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作家村里的枪声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莫斯科作家居住的城区别列杰尔基诺，即作家村，响起枪声。枪声发自法捷耶夫别墅。但却无人听见。小儿子上楼招呼爸爸吃饭，看见爸爸倒在血泊中，惊吓得哭喊着跑下楼。作家弗·伊万诺夫和费定赶到时，该区民警和克格勃上校已在那里。法捷耶夫侧身倒在床上，血从胸口流出。床边椅子上摆着斯大林画像，桌上放着致党中央的信。民警拿起信，被上校一把抢过，厉声说：“这是给党中央的信。”
　　法捷耶夫在甘大“解冻”时期开枪自杀，弄得苏共领导人非常尴尬。伏罗希洛夫说：“萨沙(法捷耶夫名字昵称)把我们害苦了！”赫鲁晓夫更为恼火，视为对他的示威，干脆否定法捷耶夫给党中央写过信。三十四年后，一九九○年《苏共中央通报》第十期公布了法捷耶夫致苏共中央的信。
　　法捷耶夫遗书
　　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地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优秀文学人才过早夭亡，余下的多少能创作具有真正价值作品的人，活不到四五十岁。
　　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　——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并从“最高”讲坛上，如从莫斯科党代表大会或二十大的讲坛上，响起“抓住它”的新口号。那条准备“改正”文学现状的路线令人愤慨：拼凑一帮无知的人，除为数不多的几个因遭受迫害而无法讲真话的人外，做出完全违背列宁主义的结论，因为这些结论来自伴随同样“棍子”威胁下的官僚主义的积习。
　　我们这代人在列宁在世时怀着何等自由和开拓世界的感觉步入文学，心里充满多少用之不竭的力量，我们创作出并仍能创作出多少完美的作品啊！
　　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孩童地位，被消灭，被意识形态恫吓，却把这一切称之为“党性”。而现在，到了一切都能改正的时候，肩负改正的人所表现出的却是粗浅、无知和无以复加的自负。文学落入平庸、卑劣和爱记仇的人的手中。少数心存妬火的人陷入贱民的处境——况且他们年事已高，不久于人世，心中已无任何创作欲望……
　　我为共产主义伟大创作而生，十六岁便同党、工人和农民结合在一起，况上天赋我以非凡才华，并充满只有人民生活才能产生的崇高情怀，而人民生活又同共产主义美好的理想结合在一起。
　　但把我变成一匹拉车的马，一生吃力地拉着不计其数的平庸的、不合理的、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官僚主义事务。甚至现在当我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多少呵斥、训斥、训诲以及不过是思想意识的毛病向我袭来，而我本应是我国优秀人民引以为荣的人，因为我具有真正的、质朴的、渗透着共产主义的天才。文学——这新制度的最高产物——已被玷污、戕害、扼杀。暴发户们在以列宁学说宣誓时他们的自负就已背离伟大的列宁学说，令我对他们完全不信任，因为他们将比暴君斯大林更恶劣。后者还算有知识，而这些人不学无术。
　　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义，我极其愉快地摆脱这种生活，有如离开向我泼卑鄙、谎言和诽谤脏水的世间。
　　最后希望告诉掌管国家权力的人，已经过了三年，尽管我多次求见，仍不接见我。
　　请把我安葬在母亲墓旁。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　亚·法捷耶夫
