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化的喧哗与对话

　　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精英们着实风光了好几年；西方的精英文化亦赫然流传于讲堂、书店、沙龙、画廊……从萨特到海德格尔，从福科到德里达，在中国领略了一番意想不到的风骚。(不过，这些以颠覆、解构西方文明“神话”为能事的大师们，心目中的中国，不是玄之又玄的《道德经》，或许就是在一片红海洋中所构成的神话。他们何尝料想到八十年代却成了中国文化精英们为争夺新的话语权所挥舞的新式武器？)但好景不长，“文化热”在中国陡然降温，匆匆清散。随之而来的是九十年代初的“商品热”，发烧友们弃萨特之辈如敝屣，对港台歌星影星、MTV、迈可·杰克逊等如痴如醉。时尚变化如此之快，令人来不及感叹，来不及嗟咤，甚至来不及惊讶。
　　大洋彼岸的文化精英们，是否也体验着被“边缘化”的类似困惑？于是，便有了为“他者”，为“边缘”呐喊的话语，包上了精致的学术与理论的装璜，以种种的主义——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文化经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东方主义”……的面貌，纷纷出现，在精英文化中，再想刮起一阵颠覆与解构之旋风。于是，便有了巴勒斯坦裔的萨伊德，印度裔的斯皮瓦克(Spivak)，黑人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等等为第三世界、为少数民族、为女性、为他者打抱不平和打擂台的学术“大腕”。精英文化日趋寂寞的中国，也只有为数极少的刊物在张学友、叶倩文们的潇洒、逍遥、消费的歌声中，向人们传递着萨伊德们的音讯。
　　萨伊德却一点也不寂寞。他风度翩翩，从谈吐到服饰都无懈可击。他讲演起来，那雄浑铿锵的嗓音和滔滔口才，就像他的曼哈顿上流社会的绅士仪表、优雅流畅的英文写作一样，充满了魅力。(要知道，他的文笔为其思想增色不少。德里达的法文本来就晦涩，拉康的写作译或不译均不忍卒读。而萨伊德那手漂亮的英文，令多少对新理论呲之以鼻的英文系老教授们折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的讲座教授。他曾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阿拉法特的亲密战友。他近年来似乎政治参预的劲头不如从前，正倾心钻研交响乐，沉醉于德彪西和舒曼。但他新近又推出了比早年《东方主义》还要急进的新作《文化和帝国霸权主义》，并引来了《读书》好几位留学海外友人的议论(笔者亦荣幸或不幸地叨陪末座，在潘少梅女士的“一种新的批评倾向”一文中，成为“借用萨伊德东方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倾向——见《读书》一九九三年九期。潘女士似有误会，笔者并未对萨氏理论苟同，更惶论“借用”。我倒是颇赞成潘女士的意见，中国的问题较一般“第三世界”复杂，对诸如此类的理论，应慎之又慎。)
　　我们读萨伊德们，或许得读多层次的本文。一层是将萨伊德其人其事当成本文来读解，二层是读其作品本文，三层是其写作的语境或上下(本)文(Context)。萨氏及其他有关“后殖民”等的理论话语，可看作西方精英文化在当代这个文化商品化，商品文化化的“后现代社会”中，对人文主体的又一次追踪和界定。西方文明的主体和“自我”已在福科、德里达的解构中消失在语言神话的废墟里。萨伊德们则要在非西方的“他者”话语与西方“自我”话语的中心论霸权的对峙之中，重建一个主体。这是萨伊德这个巴勒斯坦裔学者血液中湍流的一种“民族无意识”或“政治无意识”。这是他的作品中政治参预代码的内涵。这亦是在西方商品化的学术市场这个语境中的一种策略。萨伊德的主体(他实际上几乎从未用这个字眼)在政治民族性/商品性/学术性之间徘徊游曳，以精致典雅的学术话语包装着民族文化反叛的愤怒与喧嚣。
　　“萨伊德现象”乃是文化断裂、变迁与转型时代的一大景观。这个时代的标志是关于本质、整体、历史、现实……种种以语言构造的神话或大叙述(“大说”？)的解体，语言杂多、众声喧哗、多极多元、小叙述(“小说”)的鼎盛。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西方/非西方、文化/商品的二元对立日益模糊含混，在对立、碰撞、冲突间又互相渗透、交流与对话。
　　由此我想起了巴赫金。巴赫金是个沉默寡言、苍白瘦弱的书生，在苏联遥远的流放地与疾病和饥寒长期挣扎，在大一统专制主义的权威文化话语的语境中默默地写作与思索。他的重要著作，不是借用别人的名字发表，就是毁于卫国战争的战火中，或干脆在主人寂寞冥思时随手撕去手稿卷烟而化作袅袅青烟。在他的俄罗斯故土，巴赫金是一个异端，长期位于社会的边缘。可他死后在西方却声名大噪。这是因为他在本世纪的前半叶，就预见到了世纪末的文化趋势，在自我/他者的积极对话中，提出了主体重建的构想。巴赫金独创了“复调”、“语言杂多”、“小说化”、“狂欢化”等诸多理论话语，描述了上述当代文化的特征，这使得他的名字，逐渐像弗洛伊德、索绪尔、列维一斯特劳斯……那样，在西方学术界家喻户晓。
