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玛丽·惠特豪斯退休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玛丽·惠特豪斯(Mary　Whitehouse)宣布退休。消息传出，惊动四方，其轰动不亚于撒切尔夫人当年辞职，电视编导更是长吁一口怨气，心中暗自快活：这老不死的，总算要闭嘴了！
　　然而慢着，还不能高兴得太早，惠特豪斯说得很明白：她只是辞掉“全国听众与观众协会”(Nationa1　Viewers　and　Listeners　Asso-ciation，简称VALA)主席的职务，她的眼睛，却仍会紧盯着电视屏幕，嘴巴，暂时也不打算闭上，而且，“我希望我的退休，可以促使全国更多的人说，‘玛丽要退休了，我们得接着干！’”
　　果真后继有人吗？惠特豪斯也许太乐观。在英国，如她这样顽固、执着、偏激、任性，这样不怕辛苦、不依不饶，这样爱出风头爱抱怨，这样自信能与上帝直接对话沟通，自信自己的思想绝对不会有错的，也许是没有第二人的。所以，VALA主席的职位，至今还是空缺。
　　玛丽·惠特豪斯，究竟是谁？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她是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女人：常戴旧式宽边眼镜，着素朴花格呢衣服，两眼炯炯有神，双唇喋喋不休。有人热爱她，奉她为整个民族的守护天使，她的每一句话都道出普通人的心声。有人讨厌她，讥她为旧思想旧道德的看门狗，是摽嗦古怪爱管闲事的老蝙蝠。她今年高寿八十有四，是最让传播界烦心的对手。
　　惠特豪斯原本并没有什么特别，她出生在英国中部柴郡一个四个孩子的家庭中，家境并不富裕，大姐学习艺术设计颇有才华，小玛丽的小学毕业考试却没有通过。幸而十三岁时，她考取了师范学校的奖学金，终于成了一名中学教师。二十来岁的她也曾疯狂爱上过一位有妇之夫(她一再声称那段恋情是纯精神恋爱)，爱情没有结果，她参加了宗教意味极重的“道德重整运动”(Moral　Rearmament　Move-ment)，在那里碰到她未来的丈夫，结婚，生子，幸福的家庭。这样到了六十年代，惠特豪斯年过半百，膝下三个儿子也即将成年，按照我们古老国度的习俗，也许这已是该考虑到“晚年享清福”的年龄，但惠特豪斯足以立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社会变化太快了，思想开放，观念更新，传统价值标准被纷纷打碎，惠特豪斯突然发现周围看不惯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上帝突然不那么神圣了，婚前的贞洁和婚后的忠诚不存在了，同性恋、卖淫、性关系等不再是忌讳免谈之事，反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年轻人不再有高尚的道德，追求的只是纵欲吸毒。为什么？她班上几位学生给了她启发，他们背地里做了不该做的事，还振振有辞“电视上的女孩都是这么做的！”对，全怪电视，电视上脏话连篇，电视上不提上帝，电视上把一切话题都拿到桌面上来讨论，电视上表现性与暴力，电视抹去了人们的道德感，电视上尽是左翼倾向与激进思想，电视是罪恶！惠特豪斯觉得愤怒，终于忍无可忍，六四年暮春五月，伯明翰草长莺飞，英格兰正步入美丽的夏季，惠特豪斯召集了另一位同道的牧师的太太和一些闲着无聊的家庭妇女，酝酿并推出了英国妇女“净化电视活动”(Clean　Up　TV　Campaign)。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到了第二年，这一小型的地方性运动还没熄火，而且颇有势头，惠特豪斯拟定了份请愿书，征集了三十六万人的签名，递到国会众议院中。
