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没有名的恩师

　　接到姐姐从中国青岛空邮到华盛顿来的《岩波国语辞典》，邮费是四十多元人民币。于是赶紧写信回家，一面报告辞典平安抵达美国，同时也责怪花这么多的钱来寄这本辞典有点太浪费：“字典很有用，可是，用四十多块钱寄空邮也确实太过分了一点。”不久，就得到国内的回信说，现在的四十块钱根本不算贵：“说实话，这四十来块钱现在买不了三斤好刀鱼，只要你觉得辞典有用就好。”
　　中国看来真是日新月异了。于是，在使用这千里迢迢而来的辞典的时候，心里的愧疚感也减轻了不少。有一天，在翻弄这日语辞典的时候，发现当年购买辞典的发票还好好地夹里面。上面有“山东省新华书店青岛市店外文门市部”的粉红色收款专章。日期：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金额：￥4.20。当时的四块两毛钱等于在中学教英语的父亲两天的工资，这笔钱在当时的青岛大概至少能买十斤“刀鱼”(青岛人对“带鱼”称呼，大约是因为那鱼新鲜的时候明晃晃地浑身泛着金属的白色，像磨亮的长刀)。
　　或许是由于纸张质量好，或许，是因为一直紧紧夹在辞典里面，跟空气的接触有限，这发票保存得极好，就像昨天新开出的一样。手里拿着这薄薄的、柔软的、半透明的一纸发票，真觉得当时开始学日语的日子跟今天也就隔了这么一层薄薄的纸张。而且隔着这层薄薄的纸，像又是呼吸到了青岛的海风。二十来年的时间，实在是短暂。自以为不太笨的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还没把日语学好，无疑是时间短暂的证据。可是，周老师肯接受这种解释么？
　　在二十多年前初次见面的时候，周老师已经是一个黑瘦、矮小的老头了。老师名字叫周维贤，没有单本的著作行世，也不是高等学校的教师，甚至连中学的、小学的也不是。他的正式职业是拉大车，拉着两个大轮子的板车在丘陵地带的青岛上坡下坡走街串巷，运煤运杂物几十年，拉到七十年代初退休的时候，工资大概也不到三十元人民币。他的矮小不用说是先天的，但是，他的黑瘦恐怕跟后天的职业很有关系。成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地拉大车，而且拉的是煤炭之类，自然不会有利于保护皮肤，或有利于积攒可以体面地撑起西服西裤的脂肪。托“改革开放”的福，在年近八十的时候，已经拉够了大车的老师终于有机会、有资格当上了夜校的日语教师，能够多挣一点钱，一个月可以多买几条不是最坏香烟来抽。
　　烟瘾很大的老师是英语里所说的chain smoker，抽起烟来真是一支连着一支。令人叫绝的是，老师能够叼着一根烟卷也照样讲日语，而且讲得流利而自然。老师祖籍广西，生长在北京，讲国语京味十足，讲日语也是“京”味十足，是东京味的。老师年轻的时候先后在东京居住了五年。他说，当时在日本是留学，学的是经济，但一直没有学好。老师似乎也确实没有拿到经济学方面的学位。然而，不善于做论文的老师显然有语言天分。他也懂英语，虽然不能说精通，可是，在讲英语的时候，他的发音总是很准确、流畅。
　　九月的田间小道
　　沿着斜坡，走到能够看见赤坂那片房屋的地方。
　　正是浅间山山麓那些小街从睡眠中醒来的时候。早饭的炊烟在湿润的空气中袅袅升起。远近不断传来鸡鸣声。田中的稻子开始成熟。稻田周围的豆子，豆荚已经下垂。有的稻棵下部的叶子已经变黄。九月已经过了一半。稻穗什么样的都有。有的露出浅浅的稻穗颜色，有的还全是草绿色，还有的垂下了带着红芒的穗头。那些浓茶褐色的稻田种的是糯米稻，这我都看得出来。
　　早上的太阳照进了山谷。……(《千曲川散记》作者岛藤村。笔的译文。下同。)
　　这是当年跟老师学日语的时候学过的一段课文。课文是老师手抄的，抄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一本日语学习文选，好像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像样的外语课本属于革命的对象，火烧的对象。火劫之后的“善本”，自然像孔子故居夹壁中发现的文献一样珍贵。号称世界上首先发明印刷术的文明古国，在印刷术发明上千年之后又手抄课本，这大概也可以算是“复归传统”吧。当然，进步也是有的。比如，抄书的工具不是传统的毛笔，而是钢笔或圆珠笔，老师当时用的是圆珠笔，还有复写纸。老师握笔的手当时还有力透纸背的力气，整洁工整的字迹可以穿过三四层纸。在我手里的拷贝大约就是第三层或第四层的。
