之流)，擅长“方技”(详下)。他们的特长正与《方术列传》同，显然有别于列为博士官的周青臣、淳于越等“文学士”。《史记·封禅书》说“苌弘以方事周灵王”，“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这种“方”也应当是“方术”。“方术”可以简称“方”，就像这里的“方术士”，后世多称为“方士”，道理是一样的。
与“方术”的概念相近，古语有“道术”，今语有“技术”。但“道术”多泛指，可以包括修齐治平的“人文关怀”，好像比它宽了点；“技术”则只限“科学技术”，不包括“迷信”，又比它窄了点。我们最好还是从它的对象来了解它。
“方术”涉及两大问题，一大问题是宇宙，一大问题是生命。宇宙太大，生命太短，都是无可奈何。我们人都有一点控制欲，在外物面前太渺小，就有恐惧感(如看恐怖片，遇巨怪、巨人)；只有缩须弥为芥子，玩天下于股掌，他才感到自豪(如袖珍艺术<miniature art>、微缩景观和儿童玩具给人的感觉)。《格列弗游记》讲“大人国”和“小人国”就是我们都有的精神状态。两种状态呈反比关系。比如秦皇汉武，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他们越是向外扩张，就越是惜寿怕死。文人没有领土扩张，但有知识扩张，知道事情太多，也有同样苦恼。比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曾大发感慨：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
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也悲情咏叹：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他们所“伤心”的问题，也就是“方术”所“关心”的问题。古人关心宇宙，乃有“数术”之学；关心生命，乃有“方技”之学。我们这里所说的“方术”，也就是“数术”和“方技”的统称。
“数术”，见于《汉书·艺文志》，是专门的知识领域，有《数术略》收其书。《后汉书·方术列传》和《七录》也用“数术”，应是比较早的说法。“数术”也作“术数”，见于《晋中经簿》(法家韩非也用这个词，但是权术之义)，则为后世沿用。这里以“数术”为称。
“数术”这个词，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数学”或“算术”〔案：夏德安把“数术”译为Calculations and arts，就是取其“计算”之义〕，但它所谓“数”却并不限于数字，还包括“理数”(逻辑)和“命数”(机运)的概念在内；所谓“术”，也不是一般的推算，而是指占卜。当然，古人认为占卜也是“算”，比如大家说诸葛亮“能掐会算”，就是这种“算”，术家常常称为“内算”。
中国古代“数术”门类很多，《汉志·数术略》是分为六类，我看主要是三大类：
(一)占卜。是以推算为主，又分：
(1)星算类。包括天文历算、占星候气、式法选择(用式盘和日书选择时日)等术，大体相当《数术略》的“天文”、“历谱”、“五行”三类〔案：早期天文历算和占星等术不分，这里放在占卜类〕。
(2)卜筮类。包括龟卜(用龟甲占卜)、筮占(用蓍草或筹策占卜)等术，大体相当《数术略》的“蓍龟”类。
(3)杂占类。包括占梦、占耳鸣、占目
(占眼睛跳)、占嚏(占打喷嚏)等术，大体相当《数术略》的“杂占”类。这类占卜与人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况有很大关系。当代弗洛伊德创精神分析法就是从释梦入手，古代的释梦也有精神分析的意义。
(二)相术。古代的“数”和“象”有关，天有天象，地有地形，人有面相手相，宅墓、六畜、刀剑也都各有各的“相”。古人于推算之外，也使用“观”或“相”。其中除观验天象属天文，其他入于相术，《数术略》叫“形法”，自成一类。
(三)厌劾祠禳。“厌劾”是“厌劾妖祥”，“厌”是镇压之义，“劾”是驱除之义，“妖祥”是鬼怪邪魅。“祠禳”是“祷祠祈禳”，“祷祠”是求告神祖，“祈禳”是禳除凶祟。它与“占卜”类的最后一类有关，在《数术略》中是附于“杂占”类。这类占卜，因为涉及人的心理、病理，往往使用驱邪巫术，它同“方技”中的祝由密不可分，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类。
但它们当中，占卜始终是主体性的东西，门派分化最厉害。
“方技”，见于《汉书·艺文志》，也是专门一类，有《方技略》收其书。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已有“方伎”一词，比它更早，只是写法略微不同罢了。“方技”的“方”应同“医方”的概念有关〔案：夏德安把“方技”译为recipes and techniques， 就是取其“药方”或“配方”之义〕。但古人所谓“方”涵盖甚广，不只限于配伍成剂的药方，还泛指各种处方，甚至连各种工艺制作的方法也可以包括在内。
中国古代“方技”也有许多门类，《汉志·方技略》是分为四类，我看主要是三大类：
(一)医药和服食。二者都以“药”为主，只不过前者是以祛病延年为主，草木之药为主；后者是以不老成仙为主，金石之药为主。前者大体相当《方技略》的“医经”和“经方”两类，后者则入于《方技略》的“神仙”类。中国炼丹术中的外丹术就是与后一类内容有关。
