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落拓诗人还了俗

　　不久以前，我在香港《读者良友》五月号发表的《误会、错觉、曲解、成见》一文中，曾引美国女作家安妮·迪拉德著《与中国作家的遭遇》中形容张洁与美国“垮了的一代”诗人亚伦·金斯堡对面相逢“舌战”的一段。现在写这篇美国当代大诗人的文章，我要用这段有趣的对白来速写金斯堡的“肖像”：
　　“‘……金先生！’张洁猛然的靠过了译员的膝盖……‘你不应只顾自己！你在生活与工作上必须尽你的职责！你必须有坚定的目标！你不应吸毒！想想你对社会的责任。至于我自己呢，我的目标一直是清楚的，我的头脑从不混乱。’
　　“金斯堡聪慧地、无可奈何地微笑，象那只契歇尔猫一样地倾了倾首。
　　“‘我的头脑，’他耸耸肩说，‘永是混乱的。’”
　　金斯堡的头脑“混乱”时期结束了吗？他的新诗集出版时，标志着他将踏上传统的成功之途。
　　金斯堡新出的诗集，厚厚的一册，共有八百三十七页，售价二十七元五角。不但书的外表动人，而且金斯堡跟哈泼与罗书局所订的合同价值数十万元。这本新诗集的出现证明两件事：一、在诗歌缺少读者、诗人不能靠卖诗为生的美国社会中，金斯堡的作品显然拥有广大读者。这是个不平常的现象。二、金斯堡已由一个落拓不羁、不求世俗奢侈的“垮了的一代”诗人上升为美国文坛的宠儿，名利双全，一改他过去的与社会统治阶层格格不入、代表贫困艺人的形象。
　　金斯堡的初期作品持传统的保守主义态度的出版商都不出，由旧金山一家具有“反抗精神”的城市之光小书局出版。三十年前，年轻的金斯堡是那个社会的叛徒，当城市之光书局于一九五六年出版他的《嚎叫》(Howl)诗集时，他甚至要公开宣传，此本诗集藏有“非法走私品”，购了有危险，读了有危险。书的设计也是故意的：纸张质量低劣，装订草率，看来好似是地下刊物。当时文坛与一般性的评论家当然不屑一顾。
　　三十年后，历史证明金斯堡的诗作有耐久性。这本又厚又重的精装新诗集，封面烫印金字，外包红皮纸，厚达二英寸，内含三百三十首诗，五十一页注解与照片，还有前言、后记及索引等等，洋洋大观，宛然是名家的“巨作”。哈泼与罗书局如此重视金斯堡，不无原因。编辑们已预期他是一棵摇钱树，在合同中还应允出版金斯堡的书信、杂文、访问记、日记等等的集子。就连《嚎叫》诗集，也将另出附有注解的精装本。此外，一本名叫《白裹布》(White Shroud)的新诗集也正在编印中。
　　将近花甲之年，过了多年的贫苦、落拓的生活，诗人金斯堡终于在美国文坛上踏上了传统的成功之途。他出生于一九二六年，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青年诗人之一。当年，别的人都走上正统之路，唯有金斯堡是崇尚思想自由、爱好新尝试的叛逆。
　　亚仑的父亲是个中学教师，有时也写些诗在《星期六评论》与《大西洋》月刊那类杂志上发表。他的母亲却是于三十年代甚为活跃的美共党员。可是后来她由于在政治意见上偏执，造成神经错乱，曾好几度入精神病院治疗。
　　金斯堡于一九四三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可是他对当时在哥大任教的著名评论家莱昂尼尔·屈瑞林(Lionel Trilling)与马克·梵·杜伦(Mark Van Doren)并没有特别敬意。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之间，他与染了毒瘾的青年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威廉·波罗斯(William Burroughs)等为伍，创始了“垮了的一代”(请参阅《读书》一九八五年六月号拙作《垮了的一代三始祖》)。
　　不过吸毒只是那些青年作家反叛性的一种征象。金斯堡的同性恋倾向使他爱上了一位不务正业，名叫尼尔·卡沙地的男子。(卡沙地即是凯鲁亚克名作《在旅途》中主角所影响的人物。)后者对他的抵拒(金斯堡说，“这是对我最柔情的希望的致命打击”)大大地影响了他的初期写诗生涯。据他自己所记，一九四八年的一个晚上，他在纽约黑人区贫民窟公寓中感到非常寂寞孤独之时，读英国诗人威廉·勃莱克的诗集解闷。读到“啊，向日葵”时，他突然听到一个“深沉庄重的声音”，“立即以为这是勃莱克的声音”：
　　“……突然间，我的身体光亮，感到一阵广大无边的意识：震动、谅解、敬畏、奇异、惊讶。这是我对自己所存在的宇宙一种更深切更真实的醒觉。”
　　金斯堡说，他坐在这个简陋的房中，面对屋梁，能够完全忘却周围环境，接触了“真正的宇宙”。在这种情形下，他觉得自己处在“极乐”状态中，整个世界好象歪曲变形，与“真正的宇宙”脱了节。从此以后，金斯堡就好象被妖魔缠住似的，他的诗作也受了这个神秘的影响。
　　勃莱克的诗也许给予了他一些启示与灵感，不过我的猜想是，他的那种“广大无边、接触了真正宇宙”的意识，很可能是吸毒所引致的幻觉。他初期三年的诗作都是模仿勃莱克的(这些早期诗于一九五一年收集，但一九七二年始以《狂怒之门》(The Gates of Wrath)的书名出版)。