　　记得文选的注释、翻译者当中有尚永清、姜晚成、金中等先生。尚永清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位先生，汉语、英语、日语都造诣很深，可惜一直无缘相见。后来，倒是有机会见到了金中先生本人，是一位日语口语极好的先生，而且字写得很漂亮。金中先生“文革”前在北京当日语翻译，“文革”中不知什么原因被下放到山东农村，后来任教山东大学。据说在农村期间，金中先生扛着锄头也在嘟哝日语。无独有偶，现在居住在美国的前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教授巫宁坤在那些非人的日子，也仿照着南征北战、所向无敌的古罗马大将凯撒发出的豪言veni，vidi，vici(我来了，我见了，我胜了)，以嘟哝英语I came，I suffered，I survived(我来了，我受了，我没死)来激励自己。(董乐山，《东方主义大合唱？》，《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99页)
　　按理说，老师的经历怕是也不会逊色于金中、巫宁坤诸先生的。可是，老师自己不提，我也一直没问，也不想问，因为天性不好打听，尽管可问的东西不少。比如说，老师祖籍广西，但为何生长在北京？当年是怎么到日本留学的？留学期间都有什么见闻、感想？后来他又是怎么到青岛定居的？凭他这么好的日语，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又是怎么找上、或被分配上拉大车这个工作的？不打听别人的事情，这或许是个美德。这美德自然也有代价。不过，现在似乎也并没有为当时的不好打听而后悔。
　　老师不但很少提到自己的过去，而且也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抱怨过什么事情。谈起自己拉大车，也往往要说他身体一直很好，还得托拉大车的福，所以七老八十了还能到处走动。但是，在谈到日语课本缺乏的时候，老师总是禁不住感叹，“以前有一本很好的日语读本，是一个叫陈信德的人编的，是个台湾人，可能给打死了。很可惜啊。”“文革”结束以后，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了陈信德的日语读本，我也如获至宝地买了一本。现在已经不记得是不是向老师报告了这个消息。
　　老师谦逊，乐观，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而且像日本人一样好鞠躬。他抽烟，但不喝酒，不喝茶，却喜欢喝可可，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他有一套贝多芬交响乐的唱片，记不得是第九还是第五了。还有一部唱机。唱片和唱机都是旧式的，唱针是竹子的，每次要用剪刀剪，用过一次就扔。老师总是说，还是竹子唱针好，不会毁唱片。这一切在当时的年代，也可以说是不同寻常了。至少，那套哥伦比亚公司的唱片有幸留存下来，没有在那火红的年代变成三角钱一斤的废品，这就不容易。
　　记得在开始到老师家上课的时候，发现他有一台很好的收音机，也可能是借的。若去得早了，就能看到他在听收音机里播送的西方古典音乐。他总是在听完音乐的时候才开始讲课。他说，那是南朝鲜(韩国)电台播的。这一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后来我自己也有了不错的九波段收音机，可是一直没有收听到那么美妙的音乐。或许，是因为自己没有像老师那样耐心地去找。或许，是自己的记忆美化了当时听到的音乐。或许，老师是个超凡的人，有本领收听天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的音乐歌曲、文体文章大行其道、独行其道的时代，能跟老师读到岛崎藤村那样的文字，确实感觉是在享受天籁。上世纪末、本世纪上半叶的作家岛崎藤村不但擅长写抒情诗，长篇小说，讴歌个人、个性的觉醒，他的散文也非常优美。作者在出名之后到乡下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千曲川散记》是记录那一段经历的文字。