　　巴赫金不是萨伊德那样的学术大腕。他与商品化经济无缘，更没见过MTV。但他在关于罗马与希腊文化由史诗向小说化的变迁过程中，在文艺复兴时代民间文化的“狂欢节”盛宴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充满着痴人呓语式的内心独自小说中，聆听到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高雅与俚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言谈冲撞、众声喧哗。巴赫金不追求时髦，时髦却愈来愈钟情于他。这是因为他几十年前默默无闻的探索有惊人的预见性，还因为他的理论有一种宏大深沉的历史感和兼容并包性。当前的文化时髦喜欢“急急风”式的过场拼杀，同时又追求一种一鸣惊人的台前亮相效果。这二者往往不可兼得。跑得太快了，亮相就缺乏雕塑感。巴赫金却不同，上下几千年，从古籍佚文到乡俚“黄色笑话”，他既是“六经注我”，又有“我注六经”，从边缘看中心(他在苏联社会处于边缘，他的俄罗斯文化相对西方文明亦是边缘)，以他者观自我，自有一股现今文化时髦所不备的真深沉。
　　早年巴赫金对主体的哲学和美学思考有浓厚的新康德主义色彩，他的美国传记作者霍奎斯特从中更读出一层基督教神学的意义。这些影响问题姑切不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巴赫金的主体存在的同时共有性、亦此亦彼性观点。巴赫金把人的主体存在看成为一个“特殊的和统一的存在事件或进程”(единственноe　и　единоe　событие　бытия)。主体或自我的存在永远是特殊的、个体的、不可替代的、未完成的。只有在与他者，即其他的个体感性存在的对话、交流中，才能实现主体的进程。存在(бытие)能够成为生机勃勃的进程(событие)，靠得是主体间的共有、交流、对话。为了实现自我，必须创造一个他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是这么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对话，在保持各自的差异、特殊性的前提下，同时共存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也不是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巴赫金的理想国是主体间亦此亦彼的相互对话和交流，利用自我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外在性”(внeнaходимость，outsidedness)和“视觉剩余”(surplus of seeing)，与他者相互补充与对话，从而达到“超在”(трансградиенцво，trans－gredience)的境界。那是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境界。
　　不过巴赫金又不是一个喜发思古之幽情的老古董。他天性喜爱戏剧化的场面，更喜欢小痞子、小丑、流浪汉一类的角色，插科打诨，搞些恶作剧，说些荤笑话，干些荒唐事。因此，他把自我/他者这对关系看成作者/主角的对话和表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巴赫金处处听到了作者与其主角的滔滔不绝的言谈(высказыванне，utterance)与对话，在一本正经的训诫或忏悔声中听到另一个尖酸刻薄的嘲讽与讥笑声，在陀氏前现代主义的小说话语中听到了中古，甚至上古时代罗马的梅尼普讽刺和狂欢节的回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成为主体的自觉意识觉醒、成长过程的戏剧化再现：在俄国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灾难性时刻，在文化断裂、社会危机深重的关头和人生的门槛，主角们/英雄们(hero)纷纷成为自己的作者(author)，将艺术与人生在“我自己身上统一起来，在我的责任感/回应性(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answerability/responsibility)中统一起来。”
　　文化变迁与转型时期最戏剧化的场景莫过于“狂欢节”。上世纪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狂欢节”虽频频显现，但大都笼罩在阴霾沉重的俄罗斯灰色天空下，或地下室阴暗角落的呓语中。而文艺复兴时代的拉伯雷，却以酣畅淋漓、欢乐奔泻的语言，描述了一个阳光明媚、纵情欢歌、开怀畅饮的真正平民大众的狂欢节。在斯大林文化专制主义最肆虐的万马齐喑的日子里，巴赫金心目中的主角们，却正在拉伯雷的世界里狂欢：这是自发自愿、人人参预、人人是导演、人人是演员的喜剧与盛宴。它以民间笑话和对神学的戏拟为主导，诅咒和赞美混杂，讴歌死亡与流血、再生与创造，充满着对生命力的赞美和创造的暖昧。它追求平等、反叛官府和一切社会道德常规，颂扬逆俗的姻缘婚配和对神圣的亵渎。它嘲弄、颠覆、消解、悬置一切妨碍生命力、创造力的等级差异。它是与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对立的反文化、俗文化、大众文化。拉伯雷创造了再现这个民间文化的“怪诞现实主义”，肉体感官的欲望、对生命的自由追求与放纵被夸张、变形、放大。
