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比较

　　一九九○年湖南本《毛泽东早期文稿》出版以前，日本有了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在其第一卷及补卷中收集了毛泽东的早期著作。湖南本出版以后两年，美国出了施拉姆主编的英文本毛泽东革命时期著作集(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毛通往权力的道路》的第一卷：一九一二——一九二○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著作。
　　三种版本摆在读者面前，就出现了一个比较问题。
　　从收集材料的完备和准确方面来看，湖南本较之于竹内本要前进得多了，这是理当如此的。
　　这里既包括国内各有关单位长期的材料搜集工作的成果，又包括编辑组严谨的材料鉴别工作的成果。多方搜集到的材料，究竟是否都能确认为毛泽东的文稿，要经过细致的研究和考证。鉴别的结果，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没有多大根据可以判断为毛的作品的，就不随意收入。另一类是完全能够确认的。还有一类是大致能够确认的。湖南本将后面这两类文稿全都收入，而又将它们区分为正副两编。编者的“出版说明”交代得很清楚：凡有作者手稿或作者个人署名的文章，以及虽未署名但有根据确认是毛泽东撰写的文稿，都编入正编；同别人联合署名的文稿，别人记录的谈话，以及虽可推断但不能完全认定是毛泽东撰写的文稿，则编入副编。这是合理的划分。因为，联合署名的，大多是一些公呈、启事、请愿书、快邮代电之类。虽有毛泽东列名其间，但可能为毛所撰写，也可能是别人撰写。既已列名，便应收入，又不能断定必为毛所撰写，故入副编。别人记录的谈话，如杨昌济、张昆弟、张文亮日记中所记的毛同他们谈话的内容，虽很简略，却颇珍贵。以他们同毛的关系而言，所记当属可信，但终非毛本人手笔，故入副编。正副编的设立，只是对文献可靠性程度的划分，而不是编者对文献内容在评价上的划分。收入正编的一百三十二篇，收入副编的十九篇，总共一百五十一篇。
　　拿这一百五十一篇同竹内本毛泽东集及补卷所收同一时间段的文稿相比较，湖南本收入而为竹内本所无的，共有三十多篇；竹内本收入而湖南本不收的，计十余篇。
　　这十余篇不收的，是文化书社的几则简单启事、署团体名而无个人名字的几篇公告、平民通讯社的几则没有署名的通讯稿、有关报刊上几篇没有署名的短评。其中大部分，竹内本中本来已经在标题下加了☆号，申明把它们作为毛的作品收入，只是根据编者的推测。
　　增加的三十多篇，都属于过去没有广泛流传的文献，主要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从未刊行过的一批书信和笔记的手稿，可以说是首次公布的文献。这在研究资料的发掘和提供上，是很受研究者欢迎之举。
　　施拉姆本利用了湖南本的全部成果，编者在前言中作了说明，所以比原来的竹内本完备多了。竹内本收的是汉文原文的文稿，施拉姆本收的是英文译文，为不懂汉文的西方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施拉姆本预计收全他们能够收集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的所有著作，这是一项多卷的巨大工程。期待着它后续各卷出版的，怕不止是西方的研究者吧。
　　施拉姆本特别强调自己这个本子的“全”，申明比湖南本更“全”。他们认为湖南本“基本上”是全的，所以他们用湖南本作为底本。但又从其他来源，增收十六篇文稿，所以声称比湖南本更“全”。
　　这其他来源，就是两个，一个是竹内本收了而湖南本不收的十二篇文稿，一个是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的《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中的四副对联。
　　为什么湖南本不收竹内本中的一些文稿？湖南本的编后记其实已经作了说明：“另外有一些文章，尽管国内外有人推测是毛泽东的著作，甚至收入了他们编的毛泽东文集，但经我们认真考证，认为没有确凿根据，本书未予收录。”施拉姆本认为，这是因为湖南本是“官方”版本，所以要以“确凿根据”为原则，即使毛很可能是作者，还不能构成收录的足够理由。而施拉姆本则是另一种收录原则，他们补收了湖南本弃收的一些篇目，理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毛确实没有写这些文稿，而且有若干篇的确非常像是毛写的。”
　　这是有所不同的收录原则。湖南本的原则，是严谨，严谨似乎应该是学术编辑工作的普遍原则，倒不在于是不是“官方”。施拉姆本的原则，也有一个优点，就是把一些虽然不能断定但也有一定可能是毛泽东的文稿收进来，为读者提供研究和查阅的便利。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办法，把这两个原则的优点都采纳进来？湖南本分正副编，可以看出，本来就有把这两种优点都采纳进来的思路，只是现在的副编还不能包容施拉姆本补收的这些部分。当然不必为此而来个“又副编”，但是可不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注释，把这些材料收容到注释之中？湖南本原来就用过在注释中收录某些材料的办法。比如，《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二十五则短篇杂评，二十二篇署名“泽东”，当然收录，另两篇署名“子璋”，实有其人(萧三)，当然不收，在毛署名的二十二篇间夹了一篇，没有署名，很可能是毛写的。编者“为慎重起见”，未予收入，但又抄录在注释中，“以供研究”。这是个好办法。如果扩大使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把施拉姆本中增收的那些有一定可能是毛所写的文稿也收到注释中来。笔者认为，虽是“官方”，也是可以采用这种办法的。
　　说到湖南文艺版《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中的一些对联，施拉姆本说，湖南本不收，是因为它们是一些老人几十年后的回忆，没有文字根据可为确证。而施拉姆本决定把它们收入，因为他们认为，虽然无法确证，但两行对联是不难长久牢记的，收录这些对联有助于提供关于毛早年的完整图像。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在笔者看来，一些据说是毛早年所写的对联，同一些据说是毛早年所写的诗词一样，主要问题在于搜集者没有提供关于搜集情况的详细材料，以便人们研究、判断，甚至完全没头没脑，不知是从何而来。这本《辑注》就有这个毛病。不久前许多小报刊登过一副据说是毛泽东跟周恩来对的对联，显然全不可信。毛泽东早年诗词的收集中出现过多起这样的事情，已经有人根据确凿地加以揭明，笔者在“大书小识”的前文中已经介绍过了，对联的收集当然也要注意严谨。有一些对联，经过研究、考订，可靠性较大，即使还不能确认，也不妨用收入注释的方法加以处理。近读《毛泽东年谱》，其中也引用了一副《早期文稿》未收的对联，说明以有所区别的谨慎方式(在注释中引用并说明)收入一些比较可靠而又难以确证的材料，的确是“有助于提供关于毛早年的完整图象”的。
　　这些主张，不知道《毛泽东早期文稿》的编者们以为然否。
　　至于一九九○年内部发行本中，在字迹辨识、排印校对方面，还有少量错误〔注〕，在拟题、作注方面，还有个别不当不确之处，已经为编者自己发觉，或者为国内外专家(包括施拉姆教授)指出。现在公开出版，当有机会加以改正，使这个版本更臻完善。
　　〔注〕毛泽东一九一五年悼友人的一副挽联，其下联在一九九○年湖南本中作：“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这里“役”为“殁”(或“没”)之误。“役”字在此处很费解。“殁”字与整个这一联中的“生死”、“百年”、？君去”完全切合。湖南文艺版的《对联辑注》已改正为“殁”(《毛泽东年谱》中则改为“没”)。施拉姆本没有注意到这一改动，仍按《毛泽东早期文稿》，把“百年会有役”译为“本世纪将会有一场战争”。这是受了湖南本的不完善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