　　记得当时还学了志贺直哉的一个短篇随笔，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以前没有觉得牵牛花这么美。这是因为一向早上晏起，没有机会看到刚开放的牵牛花，而见到的又大多是被太阳晒蔫了的，让人觉得纤弱，所以我对这花一直喜欢不起来。但是，今年夏天，在黎明的时候就醒来，看见了刚刚开放的牵牛花，便觉得这水灵灵的花非常美。与康乃馨、天竺葵相比，这种水灵灵的美是别具一格的。牵牛花的寿命可以说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吧。看到牵牛花的这种水灵灵的美，不知何故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这大概是少年时代就知道牵牛花是水灵灵的，可是没有觉得怎么样，只是到了老年才感觉到了牵牛花很美吧。(《牵牛花》)。
　　志贺直哉(一八八三——一九七一)文笔为许多人所称道，在日本被誉为“短篇之神”。他这里描写牵牛花的文字就像刚开放的牵牛花一样清新水灵。这么多年还时常想起志贺直哉的这篇随笔，一是因为他平易近人的文字，更主要的是他的为人。记得课本上介绍说，在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期间，志贺直哉拒绝发表任何作品，《牵牛花》是战争结束后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想不到，写出如此淡泊与从容的文字的作者，竟是这样一位倔强的“持不同政见者”，因而对这位先生一直敬佩不已。
　　志贺直哉和岛崎藤村这些充满了早上灿烂阳光的文字，与老师那间幽暗的斗室形成鲜明对照。老师的住所靠近四方路菜市，那是青岛市多年来首屈一指的“脏乱差”闹市。住处的马路对过是一家煤店，四散的煤屑给周围本来就不怎么样的环境又抹了一层黑。在一九八九年春节期间跟丈夫拜会老师的一位女士回忆说，“记得当时是走进一个开在马路上的黑洞，眼前马上一片漆黑。左拐右拐，摸索着敲门，听到里面有人答应。开了门，里面有了一些亮光。这个时候就听到有个老头的声音从暗处传过来，‘是××吗？’那声音厚实，有底气，很好听。”
　　老师的声音是非常好听。当时跟老师学日语一星期两次，每次总是由老师领着读课本，然后老师再做讲解。非常爱听老师的声音，很想学，但学不来。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录下一段老师的声音带在身边做永久的纪念，这是个无法挽回的大错误、大遗憾。
　　老师从来不大声说话，读课文的时候也不大声，可是他的声音浑厚，有悦耳的共鸣声。说到老师的声音，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低头跟老师读课文，老师读他手里的课本，我拿着手抄本跟着读。读着读着，就听到老师声音哽咽起来。老师勉强读完那一段文字，然后擦着眼泪说，他每次读到这里都很难过。那一段课文是这样的：
　　 ……安寿站在泉边，目送着弟弟厨子王。弟弟的背影在松林中消失又复出，变得越来越小。日渐中午了，安寿还是不想上山。幸好这一天看来没有人到这一带山上来砍柴，安寿呆呆地站在坡道上，也没有人看见过来询问。
　　后来，山椒大夫家的捕手出来搜寻姐弟俩，在坡下的水洼头拾到一只小草鞋。那是安寿的草鞋。……(《山椒大夫》，作者森鸥外)
　　森鸥外是明治维新时代与夏目漱石齐名的文豪。小说《山椒大夫》写的是被拐卖为奴的姐弟安寿和厨子王俩人冲破重重险阻争取自由的故事。安寿和厨子王姐弟俩分别的场面为什么让老师这么动人？不知道。当时没有问，过后也没有问，也没有打听。
　　老师可以说是一个清醒的民族主义者，总是劝我要在中文上面好好下工夫。他说，只学好日文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你日语讲得再好，写得再好也没有什么大用，“只不过是在世界上增添了一个日本人而已，而人家不差你这一个人”。由于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的恩恩怨怨，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常有两个极端。有人高唱“用热血胶住敌人的刺刀”，有人连理所应当的战争赔款也不准他人提。相比而言，老师奉行的可谓“中庸之道”。在谈到有人出于对日本的反感、愤恨而拒绝学日语的时候，老师说，“这不对，越是敌国，不是越应当好好研究么？”
