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爱的碎片中的惊鸿一瞥

　　基斯洛夫斯基四月在巴黎病逝，享年五十五岁！我没有读报习惯，基氏逝讯发布两天后，友人小林特地打电话告诉我。小林知道我敬爱基氏，称他为“用电影语言思考的伟大思想家”，常自诩对基氏作品有真切的理解。基氏英年而逝，令我深感痛惜。对一位同时代的思想家去世感到悲伤，在我是头一次。
　　基斯洛夫斯基(Kieslowski)是波兰人，我认识他仅五年。九一年，瑞士德语电视台推出基氏的作品系列，每周一片，播放了《盲目的机遇》(Blindi　Chace，德译片名“极有可能的偶然事件”)、《没有完结》(NoEnd)和《十戒》(Decalogue)。每一部作品都令我深受触动。这时，他的新作《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LadoubleeviedeVéronique，台译名《双面薇若妮卡》，港译名《雨生花》)在影院上映，我赶首场观看。从此，我认定基氏是当今我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家。去年，基氏的《蓝》、《白》、《红》三部曲参加影展，《蓝色》获威尼斯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奖；《白色》获柏林最佳导演奖。随后，基氏宣告不再拍片。我有些怅然，真希望继续看到他的作品。
　　宣告不再拍片，就像作家宣告不再写作，哲学家宣告不再想问题，似乎想说、该说的话说完了。在制作三部曲时，由Danusia　stok编的基氏“自述”出版，基氏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和创作经历，这为我已拟定的就《十戒》与基氏对话提供了丰富的个人资料。思想是非常个体性的，艺术思想家如此，哲学思想家同样如此。
　　读基氏的带深紫色基调的作品，有一种生命和思想的敏感部位被触碰的感觉。小林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他的作品；几个月来，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他的逝去令我痛惜。
　　我心目中的艺术家(广义的艺术家，包括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都具备两个在体性的条件，首先是能敏感生活的心性素质。但生活中有独特感受力的人，并不乏见，为什么他们不是艺术家？人人都在切身地感受生活，甚至思索人生，只是程度和广度不同而已。看来，敏感生活只是艺术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什么叫生活？生活是个体处身的社会性言语织体，它有表征层面和隐喻层面。常人对生活的感受游弋在表征层面，艺术家对生活的敏感突入到生活的隐喻层面。我心目中的艺术家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在运用语言表达生命感受时突破表征语言织体的能力。
　　感受生活还不就是反思生活，从在体言语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者，是艺术家；在隐喻层面的感受中反思在体者，是艺术思想家。有的艺术家语言能力很强，但其感受未必思索生活的脉动；有的艺术家对时代生活有丰满的感受，却不能感性地突入隐喻言语。基氏是艺术思想家，他对时代生活的感受像一线侧隐的阳光穿透湿重迷朦的晨雾，感性的语言带有只属于他自己的紫色幽淡悲情的在体裂伤。
　　这就是基氏特别令我喜爱的原因吗？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感受力强、又不乏语言突破力的艺术思想家并非基氏一人。为什么是他？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基氏是在波兰共产党文化制度中生长的艺术家。他上中学时，正逢“波兰十月”革命和匈牙利事件，以后当兵，做工，后考入Lobze电影学院修导演课程，毕业后拍了十余年记录片。基氏的个体在性的语境是社会主义日常生活，这种生活秩序的日常结构(表征语言)和意义结构(隐喻语言)都被规定和设置妥贴，按理说，个体不需要太多的选择，只需要尊从社会主义事业就够了，似乎个体命运的在世负担已被这种生活秩序的正当性理念解决了。
　　《盲目的机遇》中的小伙子Witek颇有生活热情，他总是急匆匆地要赶上那班定期开出的火车。第一次，他抓住正行驶出月台的车厢手柄，上了火车，遇上一位虔诚的共产党员，布满革命皱纹的话使他成了革命积极分子；又一次，他在追赶火车时，无意撞上铁路警卫，被拘捕，判刑劳教，与一位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的人关在一起，结果成了坏分子；再一次，他没有赶上火车，遇上过去的女同学，于是结婚、升学(学医)、当医生，家庭和事业两全。但谁知，他因公出国访问遇飞机空难。