　　请愿书的矛头，是直指BBC的。惠特豪斯指责BBC在不断地散布怀疑论及腐化社会的东西，在瓦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她指出BBC的工作人员的素质及节目制作的水准都很低劣，荧屏上过多描写了同性恋、人工流产、性病及吸毒，并对这些恶习表示不该有的同情，BBC几乎就是共产主义伸向西方世界的一只黑手。她要求政府对BBC进行管制，并号召“把上帝请回到英国人的家庭及社会生活中来”。
　　惠特豪斯方一出道，便将全英最大的宣传机构视为对手，颇有唐吉诃德勇斗风车之势。BBC建台以来，其权威从未受过挑战(除五十年代独立电视网建立时稍有风波)，观众与听众向来被动，没有参与说话的份儿。BBC的总裁格林(Hugh　Greene)做出宽容大度“好男不与女斗”之态，对这位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的攻击，根本没予理睬，只简简单单将这小妇人与商业广告等归了同类：惠特豪斯上了禁播的名单，一禁便是十一年。格林万万没想到，这是他战略上的最大失误，正是这造就了惠特豪斯，她日后终于让他明白：观众是有权对BBC做出反应的，而这反应不仅仅是关上电视。
　　说惠特豪斯执着也罢，顽固也罢，反正，她是个不会放弃的人。朝BBC最初的一拳落空并没有让她丧气，她相信自己的壮怀不只是家庭妇女无聊的抱怨，而该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她很快将“净化电视运动”发展成了“全国听众与观众协会”，而自己干脆辞了中学里的教职，全力以赴出任了VALA的总秘书长(八十年代改为主席)，VALA的总部便设在她在英格兰中部并不宽敞的家中。六七年的英国在惠特豪斯的眼中更为放纵：同性恋的法律得到改革，同性恋这种违反上帝意愿的畸形行为居然合法了！影剧院的检查制度废除了，那些不堪入目的体态动作居然被所谓先锋艺术家们搬上舞台了！这“放纵的社会”(permissive　society)成了年轻人不负责任的欢宴，却也是诱发贪婪罪恶的温床。惠特豪斯忧心忡忡，觉得任重道远，深信这种种流毒的肃清，非得二十年不可。然而，壮志未酬，六十年代末的一天，惠特豪斯突然觉得累了，VALA的工作没有进展，同道们热情渐消，她觉得失去了方向，仰望天空，祈求上帝帮助，于是，上帝果然来了。
　　那天，她刚结束一场辩论，从报协出来，走在弗利特街上——这条报纸舆论街向来被她看作是亵渎上帝的罪恶之渊薮——她觉得筋疲力尽，身心俱亏，几乎要摔倒在地。此时，她看见眼前一道眩目的光，听到上帝那带着深切爱意的温厚的声音：“玛丽，你现在觉得这样，是因为你把重担都挑在自己肩上，而没有把它们交给我。这些负担是我的，不是你的，把它们交给我吧，我会来照管它们的。”听了上帝这一席清晰的话，惠特豪斯的心胸豁然开朗，觉得心中的负担突然没了，只有轻松明净，事业的转机便也到了。
　　惠特豪斯一直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她相信圣经中所记载的一切，反对近代的教义，在学校教书时，她就不愿教进化论，自从弗利特街的奇迹之后，她更相信自己是上帝亲自挑选出来的。她每日黎明即起，先阅读《圣经》，诵读诗篇，然后是静坐，在黎明的寂静中与上帝对话。上帝还亲自净化她的心灵，所以她虽也如普通人一样眼见世上许多罪恶，但心中却无一丝污浊，故而她从不须什么自我检查或内省，坦然无疚，因为有上帝，所以她认为自己是从来不会错的。事实、数字、统计资料对她都没有意义，她只须“思想”便行。这是她不可动摇的自信，却也是她最可笑的无知，她曾说BBC的格林“必须对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道德堕落负全部责任”，也曾断言“色情是共产主义渗透并瓦解西方的最要手段”，这样的无稽之谈实在可笑，但惠特豪斯却正是在这种拥抱假象、臆测、传说的无知与自信中将她的运动搞得红红火火，而且三十年来势头从未弱过。