(二)行气、导引、房中。“行气”是“呼吸吐纳之术”(属气功类)，“导引”是“屈伸俯仰之术”(属体操类)，“房中”是“男女交接之术”(属性交类)。其特点是不假外物或“药”，属于“无本生意”。前两种是入于《方技略》的“神仙”类，后一种大体相当《方技略》的“房中”类〔案：《方技略》是把“房中”排在“神仙”之前，这大概是因为在早期的概念里，“房中”近于医学〕。当然这一大类和前一大类也有交叉，例如房中便使用媚药。中国炼丹术中的内丹术就是与这一类内容有关。
(三)祝由。是一种祝诅术，即用诅咒、符水等巫术为人治病。它同厌劾类的巫术性质相通，也是以驱除邪魅为特点，不同处是厌劾类的巫术对付范围比较广，不限于治病，而祝由是专以治病为主。例如古代有所谓“避兵术”(即所谓“刀枪不入”那一套)就是属于厌劾之术，但它和祝由就不一样。祝由是古代的心理治疗，它和现代的心理治疗有共通之处，就是它们都以心理接受为前提(“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古人的心理问题是“心里有鬼”，所以装神弄鬼的一套对他们特别灵。
研究古代方术的起源，现在还有许多困难。过去我们的读物主要是宋元以后的东西，现在有不少出土发现(如战国秦汉的简帛和敦煌文书)，可以弥补我们的知识。例如我的《方术考》就是以讨论这类材料为主。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讲不清上述各种门类，它们的起源到底有多早，但后世的“大术”原来往往是“小术”，后世的“小术”原来往往是“大术”，这个规律还是值得讲一下。
例如在《汉书·艺文志》中，“数术”是以属于“星算类”占卜的“天文”、“历谱”、“五行”三类排列最前，门派最多，地位最重要；属于“卜筮类”占卜的“蓍龟”次之；属于“杂占”类占卜和“厌劾祠禳”类的“杂占”又次之；属于“相术类”的“形法”在最后。两汉盛言灾异，天象预报、天气预报、地震预报和灾情预报同时也是政治预报，当然第一类占卜最吃香，但它们在历史上的“得志”先后却正好相反。因为以人类学的知识判断，占梦等术、厌劾等术和相术同原始巫术关系最明显，肯定应属最老牌的数术。而考古发现证明，卜约出现于五千三百年前，筮约出现于三千五百年前，也不晚于商代。星算类的发达反而最后，主要还是在战国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的流行就是以此为背景，图谶之说的流行也是以此为背景。同样，“方技”史的发展也有类似情况。在《汉书·艺文志》中，“行气”、“导引”、“房中”和“祝由”类的东西地位要低于“医经”和“经方”，但讲“得志”先后，恐怕也是相反。早期人类缺医少药，天太冷了就抻胳膊踹腿，哪儿不舒服了就来点祝由术，使用“毒药”、“针石”全是后来的事，《素问·上古天真论》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中国的“方术”当然不等于现代的科学技术，但也未必可以称之为“巫术”。就总体而言，它不但同民族志上习见的那种原始巫术(如所谓“萨满”)有相当距离，而且同战国秦汉时期的巫术也有很大区别。读《周礼》、《史》、《汉》，我们不难发现，战国时期的“巫”，主要是祝宗卜史的属吏，他们多供事于各种祠祭之所，负责祈雨、禳灾、除病、降神一类事，地位并不是很高。技术也主要是围绕着太公射丁侯、苌弘射狸首这类把戏(见《太平御览》卷七三七引《六韬》逸文和《史记·封禅书》)，即我们所说数术三类中的最后一类和方技三类中的最后一类，都是层次较低的方术，即使从内容上看也无法涵盖方术的全部内容。
战国秦汉以降，方术的门类有进一步分化。如天文历算同式法选择逐渐疏远，草木之药与金石之药也拉开距离；卜筮分家，卜衰筮兴，等等。宋以来的大趋势是：天文历算和狭义的“数术”分家，自成门类；医药之学也日益排斥房中等术，把它们从史志著录中挤掉。结果是把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甩给道教和民间宗教，最后消释混融于明中叶以后传入的西洋科技。
由于中国方术的外部格局和内部格局都是一变再变，后人常常是拿晚期概念去曲解早期。例如就连清代最好的目录学家章学诚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免糊涂。他在《校雠通义》中曾持“数术附经”之说以非班志，谓“以道器合一求之”，“阴阳”(当作“五行”)、“蓍龟”、“杂占”当附《易经》，“历谱”当附《春秋》，“五行”当附《尚书》，“天文”、“形法”乃后世天文地理之书，应自立门类。这种理解就包含了两方面的曲解：一方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曲解，一方面是后世“科学精神”的曲解。
“科学”取代“方术”，“方术”取代“巫术”，都是属于“后来居上”。“科学”把“方术”踩在脚下，“方术”把“巫术”踩在脚下，这是三者的“地层关系”。在人类历史上，凡是分化程度较低，带有浑沌色彩，后来被贬斥为“异端”的东西，差不多原来都是“嫡嗣正宗”。只不过由于我们老是“忘本”，所以历史学家才有事做，要我们注意老子早就讲过的道理：
“道”是创造万物的东西，当然也是说不清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它说清楚了，它也就不成其为“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