　　积极分子、坏分子、医生(中间人物)都是生活的表征层面，基氏叙事的隐喻语义是什么？生存偶遇。偶在是个体以自己的身体抛起的骰子，一面是令人想在此驻足的幸福，另一面是令人身心疲惫的受伤。基氏觉得，“每天我们都会遇上一个可以结束我们整个生命的选择，而我们都浑然不觉。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样的机遇在等着我们”(174页)。这等于是与带有人类终极使命的人民民主社会的日常生活理念争辩：社会主义事业有如那班定时开出的火车，某个个体与这班火车的关系仍然是偶然的。无论何种完善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取消个体偶在绝然属我的性质。在社会制度、生活秩序与个体命运之间，有一条像平滑的镜子摔碎后拼合起来留下的生存裂缝。偶在的个体命运在遵循历史规律进步的社会制度中仍然不可能找到依托。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中，生活都是极其伤身的，空难只是一个夸张一些的隐喻。对个体生命有绝对支配权的无常，像湿润的雪花沾在个体人身上，然后把这个人身化掉；生存裂缝“不论是发生在飞机上或床上，结果都一样”(176页)。社会主义的生活语言织体通过设定历史规律在生存的隐喻层面取消个体的偶在性，是不切身的。
　　作为艺术思想家，基氏喜欢探讨大问题：正义、死亡、自由、平等、爱等等。这些大问题在他眼里不是抽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这些大理念都体现为具体的生活秩序中的个体私生活事件。无论生活制度的正当性理念是什么，泪水是咸津津还是温涩涩的味道，只有噙着泪水的每个我知道。自由民主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要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理解，即“针对人性化、隐私及个人的层面，而非哲学，更非政治或社会的层面来讨论”自由、平等、博爱(387页)。叙事作家总是通过个体性的生存事件来探讨理念的负担，正因为这种个体性，对理念的理解要切身得多。既然人文思想家都是通过私人性事件去探讨理念的具体意涵，基氏的独特之处就并不是他对人民道德或自由、平等、博爱的私人性解读。
　　基氏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呢？是他的私人性解读中所表达的一种私人信念：珍惜生命中爱的碎片。他说，“我喜欢观察生活的碎片，喜欢在不知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拍下被我惊鸿一瞥的生活”(291页)。生活中有各种碎片，基氏的所有作品都是掇拾某个爱的碎片。爱没有抽象性，只有具体性，即偶在的肉身性，爱的在性就是碎片。似乎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爱就破碎了。要爱，就得甘愿成为碎片，这是超逾社会制度正当性论证负担的事。基氏的艺术触角超逾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争，只用对个体的在世负担忠心耿耿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破损的爱感。
　　如今，爱的主题要写得感人，极为不易。基氏的“红色”像一个康德式的提问：爱怎么可能？
　　时装模特儿瓦伦婷生得光彩照人，无论她穿什么时装，都令人沉浸在温暖的红晖中，像这个令人心寒而又诱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护人。一天傍晚，她开车回住处意外撞伤一只狗，怜惜感驱使她带着伤狗寻找主人。主人是位独居的退休法官，性情古怪、暴烈，整天在家监听邻居(一位富商)的婚外情电话。瓦伦婷试图说服退休法官中止这种不法行为，退休法官问她体味过爱的晕眩和恶心没有。四十年前，法官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即将毕业，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有一天，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293页)。法官离开了她，一直把爱锁在自己心底，让它噬嚼自己的身体。