　　 法捷耶夫是地道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的小说《毁灭》堪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他在文学界一直身居高位，一九三四年苏联作协成立后便是领导人之一。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四年任作协总书记。三九年至五六年还是苏共中央委员。这样的大人物自杀必然引起社会震动，而党中央不得不向人民交代。于是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斯洛夫和书记处书记谢皮洛夫的策划下，讣告附了一份医生鉴定：“多年以来法捷耶夫嗜酒成性，并愈演愈烈。近三年发作次数益加频繁，以致引起心肌和肝硬变。他曾在医院和疗养院多次治疗(一九五四年四个月，五五年五个半月，五六年两个半月)。五月十三日再次发作，在心情极度抑郁下开枪自杀。”中央想告诉人民，法捷耶夫死于酗酒，与政治无关。而法捷耶夫的遗书戳穿了官方的谎言，明白无误地表明他对苏共新领导的文艺政策完全失望，以死抗争。讣告所加的医生鉴定是赫鲁晓夫对他的报复。党中央的讣告宣布自己的中央委员(二十大后法捷耶夫降为后补中委)死于酗酒是没有先例的。
　　法捷耶夫十七岁入党并参加远东游击队同日军作战。一九二一年被远东人民革命军选为出席党的十大的代表。同年三月同十大其他代表一起参加镇压喀琅施塔得暴乱，腿部受伤留莫斯科治疗。后入矿业学院学习。一九二五年加入拉普主办的杂志《十月》。二七年出版小说《毁灭》。拉普是二十年代初几个青年人组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三十年代已发展成遍及全国的强大组织。斯大林看到拉普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对他个人的权力构成威胁，一九三二年四月突然决定解散拉普及所有文学团体，成立便于统一领导的作家协会。拉普多数领导成员，都反对这项决定。同年九至十月法捷耶夫在《文学报》以《旧与新》为标题发表系列文章支持斯大林的决定。法捷耶夫的行为被拉普领导成员视为叛变，遂与他绝交，但却得到斯大林的赏识。斯大林对敢于违抗他意志的人从不留情，拉普主要领导人均被镇压，唯独也曾是拉普领导成员之一的法捷耶夫成了斯大林的红人。
　　法捷耶夫同斯大林的关系，用爱伦堡的话来说，是严守纪律的士兵同权力无边的总司令的关系。总司令在士兵面前永远正确，他的每句话对士兵都是命令。法捷耶夫年轻时就“爱上了党”，把斯大林视为党的化身，对他赤胆忠心，肝脑涂地。他曾对爱伦堡说：“我最怕母亲和斯大林，但也最爱他们两人。”而斯大林却仅把法捷耶夫当成有用的工具，“文学总管”，通过他领导文学。法捷耶夫负责解释、贯彻、执行他的每项指示，表达他的好恶和情绪变化。但法捷耶夫真心热爱文学事业，美学趣味与斯大林并不相同，对作品往往有自己的看法，并且自尊心很强。这对无条件执行总司令命令的士兵无疑是致命伤。
　　帕斯捷尔纳克是布哈林在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树立的标兵(自然征得斯大林同意)，但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击败布哈林后，决定用马雅可夫斯基取而代之，因此必须贬低帕斯捷尔纳克，大张旗鼓地宣传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从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一九二八年同拉普战友一起猛烈抨击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好》，三八年却把《好》的发表称之为“历史事件”。他在作协理事会上严厉谴责帕斯捷尔纳克脱离生活，孤芳自赏，但在咖啡馆里问爱伦堡想不想听真正的诗，朗诵的却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法捷耶夫喜欢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但斯大林不喜欢，发动批判，法捷耶夫也写了尖锐的批判文章。像他那样敏感的人一次次违心行事，内心痛苦不言而喻。最初，他对斯大林的粗暴、凶狠都能圆说。实在无法圆说还可以祭起“斯大林比我们都高明”这件法宝。后来，随着同斯大林接触增多，对他了解加深，从崇拜转为怀疑，终于完全失望。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高尔基私邸召开成立苏联作协筹备会，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也来了。大家喝了不少酒。法捷耶夫等作家请斯大林讲了列宁。斯大林讲道：“伊里奇明白他要死了，让我给他弄点毒药，因为他既不能请求妻子，也不能请求姐姐。‘您是最残忍的党员’，他对我说。”在场的作家巴甫连科觉得斯大林是用骄傲口吻说出最后这句话的。斯大林讲完大厅里一片死寂，最后这句话令人不寒而栗。但法捷耶夫却认为这说明斯大林是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