　　也许因为上帝就出现在弗利特街上，惠特豪斯很快与报界成为“朋友”。报纸喜欢她，利用她，因为她话多，常有警句妙言，专挑电视台的刺，从她那里会得到好故事，而且，她集中火力攻击的是色情与暴力(以后则逐渐集中于色情)，所以，从她那里得到的故事总是带彩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为BBC所禁，这本身便提高了她的新闻价值。言论自由嘛，惠特豪斯也成了利用并控制报纸的高手，她学会了如何在舆论界中周旋，如何挑起新闻热点，说报纸爱听的话，她每次打算对哪套节目展开攻势，同时出手的总有几套武器，诸如递交报界的宣言，呈送政府的请愿书与投诉信，以及给广播电视机构本身的通谍或检举起诉的恐吓。这些文件虽以VALA的名义，但其实都出自惠特豪斯个人之手，很多是完全个人化的意见。然而数管齐下，便显得声势壮大，更何况又有上帝撑腰。
　　除了报界及上帝外，惠特豪斯也善于与政治家们交朋友，特别是保守党的政治家们。惠特豪斯思想极右，是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她反复强调的是英国的标准及英国人的家庭生活，这与保守党的道德标准相合。一九七八年，在保守党重返领导前一年，保守党副主席出席VALA年会，发言盛赞惠特豪斯的功绩，并说“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社会所赖以生存的道德标准，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后代。”这番宣言，也是萦绕在保守党经济私有化政策后的有关社会道德的主调。可惜的是，惠特豪斯的游说并未提高政治家自身的道德水平，丑闻依然辈出，议院中流传的有关神圣家庭及道德标准的说教只是谎饰。
　　惠特豪斯总在那里，报协的剪报室中，有关她的档案最多，大大超过许多曾红极一时的政治家。明星政客们来来去去，如昙花一现，惠特豪斯却是常青树。作为职业运动家，三十年来，她每个星期都会出来说些什么，有些抱怨，有些慨叹，人们不听也得听，无法摆脱，也无法忘掉她。时间是另一种别人无法与她比拟的力量，也是她有如此大名的原因。说来有些反讽，她向来以传播界为敌，但却是电视与报纸联合造就了她；她一直代表传统、守旧、古板，但她的名字却逐渐被赋与了最现代化的含义，成为一种象征，一个代表着新奇独特的词汇，以致有一本色情杂志便以Whitehouse为名。她最大的成就是她的名字，数数她其他的业绩，宏伟的实在不多，略举几例如下：
　　她曾声称滚石乐队的唱片《主街上的流放》(Exile　on　MainStreet)是首黄歌，因为若是慢放，可以听出里面包括那最粗俗的F开头的字(指fuck)。也是惠特豪斯耳朵特别，也不知有多少录音机有慢放功能，其他又有谁爱这样听音乐。
　　她最痛恨BBC的一套电视连续剧《至死分离》(Till　Death　Us　doPart)，里面的女婿一派嬉皮腔，脏话满口，居然说圣母玛丽亚在吃避孕药，太无耻。对于惠特豪斯的抱怨，这个剧组起先如他们的总裁格林一样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但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惠特豪斯的不屈服，每讲一句台词都得想想：不知惠特豪斯这下会说什么。