　　瓦伦婷住处对街，正好住着一位法律系应届毕业生，瓦伦婷不认识他，只是经常从窗户看见他匆匆进出大门。这位法律系学生像在重覆老法官的命运，一天，他也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
　　瓦伦婷如茵的心性气质显得天使般的纯粹，她亮丽的身体姿质把喧豗的、阴森林般的周遭世界照得像神话中的绿色深渊。“这份美是纯的吗？抑或永远都有些缺陷？这是该片提出的问题。”(293页)瓦伦婷带着令人永无可能索解的单纯步入雨雾矇迷的生活，正处于一个可能使纯美有破损的个体生命的时辰点。老法官面对瓦伦婷的指责，告诉她，一个表面温馨的家庭背后，丈夫常常拿着手提电话在屋外草坪给情人打电话，用偷情的针线来缝制家庭的睡衣，他的妻子和女儿无奈地生活在装出来的宁静之中。在法官引示下，瓦伦婷困惑不解地看到，爱的开端和终结就在未婚妻向并非未婚夫的男人张开的双腿和丈夫躺在另一个女人的双腿之间。人世间有“纯粹”的爱遇吗？
　　基氏固执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只不过，这一肯定被置于错过的时空夹缝中。基氏说，“红”的真正主题是：“人们有时候会不会生错时代？”“我们可能修正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293页)这种提问有一个柏拉图式的爱的比喻为前提：一个苹果切成两半，其中一半不可能与另一个(哪怕一模一样)切成两半的苹果中的一半吻合。爱情……纯粹的爱情只能是同一个两半苹果的再合。瓦伦婷与退休法官像是同一个苹果被切成的两半，但四十年的时间距离否定了重合的苹果这个柏拉图式的假设。
　　尽管如此，基氏还要固执地祝福。基氏安排一场海难把瓦伦婷和那位受爱的灼伤后逃离的法律系学生列为极少数幸存者，并通过老法官喘息的目光把弥留的祈愿投在两人偶然间相依的脸上。
　　爱这个美丽的在体是残破的。
　　白色在法国三色旗中象征平等。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大概是最具诱惑力的乌托邦观念，一直在人类的头颅上和躯体间挥舞着深锯齿的镰刀。《白色》通过两性的婚姻瓜葛这一最私人的层面去体察平等。
　　一个没有说明原因的偶然事件使卡洛(Karol)突然变得性无　 能，他妻子大概因为忧郁地渴求饮尽爱河而痛苦不堪，以丈夫性无能为理由提出离婚。卡洛一再申言很爱她，但她只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出示性能。爱被回绝了，爱似乎是建立在性能力的平等之上的，一旦这种能力的平等被打破，爱就成了撒在水泥地上的碎石子，卡洛就跪在这散乱尖硬的碎石上。
　　性能力依赖于生理和心理的个体基质，是造化的偶然结果。“人人生而平等”的“主义”，在个体身体论上就不能成立，相反的倒可以成立，人人生而不平等。卡洛要赢回爱情，就必须证明自己的性能力，婚姻成了争取平等的私人性斗争。
　　受过种种羞辱之后，卡洛偶然发了一笔横财，于是装死请人发了讣告，请妻子回来接收财产。她回来发现卡洛没有死，而且发现卡洛的性能力意外地恢复了，并且这能力的表达不带责备。恢复失去的平等有了财富和生理条件。但正当爱情恢复时，卡洛妻子却因卡洛设的那个圈套的意外差错而入狱。在监狱墙外，卡洛眼眶含泪，黯然的悲哀眼神投向囚窗旁的她，性能力的平等被另一种不平等打破了。
　　叙事艺术突入生活织体的隐喻层面的程度取决于叙事者编构的故事……一个偶然的生存事件，其次才取决于叙事技巧。慎独的电影艺术家都自行编剧，只是改编另一叙事(小说)，至多表明导演的叙事技巧。基氏的作品大多由自己编剧，编构故事是基氏询问生活的方式。通过叙述某个偶然事件，基氏或构造或质疑某个隐喻意义。平等的含义是什么呢？个体之间真的会有平等吗？无论生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平等，还是机遇上的平等，都只是幻想。平等只是相对的，不平等才是绝对的。尽管基氏编构的这个探究平等的故事的结尾部分显得失去了探问触角，但这个故事仍然尖锐：找对象，事实上是在寻找一种相对的灵性和身体的平等，爱情似乎是个体间的不平等因素偶然达成的平衡。基氏似乎在问爱恋中的人们，难道真的那么纯爱？没有平等权衡？生理的资质、智力的情趣，乃至心理素质和脾性，都是一种个体的人身资本，更不用说如今的国籍身份、经济条件和职业位置。基氏没有讨论这些社会层面的平等意涵，却从性能力的不平等挑明了平等的虚幻性；爱情被还原为一种个体间偶然的相对平等。可是，基氏似乎也在问，人类是否可能不去充当平等的算数师，为了算出永远算不精确的平等数，在自身肉体上用相互伤害画计算公式？
　　《蓝色》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基氏说过，“蓝白红”的顺序倒过来看，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倒过来看，思绪更清晰。