　　到了一九五一年，他又受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响。金斯堡曾寄一批诗作请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los Williams)审阅。威廉姆斯批评这些诗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批评他过份依靠陈旧的形式与辞令。金斯堡一听，又改变了他的风格，从幻觉的诗改为世俗的诗。他的第二部诗集《空洞的镜子》于一九六一年出版时，曾受到女诗人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的攻击。摩尔的意见是，单是消极的否定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对艰苦生活的挣扎，才能使人感奋。不然有谁来读你的诗？
　　他没听取摩尔的忠告。不久，他对法国超现实派的诗作上了瘾，同时，他又信服了凯鲁亚克的理论(写作必须是本能的、自动的)，他的新作风就在一九五六年所出版的《嚎叫》诗集中出现。在艾森豪威尔总统那个安宁平静的时代，《嚎叫》诗集成为一本吁求社会与精神解放的代表作。在社会安宁的时期，什么是“解放”？青年人对平静无事的生活厌倦了，所谓“解放”，即是对堕落、弃俗、诲淫的称颂。《嚎叫》代表了那个时代对生活厌闷无聊青年的呼声。“垮了的一代”也成了六十年代嘻皮士风气的先声。金斯堡在那个时期的私生活是很苦恼的。他的“单恋”对象，他的心目中的“英雄”是尼尔·卡沙地。而卡沙地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不务正业、生活腐败、但对男女两性都极具吸引力的性爱双栖动物，他后来因吸毒过度而早死。
　　但是许多评论家仍认为《嚎叫》诗集反映了勃莱克的影响。同时，这本诗集也标明了“垮了的一代”的“革命”意向与他们的敌人：敌人是美国社会；“革命”的手段是自我纵容的疯狂。
　　《嚎叫》是一首称颂性自由、社会自由与创作自由的诗。它具有一种神秘性，甚至引起诗评家长篇大论的讨论。一般的传说是：二十七岁的金斯堡在旧金山听了一个精神病学家的忠告，放弃一切，兴之所至地去追求他真正所好的欲望。这样一来，他立时被他工作处所革职，搬到他同性恋爱人的公寓同居。此后，他的生活便丝毫不受社会常规的约束，他在心理上所积聚的闷气获得解放，结果便是《嚎叫》的产生。
　　真相其实不同。据诗评家调查，一、金斯堡与男友同居后，他的职业仍保留了三、四月之久。二、他不但没有获得解脱后的自由欢乐情绪，而且由于失业，甚是郁郁不乐。三、他的心理创伤并没有治愈，他仍继续去看那个精神病学家。这些信息都来自他的日记。
　　金斯堡显然是在故意歪曲事实真相，来适应他这自称打破宇宙意识的落拓派诗人形象。在他的另一所谓“坦白自首”的诗《卡迪修》(Kaddish，犹太教祈祷诗)中，他提到母亲的发疯与死亡，其中的情绪也是过份夸张的。
　　五十年代后的诗收在他于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现实三明治》(Rea-lity Sandwiches)诗集中。“现实”这二个字正与诗中所强调的“超然存在”相反。他的诗甚至比各种引致幻觉的毒品更有感染力。一九六三年时他已成为比他年轻的嘻皮士的“法师”(Guru)。那年他去了印度，首次对佛教发生了兴趣。他的诗也受了影响。佛教的两个主要原则特别受他的注意：相对性(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与忘我性(不自私)。这种哲理思想又在他于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诗集《美国的衰落》(The Fallof America)中表达出来。
　　金斯堡没有预测到“垮了的”美学标准会在青年中引起这么广大的共鸣。在起首，他以为“垮了的一代”只有少数人，是个特殊的小集团，不想竟会吸引了这么多的群众。从此不但使他的诗作更具政治性，而且在这个“社会革命”期间，他的思想也更趋政治化。他参加反战游行，向国防部抗议示威。他的行动很可招徕一些群众。他甚至前往古巴与苏联访问。一九六五年他在捷克城竟被当地的劳动节庆祝会选为“五月之王”，他也曾自夸自大地写诗留念：
　　……我是五月之王，
　　人类诗才的老手，十万人的挑选；
　　我是五月之王，
　　不久将降落伦敦飞机场。
　　在这一段富有政治色彩的时期，金斯堡的诗格标准大降。他作品的反政府气味越来越浓厚。一九七○年所作一首名叫《田园对白诗》(Eclogue)的长诗这么开始：
　　千年之后，
　　如仍有历史，
　　它将这么记录：
　　美国是个讨厌的小国，
　　充满了狗鸡巴。
　　到七十年代中期，金斯堡开始对激进派政治活动厌倦了，回返他对佛教的研究。他的老师原籍西藏，曾在牛津大学求学，一九七○年在佛蒙特州创立了一个修道院，吸引了许多青年诗人为门徒，其中他最亲信的是金斯堡。
　　因此金斯堡在大学生涯及私人生活中所走的道路是很奇特的：同性恋，吸毒，不修边幅，不重视金钱，激进派政治，印度，佛教(其实是对东方玄学的好奇)，终而成为八十年代的美国一流诗人，出版了一部价值数十万元的诗集。他已经由一位社会的叛逆变为“正规的中产阶级人物”。他的诗集的出版好象是他的不平常生活的一个段落。这又使我想起他对张洁责问的回答：
　　“我的头脑，永是混乱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