　　当时跟老师学日语，只是觉得有趣。因为当时自以为英语已经入了门，觉得再学一门东方语言肯定有趣。另外，在发现了英语句子的错综复杂之后，对日语也更觉得好奇：日语会有多难？日语里有那么多的汉字，总不会有像英语一样很难用中文表达的句子吧？后来才知道，这些想法很天真无知，但当时就是抱着这些天真无知的想法学日语的，其实并没有研究日本的意思，当然更不知道以后会有机会上大学学外语，因为那毕竟是大学似乎要永久关门的年代。就是勉强开门的为数不多的理工科大学，官方的大学的入学条件也是“手上有老茧、脚上有牛屎”。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一切看来都没有了希望的年代，能够遇到周老师这样的好老师实在是幸运。在大约跟老师学了一年的日语、然后到了不得不“上山下乡”做“知识青年”去的时候，老师安慰我说，没有关系，只要不放松，总是可以学习的。他还用日语、英语鼓励我说，Boys，be ambitious！(年轻人呀，要胸有大志！)①当时听到这样的鼓励，心里还真是觉得有了一线希望。只是当时这希望比蜘蛛网还细微，细得近乎虚幻。但那毕竟是能够羁留希望的虚幻。
　　善于以美好的虚幻故事让读者着迷的蒲松龄在其代表作《聊斋志异》前言里写道，“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大约是他老人家心目中完美的治国处世的赏罚原则。蒲老先生没有说，对那些无心为善的人应该怎么办。按照逻辑推理，蒲老先生在这里很可能是要说，有心为善多出于虚伪，因此不该得赏，而无心为善才是真善，照理应该受大赏。可惜，世事没有老先生设想的那么理想。
　　周老师就属于世界上很多无心为善的人。他们行善，而且是行大善，实实在在的善。他们行善，绝对不是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用心，也不是出于什么宏伟、崇高的目标或计划。他们行善，就像花草树木生长一样是出于自然，或者说，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必需。于是，人们对这样的善行就像对草木生长一样并不特别在意。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天的下午，我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出了当年学日语的时候读过的书。一面读着书，一面回想几年前已经默默故去的老师。不知不觉间，好像又见到了老师。老师还是那身蓝布旧中山装，衣服照例有些脏，上面有没掸干净的烟灰，还有给烟灰烧出的小洞。老师仍是抽着烟说话，刁着的烟卷与他的话音一起抑扬顿挫，把烟灰抖在衣服上。他照旧是漫不经心的用手、用衣袖轻拂几下，然后继续说，继续抽。
　　在跟周老师学过日语之后，我也终于有了机会上大学，后来又有机会到美国留学。在这些年里，还真是师从过几位全中国、全美国的好教授，也觉得从他们那里获益良多。不过，我仍然认为，我的恩师应当说是周维贤老师。在中国最不利于学子学习的年代，在我的智力、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是老师给了我难得的学习机会，让我知道、看到，在乱哄哄的世界上确实有文学在，有学问在，有人情在。
　　当时跟老师学习，当然对老师也有酬谢。所谓酬谢，也就是逢年过节，送上几斤点心，几斤水果，说不定还送过鱼。现在回头看，当时竟仍是几千年古风依旧，这还真是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一九九四年八月——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于华盛顿
　　①此语出自园艺学、植物学教授克拉克博士之口，因排印不便，日语原文未刊。克拉克博士(William　Smith　Clark)，一八二六——一八八六，美国新英格兰人。明治初年，日本驻美国公使邀请克拉克博士出任北海道札幌农学校的Assitant　Direc－tor(副主任)。克拉克博士对“副主任”头衔感到不满，提笔径自将Assitant　Direc－tor改做President(校长)，日本公使予以承认。克拉克博士在日本当了几年的“外国专家”，在返回美国的时候对一路送行的日本学生说了这番话。克拉克博士其人其言很能反映当时日本全国上下奋发图强的心态，因而一时间也在日本获得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