　　朱丽叶是一个有艺术气质的女性，丈夫是作曲家，她们有一个女儿(这幸福情景与瓦伦婷与法律系学生的可设想的幸福结局连接)。(又是)一个偶然的车祸在宁静秀丽的大自然陪衬下打碎了幸福：朱丽叶的丈夫和女儿都在车祸中丧生。
　　朱丽叶在医院里吞了一大把什么药但没有死成，医院制度不允许自由的死，只认可不自由的死。朱丽叶如何活下去呢？像《没有完结》中的Zyro一样，她落入生命的漂浮境地，但她处于与Zyro不一样的生活制度中，她不是完全自由的吗？即便就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来讲，朱丽叶不也有自由的未来？她丈夫的助手一直暗恋着自己，唯一偶然目睹车祸的小伙子不也在追求自己？
　　朱丽叶连消极的自由也没有感到，丈夫和女儿的死对她的消极自由的生是一种限制。最低限度的自由也只是想象中的尤物，在真空式的自由中，个体会失去生存的自重。
　　朱丽叶竭力要摆脱过去，就像要摆脱假尸的抽搐。她拒绝协助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想避开一切熟识的人，好像谁知道她曾是某某人的妻子，就是对自己的生存约束。她丈夫太有名，是欧共体的特聘作曲家。已逝的丈夫就像自己的隐没不去的身影，成了她的在世负担，吞噬了她亘古无双的魅力。在逃离自己的过去的漂浮中，朱丽叶有种种奇遇，遇到喜欢跳脱衣舞的女邻居(生性喜欢欣赏自己的身体激起的情欲亦是一种自由)，遇到唯一偶然目睹车祸的小伙子的追求(这又是一种自由)。直到有一天，朱丽叶偶然得知自己丈夫曾有情人，她才不再在心底里呜咽，深痛的泪水才冲洗掉自己的影子，沉静、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去。朱丽叶一直觉得自己的家庭是幸福的，自己的丈夫居然有情人(偶然地她是一位法律系毕业的女律师)，而且正有一个孩子在孕中，情人不是也有自由？
　　基氏称《蓝色》探讨自由的欠缺，在我看来，这仍是在探讨人间爱的欠缺。爱有自由吗？跳脱衣舞的女郎为社区道德不容，你爱不爱？有一个小伙子突然爱上你，而你对他的确没有情感，你爱不爱？自己丈夫的助手一直默默地对你吐露爱意，你爱不爱？自己丈夫的情人(她身上还有与他怀的孩子)，你爱不爱？
　　三部曲中，只有《蓝色》的结局没有意外事件，它以保罗的爱颂作结：
　　爱是温柔，爱是忍耐，爱是宽容；一个人即使会讲天使的言语，有渊博的知识，把自己的财产捐给别人，甚至牺牲自己的身体，如果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爱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施予。“爱能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基氏似乎在用保罗的话临终祝颂偶在的人生。这段用古希腊文演唱的带中古旋律风的悲情颂歌恍如隔世之音，颂唱生存惊恐中的宁静、破碎中的无损。在这厚重的颂歌声中，朱丽叶蓦然停下寻求自由的脚步，转身走向自己丈夫的助手，并同他用长笛和钢琴的对答谱完了前夫未完成的交响曲。
　　基氏作品构成了一个隐喻的织体，不少人物在各个作品中交错出场，生活是偶在的网络，道德意识像是这张布满尘灰的网上的蜘蛛。基氏的道德焦虑不是律法主义的或决疑论的，日常道德是蓝色，而非黑白分明。不仅人间幸福是残缺的，人间的爱也是破损的。一个偶在个体的命运是由一连串偶然事件聚合而成的，个体没有一个恒在的依持。在基氏的叙事中，偶在是决定性的，即便是爱，也在偶然中成为碎片。基氏的道德是对残缺和破损的爱的碎片的珍惜，这种珍惜是蔚蓝色的。
　　基氏的叙事绝不仅仅为了展示爱的碎片，他记述过两件小事。
　　在巴黎城郊，一位十五岁光景的女孩子认出了他，走上前来对他说，自从她看了“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她现在知道，灵魂的确存在。基氏听后觉得，“只为了让一位巴黎少女领悟灵魂真的存在，就值得了！”
　　在柏林大街上，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认出了他，拉着他的手哭起来。原来，这女人与她女儿虽住在一起，却形同陌路人有五、六年；前不久，母女俩去看了《十戒》，看完电影后，女儿吻了母亲一下。基氏觉得：“只为那一个吻，为那一个女人，拍那部电影就值得了。”(283页)
　　基氏知道，那个吻的爱只持续了五分钟，尽管如此，只为这只有五分钟的吻，他觉得自己的创作艰辛是值得的。爱的碎片只是生活中的诸多碎片之一，然而是唯一可以支托偶在个体残身的、值得珍惜的碎片。
　　我觉得，这是我敬爱基斯洛夫斯基的真正原因，他是令人怀念的。
　　(D.Stok编，《奇士劳斯基论奇士劳斯基》，唐嘉慧译，台北远流版一九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