　　一九七六年，她成功地击退了丹麦导演Jens　Jorgen　Thorsen，这个家伙居然想在英国海边拍摄电影《基督的性生活》(The　Sex　Life　ofChrist)，简直是痴心妄想。一九七七年，她以很少有人运用的“渎神罪”成功地起诉了《同性恋新闻》(Gey　News)，因为它发表了James　Kir－kup的一首诗《敢公开的爱》(The　Love　that　Dares　to　Speak　itsName)，诗中居然描写基督和他的弟子们之间有同性恋的关系，好大的狗胆！杂志罚款一千镑，主编罚款五百镑。同性恋导演德里克·加曼(Derek　Jarman)的电影《塞巴斯蒂安》及《庆典》在八十年代初屡屡没能上电视，他的《卡拉瓦乔》搁浅七年，也该归功于惠特豪斯的运动。还有另一位不安分的戏剧批评家泰依(Kenneth　Tynan)，早在一九六五年惠特豪斯就认出他是危险分子，因为他在BBC的一出讽刺节目中竟公开说出那个F字，而且从前因后果上来看，绝对不是说漏了嘴，而是存心说的，而且他还说国家剧院的舞台上可以表现做爱的动作。惠特豪斯看了这档节目，便写信给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抱怨，而且据她称，女王给她回了信，信上说“泰依该打屁股”。但女王“打屁股”的“惩罚”似乎没吓退泰依，一九七○年，他居然又创作并导演了时事讽刺剧《噢，加尔各答》(Oh！Calcutta)在伦敦上演，舞台上充斥了施虐受虐乱交手淫的场景，触目惊心。这次，惠特豪斯求助于政府不成，便写信给了教皇保罗二世，可惜的是教皇只嘉奖了她多年来的工作，连“打屁股”的话都没说，《加尔各答》照演不误，惠特豪斯心中略觉遗憾。她还有另一桩遗憾便是最终没能阻止导演Martin　Scorsese拍摄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惠特豪斯三十年的运动还带来了四项新立法，它们分别是一九七八年的“保护儿童法”(Protection　of　Children　Act)，控制在色情影片中运用儿童形象。一九八一年的“猥亵陈列法”(“Indecent　DisplayAct”)，控制色情商店的陈列以及色情杂志的封面，此法之后，许多色情商店的执照被吊销，剩下的一百多家大都集中在不起眼的偏街陋巷。一九八四年通过了“录像法”，紧缩了录像分类标准，将录像与电影同样定级，使英国成为全欧洲录像限制最严的国家。最后一项是惠特豪斯之为之奋斗最久的，这就是要把广播电视纳入到“淫秽出版物法”(The　Obscene　Publication　Act)的管辖之下。英国最早的淫秽罪出现在一七二七年，但一直属不成文法(commonlaw)范围，即没有一定的成条文的法令，判案时根据过去的案例对新案子进行判决。到了一八五七年，才出现有关淫秽罪的第一条法令，常被称为“坎贝尔法案”(Lord　Campbell　Act)。一九五九年，此法案改定为“淫秽出版物法”，涉及到书、照片、电影，但没有包括广播、电视，也许因为那时还没有意识到广播电视将在人们生活中占的位置。惠特豪斯运动伊始，便想争取修定此法案，把广播电视纳入“淫秽法”中。为此，她曾在一九七三年发起“全国公众行为标准请愿”(NationWide　Perition　forPublic　Decency)，征集了一百三十万人的签名递交国会，又于一九八六年公开恶骂“BBC和四频道的色情狂们喂给英国公众的大粪”，经过与两任内务及文化大臣的交涉，终于于一九九○年成功，议院通过“广播法”(Broadcasting　Act)，这是惠特豪斯运动以来的最大胜利。
　　凯旋告终，成果非凡，惠特豪斯最终仍是对了。一九九三年英国两名十龄童酷杀只有两岁的James　Bulger，法官说这两名小凶手是受了暴力录像的影响，谁能说惠特豪斯没远见呢？《太阳报》一度刻薄地请她“自己挖个洞，然后跳下去”，如今撰文对她热烈赞扬；著名节目主持人弗洛斯特(Darid　Frost)六十年代对她大加嘲讽，现在则称她为“全民族的母亲”；就连与她打过官司的滚石乐队主唱手Mick　Jag－ger，也表示崇拜她。舆论自由、创作自由，以及自由的种种代价，实在很难平衡。惠特豪斯退休了，许多自由便会还给广播电视。为什么传播界反而有了失落感？是因为惠特豪斯的许多断言果真有价值？还是少了训斥的人，做起不守常规的事来便不再有味道？实在不明白。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