　　一九三七年五月斯大林派法捷耶夫到格鲁吉亚参加党代表大会，并写出对大会的印象。法捷耶夫看见格鲁吉亚中央书记贝利亚进出会场全体代表起立，会场前矗立着他的半身塑像，认为这不符合党的传统，便写出自己的看法交给斯大林。贝利亚调到中央接任内务部后，一天午饭后斯大林对贝利亚说：“你搞个人迷信，矗立自己塑像。”贝利亚吓了一跳，问斯大林从哪儿听来的，斯大林便把法捷耶夫写的材料交给贝利亚，贝利亚从此对法捷耶夫恨之入骨。但没有斯大林的批准他无法逮捕身为中央委员的法捷耶夫，便想用别的方法干掉他。一九四五年五月，卫国战争刚结束，贝利亚邀请法捷耶夫到别墅做客。两人谈着谈着吵起来，法捷耶夫指责内务部恫吓作家，挑唆作家之间的关系，逼迫作家告密。贝利亚大声喊道：“我看你想妨碍我们工作。”法捷耶夫乘贝利亚到隔壁房间换衣服的时候溜出别墅。他虽喝了很多酒但心里明白，决不能从原路返回，贝利亚准会派人追赶。他刚拐入另一条路，只见一辆汽车飞驰过去。如走原路必定被汽车撞死。贝利亚会对斯大林说法捷耶夫喝醉了，自己撞在汽车上。斯大林为什么把法捷耶夫受他委托写的材料交给贝利亚，法捷耶夫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法捷耶夫写《青年近卫军》时，一天作家泽林斯基到他家做客。克里姆林宫信使送来急件，要法捷耶夫次日五点至六点之间到斯大林别墅午餐。法捷耶夫陡然变色，请母亲对信使说他身体不适，无法赴宴，以后当面向斯大林解释。第二天法捷耶夫约泽林斯基采蘑菇。泽林斯基路上对他说：“萨沙，我真无法理解你。斯大林并非每天请你赴宴。如对你没必要，你可以谈谈我们大家。在无拘束的气氛中谈谈我们最重要的事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没想到法捷耶夫听了火冒三丈：“滚你的蛋吧！你无权问我为什么不去赴宴，我应当对斯大林说什么！”泽林斯基也火了，掉头就往回走。法捷耶夫追上他，抱住他的腰说：“我不去是因为我已满头白发，不想再让别人呵斥、嘲弄。我不是让人把脑袋往瓦盆里按的小猫。贝利亚一定在那里，当着斯大林的面用各种令人发指的问题盘问我。”接着法捷耶夫又讲了一件一直压在他心头的事。
　　一天斯大林身穿元帅服召见他。斯大林站在大厅中间，法捷耶夫双手紧贴裤线站在他对面。下面便是他们的谈话。
　　“听我说，法捷耶夫同志，你应当帮助我们。”
　　“我是党员，斯大林同志，每个党员都有义务帮助党和国家。”
　　“你少说废话，什么党员、党员的。我认真对你说，你作为作协领导人应当帮助我们。”
　　“这是我的责任，斯大林同志。”
　　“又来了，”斯大林恼怒地说。“你在作协老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可却不肯帮我们同敌人斗争。你是作协领导人，可你知道同什么人一起工作吗？”
　　“我怎么不知道？我了解我所依靠的人。”
　　“我们授予你响亮的总书记称号，可你不知道自己周围都是国际大间谍。”
　　“如果作家当中有间谍我一定揭发。”
　　“你说的都是废话，”斯大林冷峻地盯着法捷耶夫说。“你算什么总书记，身旁都是国际大间谍。”法捷耶夫惊出一身冷汗，请斯大林说出间谍名字。
　　“如果你这样没用，我只好提醒你：第一，你最亲密的朋友巴甫连科便是大间谍。第二，你心里清楚，爱伦堡是国际间谍。第三，难道你不知道阿·托尔斯泰是英国间谍？我问你，为什么不向我们报告？现在你可以走了，我没时间再同你谈这个问题，你自己看着办吧！”
　　法捷耶夫讲到这里竟失声痛哭：“我无权不相信党中央总书记的话，但我却不相信，因为这不是事实。斯大林究竟要我干什么？”
