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法国的袖珍本

　　袖珍本在法国往往被认为是“三分钱的复印件”、“车站小说”，也就是候车时用来消磨时间、读完就丢的廉价书籍。然而这只丑小鸭今非昔比，在书籍市场上的销量已跃居首位，每年竟超过了一亿两千万册。虽然至今仍有于连·格拉克那样极少的作家拒绝将自己的作品出袖珍版，但袖珍本已经被绝大多数作家所接受。法国《读书》杂志对这种现象作了调查，并在第226—227期(一九九四年七八月合刊)上发表了报道，题目是《条条道路通向袖珍本》。《读书》杂志的主编皮埃尔·阿苏利纳甚至在该期卷首的述评中宣称：袖珍本是书籍的未来，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小书”可能会把“大书”从书店的书架上赶走并取而代之。
　　袖珍本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十六世纪，法国的特鲁瓦就出现过一套由小贩兜销的“蓝色丛书”，到十九世纪，出版商夏邦蒂埃也缩小了版本的尺寸以降低书价。不过现代的袖珍本却是在一九三五年出自英国的企鹅出版社。法国在一九五三年首先由阿歇特出版社推出“袖珍书”，接着是一九五八年“我读过”出版社的“我读过”丛书。一九六二年，克里斯蒂安·布古瓦出版社别出心裁，设计了“10/18”丛书，猛一看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是指书的尺寸长18厘米、宽10厘米，和普通的袖珍本差不多。其他类型的袖珍本也纷纷问世，并首先以价格低廉的优势逐渐占领市场，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引起了一场大论战。
　　《法国文学》周报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中旬向读者、书商和图书管理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意测验，题目是“您认为袖珍版书籍代表着什么？”它在评论中指责袖珍本是冒充高雅、赶时髦，在书架上招徕读者就像妓女拉客一样。几天之后，《法兰西水星》杂志发表了哲学家于贝尔·达米施的长达十七页的论文，他在文章中把高档服装比作高雅文化，把普通服装比作袖珍文化，并且痛心疾首地宣称：“就其成功本身和其局限性而言，袖珍本都仍在为史无前例的文化贫困创造条件。”一九六五年四月，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也发表了两份资料，并在前言中指出了袖珍本的成功是多么危险：如此廉价的书籍，会使精神产品变得像肥皂和尼龙袜那样一钱不值。
　　当年像这样振振有词的都是学者名流，法国《读书》杂志心存忠厚，不再点出他们的名字，否则会使他们无地自容。因为图书市场的无情规律，已经证明了这类“捍卫高雅文化”的言论是多么荒谬。达米施先生从那以后曾发表了一些关于艺术符号学的学术著作，最出色的是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透视法的起源》。可惜的是由于图书市场的规律，它很快就从市场上消失了，幸亏弗拉马里翁出版社挽救了他的著作：把它收入了一套袖珍本丛书。
　　相反，在六十年代为袖珍本辩护的都是无名之辈，他们的名字大都已被人遗忘。例如有个叫罗贝尔·曼德鲁的人，就曾为莱维-斯特劳斯的自传《悲哀的热带地区》(一九五五)发行了六万册而欢呼，原因之一是每册的价格只相当于一盒香烟。袖珍本被称为“十法郎的书”，通常为十法郎一本，与每月上万法郎的工资相比，自然是九牛一毛。尤其是除了袖珍本之外的其他书籍都很贵，使袖珍本在价格上所向无敌，因此很快地在意大利和英国都占领了市场。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不是价格，而是在于袖珍本的出书方针：灵活性和多样化。
　　法国现在有许多种袖珍本，它们的出版商有着共同的优点：决不以神庙的捍卫者自居，而是把书看成一种永远在变化之中的、充满活力的工具。法国人担心学不好外语，市场上立刻出现了大量袖珍版的双语出版物；电影从文学遗产中汲取素材，袖珍本随即跟上，把文学名著连同叫座的影片统统改编过来；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大量增加，马上就有各种袖珍版的概论、辞典、百科全书等等抛向市场。每个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只要出版后引起反响，几个月之后便会有该作品的袖珍本出现。这些出版商可以说具有一种历史意识，始终紧追读者不放，随时都能迅速抓住图书市场的动向。
　　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必然造成袖珍本的多样性。它的内容可谓无所不包；有古典文学和当代小说，有科学随笔和诗歌散文，有文化艺术和园艺烹饪，有古代的箴言和民间的传说，总之是“您一直想知道而又敢于要求阅读的一切”。袖珍本今天仍然忠于它问世时的宗旨，即成为供最大多数人使用的工具，所以它们不仅在最好的书店和街头的报亭里都能买到，而且一直在不断地更新。它现在不再满足于重版或改编，而是主动出版那些尚未出版过的作品，并且始终奉行薄利多销的原则，例如莫泊桑的《羊脂球》已降至八个法郎一本，相当于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由于销量巨大仍然利润可观。我国的出版界目前似乎还在向精装本和豪华版进军，有朝一日是否也会物极必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