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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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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伶人的苦难
栏目
短长书
作者
苏迅
期数
2001年06期
最近连续看了几部电视纪录片,讲的都是民间戏曲艺人在乡村走江湖的演艺生活。艺人们奔走在集市乡镇,行色匆匆,满身疲惫,虽然从技艺到行头皆不能与专业剧团相比,举手投足行腔念白却也饱含激情,可谓元气淋漓。台上台下以真情换真情,种种情状倒不是现代化的文明剧场中所容易捕捉得到的。
当代戏曲艺人们的生活,使我很自然地联想起昔日的伶人来。大画家钱松岩先生有篇流传不广的遗作《学画溯童龄》,文章不仅回忆其幼年学画的经历,而且涉及到早年在家乡宜兴听戏的逸事,文字写实遒劲,完全可以作为珍贵的戏曲史料引用,这里且引一段:“提起锡剧,大家知道这是今天人民喜爱的优秀的地方戏。可是我童年时官方禁演,我也从未看过。这叫‘摊簧’,他们在深夜借野庙或丛冢中偷偷地演,演员只有二人,一个装男,一个装女,自拉自唱,也叫做‘对子戏’或叫做小戏。当然还有一种大戏……又叫‘徽班演戏’。那时我年幼,常常跟着大小孩,到后台,或到他们临时住宿的庙中乱玩。见他们睡的是乱草,吃的是粗粝,穿的是破烂,和他们演出时身着戏装,判若两人。……在台上卖命地演,时闻有专门翻腾跌扑的竟摔死在台上。演春戏,时方阴历正月半,舞台搭野外,朔风犹烈,有时飘雪,演《九更天》的主角老生,赤膊滚钉板,身上冻得发紫。”(《钱松岩艺术研究》一九九○年第一期)
钱松岩记述的大约是民国初年的情形,而三四十年代状况似乎仍旧未见改善。“鸳鸯蝴蝶派”健将周瘦鹃在给自己女儿的信札中谈到昆曲“传”字辈的老艺人时道:“有一年大除夕,他们竟无米为炊,挣扎在饥饿线上,挨到了傍晚,沈传昆他们几个艺人计上心来,分头到戚墅堰镇上去跳财神,总算是募到了一些米,让大家勉强吃了一顿不像样的年夜饭,草草度过了年。他们团里平时的伙食也可怜得很,有钱买了米,却没有钱买菜,只得吃些辣酱,将就一下,因此艺人们都为了营养不足而把身体搞坏了。至于演戏必要的行头,也无力置备,总是穷思极想,拼凑使用,甚至制戏衣的绸缎绫罗,都用各色零布来凑数,连盔头冠巾,也往往是纸做的,然而仍要严守规格,决不穿错戴错,使人笑话。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白天打杂差,晚上演戏时又什么行当都要做,但他们仍然打起精神来演戏,戏完了即使累倒在后台,也决不肯降低戏的质量……”(《姑苏书简》,周瘦鹃著,新华出版社,21—22页)这就是旧日伶人的生活写照。昆曲“传”字辈艺人日后在《十五贯》中有精彩的表演,以致被周恩来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而他们正当盛年的光景,却被迫在乡间去跳财神以说吉利话谋些柴米终岁!那时所谓艺术的价值大概是沦落到底的了。查《王传淞谈艺录》所附《昆曲传习所学员一览表》,周瘦鹃笔下的“沈传昆”或为“沈传锟”之误,因“传”字辈艺名第二字多为玉字旁、金字旁、三点水和草字头。沈传锟本名沈坤生,昆曲传习所教师沈斌泉之子,习净角,擅演《刀会》、《花判》、《山亭》诸剧。
钱松岩和周瘦鹃的文字是第一手资料,可以算得上信史。惟一的缺憾是,他们都没有反映当时观众一面的情况。依我的推测,像锡剧“摊簧”和沈传锟他们的跳财神,观众恐怕还好应付,难的只是如何从他们口袋中掏出钱来;“草台班”或者更高级戏班子的演出如果是包场,那么观众就肯定地难伺候了。明人张宗子在《陶庵梦忆·卷四》中写到他在陶堰司徒庙观戏时说:“五夜,夜在庙演剧,梨园必倩越中上三班,或雇自武林者,缠头日数万钱。唱《伯喈》、《荆钗》一老者坐台下,对院本,一字脱落,群起噪之,又开场重做。”其实,伶人们不管是在野庙荒冢唱摊簧,还是在高堂巨室演大戏,都面临着生活的窘迫和观众对艺术的挑剔,无非苦与难的程度各有不同罢了。至于如何对待这些史料,我想是会因阅读态度不同而结论各异的。落脚点如果在伶人,那么这是一种政治的考究方法,揭露出来的必然是社会与人的矛盾;倘若观察的基点放到艺术本身,则这是一种学术的研究方法,得到的结果将会是艺术与外界的关系。就艺术研究而言,两者的意义其实难分轩轾,但可惜的是我们在很长时期内过分注重前者而漠视后者。对于前者,政治化的话语过去已经讲得太多,且现实的状况也不容乐观,遵照古人“三必讳”原则,从略。而对于后者,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个很主观的想法,总觉得中国戏曲的生成与升华,其原因倒并非仅仅因为有了“梨园弟子”和“内廷供奉”之类的荣耀,而是由于有太多的野庙丛冢中的偷演、身上冻得发紫的赤膊滚钉板,以及戏完了累倒在后台等等的苦难。今天的艺术工作者都会轻飘飘地说“振兴戏曲事业”,可到底有多少人真的预备去吃旧时伶人们吃过的那种苦呢,因此在提这句口号时也就显得没有多少诚意了。对于戏曲的现状和未来,只能说必先有了“白天打杂差,晚上演戏时又什么行当都要做,但他们仍然打起精神来演戏,戏完了即使累倒在后台,也决不肯降低戏的质量”的从业者,然后才会有“对院本,一字脱落,群起噪之”的戏迷,舞台才可能活跃,艺术才可能进步。
分析中国戏曲走过的路,至少可以归结出一条经验:苦难并非好事,但苦难客观上却又做了好事。在戏曲今后的生命中,这条经验恐怕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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