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女作家

　　在美国，能够用英文直接写作的中国作家不多，前十来年简直有后继无人之叹。但是近几年来却出了几位女作家，值得向国内读者介绍。
　　一位是加州侨生的女作家玛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Kingston)，她是在加州长大的，如今在夏威夷教英文。她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女将》(The　WomanWarrior)，曾获1976年全国书评奖，名列畅销书目。这是一本交织着老人们关于唐山的传说和侨生一代在“金山”的现实作品，既写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又写两者的冲突。作者用的是富有诗意的抒情散文，娓娓动听。
　　最近她又有一部新作出版：《中国男人》(China　Men)，出版者是克脑夫书局(Knoff)。这是华侨受苦受难的故事。作者的父亲就是一个幻想破灭的老人。作者写来，使人觉得这又是小说、又是回忆、又是史诗、又是哀歌、又是梦境、又是现实。《时报》的书评家里昂纳德曾给予好评。从英文文体上说，这本书译成中文如要保持原文韵味，恐不是易事。
　　另一位女作家是最近纽约万神殿书店(Pantheon)　出版的《龙村》(Dragon’s　Village)　的作者陈元珍(Chen　Yuanchen)。她是前中国外文出版局顾问陈依范的夫人，1972年随丈夫到美国定居。《龙村》也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出版后立即引起了美国书评界的注意。《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哈利逊·索利斯伯雷(Harrison　Salisbury)对它尤其推崇，喻为“中国的《静静的顿河》”。
　　陈元珍的这部初作小说很受到推崇，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我想正如《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一位书评家所说的，由于过去的其他作品大多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充满了说教，好人坏人泾渭分明，作品就没有真实感，而《龙村》却以第一人称的自述手法，记述了作者处在革命漩涡中的个人经历和观感，因此使人读起来感到有吸引力。主人公是一位叫关玲玲的女青年，一九四九年志愿离开上海的舒服的中产阶级生活，到甘肃的一个穷苦农村中去搞土改。她在农村中看到农民生活的贫困，深感土改的必要，但是看到土改时农民动员起来以后对地主阶级发泄的深仇大恨，却又感到害怕，这种内心的斗争，随着故事的展开而愈益尖锐。因此这不同于国内一般的反映土改的小说，这是一种旁观者的内心的旁白，但是对于西方的读者来说，这种内心的旁白比较接近他们自己的心理状态，因此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
　　陈元珍今年四十七岁，出身于上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父亲是个工程师出身的银行家，曾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她的母亲也是在教会学校毕业的。她幼时因为身体不好，经常休学在家，因此读了大量的翻译小说，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狄更斯和左拉等。十二岁时就决心要当作家，因为她在家庭圈子里没有看到一个女人是幸福的。她的母亲曾用九块银洋买了一个丫头，不是为了别的，是因为不把她买下来的话，她就要给生身父亲卖到妓院里去了。抗日战争年代她在重庆长大，可是却记不得曾经听人说起过八路军，由此可见她当时完全脱离政治。上海解放时有些同学劝她离开中国到香港去，但是她觉得既然要当一个作家，就得生根在祖国，因此就到北京去，先做电影方面的翻译工作，由此能继续读到一些西方的书。同陈依范结婚后，读到的书更多，这对于她后来提高英文写作能力大概不是没有关系的。
　　有意思的是陈元珍在这部小说里还写到她所认识的一些中国作家，用的都是原名，比如诗人艾青。艾青曾经读过她的一些短篇小说原稿，认为她有写作能力，鼓励她要不怕孤军奋战。但是她也接触到其他一些作家对写作的看法，她觉得无法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因为那样成了搞集体创作了。
　　陈元珍于一九七二年随陈依范到美国，陈先是在纽约州任州教育局中国研究顾问，后又迁到加州伯克利定居。他曾写过关于中国的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内幕》和《上福村一年》(反映干校情况的一本书)。
　　陈氏夫妇在纽约期间我很遗憾没有机会见到，倒是最近却见到了陈元珍的妹妹陈元琪和妹夫谭宁邦，那是《纽约时报》科学编辑沙利文邀我去吃饭时结识的，在席间我才知道了《龙村》的作者是何许人。
　　另外一位女作家也有作品用英文出版，只是她本人是用中文写作的，那就是陈若曦。她是台湾出身的美籍华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二年间曾回国在南京教书，正好碰上文化大革命。她离开中国后用中文写了一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短篇小说，由印第安纳大学把它们译成英文出版，书名《尹县长之死》，也曾引起过美国书评界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