　　狂欢节和狂欢化是文化内部冲突与紧张的渲泄口，代表着文化的离心、多元、反文化的倾向。西方精英文化内部一直有着这种反文化力量，现代主义的经典《尤利西斯》以“黄色下流”的淫词笑话，戏拟希腊史诗《奥德赛》。现代的摇滚乐、好莱坞电影、电视肥皂剧、MTV，亦呈现着大众文化追求感官愉悦，悬置、拉平崇高与鄙俗文化界线的“狂欢化”美学风格。巴赫金的理论无疑为现代主义精英文化和当代大众传媒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视界。八十年代中国的“寻根小说”，特别是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与之相互推波助澜的张艺谋的电影，未尝不表现着某种巴赫金所描述的“狂欢化”风格。其实，抗日战争时期的莫言的先辈作家们如路翎、肖红和端木蕻良等，亦在《饥饿的郭素娥》、《生死场》等作品里，讴歌过生与死、“生命的原始强力”与“血与肉的搏斗。”到了九十年代王朔的《玩得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我们则看到了文化离心力的又一种戏拟或调侃的形式。
　　“复调”和“狂欢化”，在巴赫金看来均是“语言杂多”文化现象(разноречь，heterog1ossia)在小说之中的再现。语言杂多是文化转型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社会语言的多样化、多元化。它存在于社会交流、价值交换的过程中，凝聚于个别言谈的生动活泼、千姿百态的音调和语气变化中。西方文化有过三个文化转型的高峰：希腊文明向罗马文化的转换、文艺复兴、十九和二十世纪。这三个时代的共同特征是“语言语义中意识形态中心的解体”，是“文化语言与性感意向从单一和统一语言的霸权中获得了根本的解放，从而使语言的神话性趋于消失，语言不再是思想的绝对形式”。在文化转型的时代，“与外国文化与语言的深刻的交汇(二者缺一不可)不可避免地导向了语言与意向、语言与思想、语言与表现之间的鸿沟意识。”在封闭、专制的时代，大一统权威的中心话语塑造了关于民族国家的神话和关于真理、现实、本质的神话。一旦文化中的离力心量冲破了向心力中心话语的樊篱，被长期掩盖着的文化内部的冲突和紧张就会充分展现，一览无余。这时，过去与现在、异国与本土、不同信仰、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流派的话语互相冲突、碰撞、对话与交流，呈现着百家争鸣、众声喧哗的语言的万花筒。这是一个“小说化”的时代，因为小说的话语，就是语言杂多的现实世界的再现。小说话语凝聚、呈现着文化中各社会话语的百调千腔。在多文化的多声部对话中，文化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巴赫金和萨伊德都读小说，他们各自的理论大致上都是“小说美学的解释学。”不过，前者听到的更多是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后者更关心的是文化冲突的刀光剑影，战火屠城。讽刺的是，巴赫金长期生活在生命力和创造力被扼杀的岁月，亲身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创痛。而萨伊德生活在一个灯红酒绿、语言杂多的世界都市，当然，他心中对地中海的阿拉伯兄弟们承受的痛苦还是难以释怀，不过他大可不必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雄纠纠，气昂昂，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豺狼的。
　　美国政治学权威亨廷顿，最近不无耸人听闻地预言，未来全球的冲突将是文化的冲突。儒教国家有可能与伊斯兰教国家结盟，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局面将代替意识形态冲突，东方文化将是西方下一次的打击对象。不论亨氏的立论是否站得住脚，用心是否险恶，他最后的呼吁颇耐人寻味：“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存。”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众声喧哗、语言杂多的文化之中，我们因何不能学会在互相对话、沟通中同时共存，多元共生？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于北京
　　(《对话的喧声——巴赫金文化理论述评》，刘康著，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