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毕竟，我们还有这样一个传统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九十六岁的贺绿汀去世了。在他去世前半年，我选编的《老歌》出版。在这本诗歌合集中，我选了一百首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老歌，并为这一百首可以看成这个世纪历史缩影的、在当时都是脍炙人口的老歌配写了一百首新诗。在贺老著名的《游击队歌》的后面，我写了一首《致贺绿汀》。书出版后，曾托朋友带书给他，但据说那时候他已经无法阅读了。他去世后，为了纪念这位硬骨头音乐家，北京的《音乐生活报》与上海的《文汇报》都选载了这首《致贺绿汀》。《音乐生活报》在刊登这首诗的同时还登出了我给该报主编的一封信。我在信中说：
　　“贺老去世是中国音乐界的大事，因为他是中国音乐界最后一位被所有人尊敬的人；也因为他始终是音乐界的良心，在'文革'中，他还是惟一一个没有被按倒的头颅。(批斗他的电视，居然因为他不肯低头而被迫中断转播！)想想当年多少沙场老将也都被迫低了头，便会为这样一位硬骨头出在我们音乐界而感到自豪！(其实，这也是一个传统。当年安禄山打下长安，也是多少文臣武将都投了降，只有一个乐工雷海青至死不肯为叛贼演奏，摔碎琵琶，慷慨而死。)可见，一般人认为优伶、艺人、艺术家只会逢迎权贵而缺操守、少气节的印象是错的。文艺有粉饰太平的一面，但也有坚守信念的一面。而只有坚守信念的文艺和文艺家，才是社会的良心和人类心灵的旗帜。”
　　我在信中提到的雷海青，是唐代著名的宫廷乐工。《唐人说荟》中有唐人郑处诲撰《明皇杂录》。书中说：
　　“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洛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十数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利园旧人，不觉嘘唏，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青者，投乐器于地，西向痛哭。逆党乃缚海青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
　　安禄山不是“知识分子”，甚至不是“礼乐之邦”的汉人，但他的“知识分子政策”与“俘虏政策”却令今日读史的人吃惊。他并不完全是我们想像中的那样，是一个只知烧、杀、抢、掠这些“短期行为”的土匪，他还是有坐天下的长远打算的。他“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并“优待俘虏”，无非是想利用这些“前朝”的人才资源。他还似乎特别重视音乐，“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问题是，这至少数百名被“授以冠带”的前朝旧臣在他的淫威之下表现如何呢？在凝碧池畔参加宴会的“伪官十数人”中，估计就有大唐的叛臣降将。但这些大唐的股肱之臣似乎与“梨园旧人”不同，连个“嘘唏”的表示都不敢有，更甭说像雷海青一样把乐器摔到地上，面向大唐天子西去的方向放声大哭，公开表示自己强烈的爱憎了。雷海青只是一个以弹琵琶著称的乐工，他不是一个战士。面对强暴与威胁，他只能以一己之死抗争，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来殉自己的气节与感情。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文革”中的逻辑来批判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愚忠”，把他称为“统治阶级的奴才”，甚至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水准要求他，责骂他“为什么不拿起武器反抗？！”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中的“这一个”，毕竟只是“这一个”。
　　布衣之怒，以头抢地，是不如登高一呼，扯起一彪人马来得过瘾和壮观。但是，那些人呢？那些理应撑起大唐天下的文臣们呢？那些理应保土守国、理应用生命和鲜血保卫大唐的武将们呢？当这些比他更应该、也更有资格登高一呼的文臣武将们都在淫威下接受了叛贼的“授以冠带”时，雷海青的行为，便不但足以羞杀那些“识时务”的冠冕之徒们，也足以青史留名，让后人尤其是中国的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家们自豪了。
　　唐人笔记中记录下的许多往事，大都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浩淼烟波之中了。几乎可以相信，今天的青年，恐怕很少会有人还知道这个平凡，甚至卑贱的乐工。但在当时，他的故事却感动了无数人，令“闻之者莫不伤痛”。其时也同样被叛军拘押的诗人王维听说此事后，便曾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历史的相似性总是比戏剧里最“戏剧化”的情节更令人吃惊。抗日战争时，日寇凶焰滔天，连年轻时慷慨激昂、高唱“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都当了汉奸，但整天咿咿呀呀的名旦梅兰芳却留起了胡子，蓄须明志，就是不给日本人唱戏。在“文革”狂潮中，多少文臣武将都被迫“低头认罪”时，又是一个音乐家——贺老，不肯违心地“认罪”，不肯低头，按下去，抬起来；再按下去，再抬起来……那样的一副瘦弱不堪的书生之躯，在那样的“群众专政”下，这几按几抬间，该充沛着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之气啊！本该在五线谱纸上点画音符的手虽然被绑住了，但曾经盘旋着《牧童短笛》的胸襟中，却始终鼓荡着不屈的罡风。凡是经历过“文革”中“大批判”的人，不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都知道这样的行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所以，我才在《致贺绿汀》的诗中把他“高昂的头颅”比做“精神不屈的旗帜”、“真理永存的阳光”、“人类尊严的颂歌”和“民族未来的高唱”。
　　我不清楚今天的青年们是否知道贺老这个英雄壮举。但我相信这个经典的场面将永存在历史的记忆里，和雷海青、梅兰芳们一样，成为中国艺术家的骄傲，成为一个传奇，成为一个传统。只要贺老的故事能在我们民族集体的口头文学中代代相传，我们便能在那些瞧不起“伶工”的人面前说一句：毕竟，我们还有这样一个传统。
　　可为什么在这样的场合偏偏要由艺术家来代表一个民族表现其不屈的意志呢？在对造成这种局面的政治环境感到惭愧的同时，我只能认为，是艺术的作用。古人说：“惟乐不可以为伪。”真正的艺术家，最本质的特质，便是真诚。而面对强权与死亡的时候，真诚，有时候会比武器与判断力更容易使人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来。当然，有许多以“艺术家”为职业的人不但不够真诚，甚至有着不亚于政客的乖巧与计谋。这并不奇怪，我在这里说的是真正的艺术家，不包括他们，就像我说“音乐”这个词时不包括所有庸俗不堪的“声像制品”一样。
　　音乐，是养人的。
　　艺术，能成就人格，成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