　　斯大林要法捷耶夫清除作协里的“人民敌人”和“间谍”。自一九三四年作协成立至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两千名作家被处决、关押、流放。按内务部不成文的规定逮捕令须经所在部门首脑签字。一九四六年法捷耶夫担任作协总书记后非但不能抵制也曾被迫签字。他身为作协总书记却不能参预制定文艺政策。他已看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束缚天才而无可奈何。他反对作品粉饰生活、一味歌颂斯大林，却又带头参加大合唱。即便作协日常事务他也无权独自处理，必须看斯大林眼色行事。斯大林对杂志印张、稿酬、作家起居、创作出差、奖金颁发等都亲自过问。一九四八年讨论斯大林奖金授奖名单时，斯大林质问法捷耶夫为什么没有潘菲洛夫的小说《为和平而奋斗》，法捷耶夫回答不够水准，斯大林当众批驳道：“我们的看法不同，应当给他。”法捷耶夫担任作协领导工作后，竭力支持作家，鼓励他们积极创作。一次在基辅谢甫琴科讨论会上为因形式主义而受到批判的导演梅耶霍德辩解了几句。一回莫斯科便被带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让他看一份揭发间谍头子梅耶霍德的材料，责备他不该为梅耶霍德说好话。但梅耶霍德半年后才被逮捕。这期间他同法捷耶夫见面时仍握手拥抱，可法捷耶夫知道他死期已近，既不能说明，又无法挽救，心如刀割。党性最终无法束缚良知，法捷耶夫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甘大后他对远东游击队老战友谈到斯大林时说：“你对美女神魂颠倒，可后来才知道抱在怀里的却是丑妇。”
　　在创作上法捷耶夫同样陷入痛苦之中。在斯大林授意下报纸猛烈批评他心爱的作品《青年近卫军》，质问他克拉斯诺顿的党组织到哪里去了？法捷耶夫公开承认错误，决定重写，但他知道加入党组织便不是原书了。一九五一年马林科夫召见法捷耶夫，对他说：“冶金部门有项能改变全局的发明，并揭发出一伙破坏生产的地质学家，你若能写出来便是对党做出重大贡献。”政府向他“订货”，他怎能推辞，便毅然前往乌拉尔写《黑色冶金》，写到二十个印张的时候，中央发现发明原来是假的，国家浪费了几千万卢布，地质学家们恢复了名誉，小说当然写不下去了。他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被人讥为题材远离现实生活，终未完成。极富创作才华的法捷耶夫一生只写了《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两部长篇小说。
　　斯大林逝世后法捷耶夫感到松了口气，对妹妹说：“现在可以自由呼吸了”，并相信一切很快就会改变。他写信要求内务部为三四十年代受迫害的作家平反昭雪。被迫害的作家陆续从劳改营返回莫斯科。但很多人责怪法捷耶夫。一九三八年被捕的女作家安娜·别尔津逢人便说：“我们都是萨沙陷害的。”法捷耶夫在作协俱乐部见到别尔津走过去同她握手，别尔津示威地把手背过去。不少作家把他的前任、大清洗时期同叶若夫合作默契的斯拉夫斯基的账也算在他头上。他无法分辩，独自承受重压。法捷耶夫在作协八届理事会上做报告时，第一句便是“我犯了很多错误，也许我的一生便是一连串错误。”但他重新燃起改善文学事业的希望，接连给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写了《关于苏联文学艺术领导工作中陈旧的官僚主义危害及纠正其缺点的方法》、《关于改善党、国家和社会对文学艺术指导的方法》等几份报告，并三次请求领导人接见他，但均无下文。他在不同时期同肖洛霍夫、西蒙诺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等著名作家一一闹翻，肖洛霍夫在甘大上还曾严厉批评过他。家庭中亦无幸福可言，他同身为苏联人民演员的妻子斯杰潘诺娃感情早已破裂。从他自杀前九天写给拉普时期朋友、评论家叶尔米洛夫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绝望的心情：“……远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就想大力改进作协现状。然而党组在苏尔科夫支持下反对我，中央也不同意我致开幕词，只责成我在辩论时发言，并在提法上妥协。事情已闹到公开排除我这个主席的地步，所有‘指示’都由苏尔科夫向我传达。我看得很清楚，我的良好愿望未被他们理解，他们把我看成精神不正常或情绪变化无常的任性的人……”
　　法捷耶夫最终失去生活支柱，无法再活下去。他床边摆着斯大林画像似乎想说他所犯的错误也应算在斯大林的账上。
　　法捷耶夫安葬在莫斯科新处女地公墓，墓碑上有一组《青年近卫军》人物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