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朋友问我有什么比较值得翻译的十九世纪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来惭愧，我自从五十年代初大学毕业以后几乎没有沾过外国文学的边儿，所以一时说不出。他们属意于法国阿纳多尔·法郎士的《吾友之书》(Le livre de mon Ami)；那自然是本与阿尔丰斯·都德的《磨坊书简》等齐名的作品。不过他们走后我倒想起法郎士的另一本书：《企鹅岛》(L’Ile des Pin－gouins)。于是就找出了这本幸免于“文革”秦火的书，又看了一遍。四十多年前初见到这本书时我是个刚出校门不久的知识青年，当时正在欧洲工作，是一位法国青年朋友向我介绍了这本书。他是位“左翼青年”，推荐此书是因为这本书影射批评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法国“第三共和国”；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一般政治立场是很契合的。我当即一目十行地翻了翻，限于我那时的法文水平，注意力只能限于这些，大部分似懂非懂就放下了。这次重读，当年那些印象还在；不过更觉得它反映了法郎士晚年对社会、人生的深深忧虑。所以其意义不仅停留在对现实的訾议，更隐喻了法郎士的一种历史观。笔调一如他的散文，清新而幽默，法兰西特有的调侃时时使人不禁为之解颐，感到有咀嚼橄榄的滋味。
《企鹅岛》是一本寓言小说，但同时又像是在讲历史故事，一群群的企鹅活脱是一群群现世中的人：企鹅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企鹅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确切些说，是部卡通片式的西欧史、法国史：历史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走过来，“一连串保存在记忆中的事件”一幕一幕地跳进了法郎士和读者的眼帘。
企鹅被法郎士从动物园里请出来的时候，原本是那种人们所习见的一派天真、憨态可掬、惹人喜爱的小生灵。可是圣·马埃却偏要把它们点化成“人”，让它们像人一样受洗礼，学神学，皈依宗教；像人一样生活、劳作。因为圣·马埃认为，天下万物，不管是人、是动物，还是植物，一旦受了洗礼，都能“立地成佛”，灵魂最高尚而安宁，会活得无比幸福。于是企鹅果真化成人形，而且从那一天起便不由自主地按照人间的样子组成了“社会”，建立起“国家”(“企鹅国”)，照样地从远古进入中古，再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闹起了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从“帝国”变成了“共和国”，照样地搞起“民主”、“民选”，工业科学、金融财团……
然而，糟糕的是，——这是圣·马埃万万没有想到的——人间的所有恶习，企鹅也一体都染上了，懂得了仇恨和杀戮，同“邻国”鼠海豚水火不容，厮杀得横尸遍野。为什么呢？据说是“凡邻必仇”！不仅如此，而且仗越打越大；企鹅终于在继续南征北战中建立起“企鹅国”的霸权。企鹅们对外是同仇敌忾，内部也不免朋比为奸，尔虞我诈，残害异己，兄弟阋墙。总之，举凡人世间有的坏事、恶事，企鹅国里都有，而且来得青出于蓝。“企鹅国”就这样在拼杀中构建起富饶鼎盛的“文明”，又在“文明”中继续着厮杀。读者随着法郎士的笔不难认出企鹅中的克洛维、查理曼、拿破仑……
这些情况使“企鹅国”里的贤人奥布努比尔博士大惑不解。博士读了那么多书，虽然六十年足迹不出乡里，却没有他不懂得的道理，独独搞不明白为什么“文明”进步了，厮杀仇恨反倒有增无减。于是决心到“新西洋”(Le Nouvelle Atlantide)彼岸去考察一番，因为据说大洋那边儿有个阔绰得不得了的国家，各方面都足资“企鹅国”仿效(读者读到这里自然而然会想到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不过，博士并没有得出托克维尔那样的结论)。但是这次旅行却使他更加苦闷了，因为那个国家里发生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叫他鼓舞，反倒佐证了“文明”制止不了道德堕落的事实。一次，博士到这个国家的议会去旁听，只见：议长起立，嘴里咕哝了几句，谁也不大注意他在说什么；陪同博士的翻译翻给博士听：
鉴于打开蒙古市场的战争已经结束，有关各方都感到满意，因此建议把账单子送交财务委员会——没有反对意见么？——本建议通过。
议长继续咕哝：
向“第三西兰”(La Troisième－Zélande)打开市场的战争已经结束，各方都满意，建议把账单子转交财务委员会——没有反对意见么？——通过。
听到这里，博士问翻译：“就这样通过了？一个工业国家打的就是这些个战争么？”翻译回答说：“没错儿，这叫工业战争。一个没有商业也没有工业的国家干嘛要打仗呢？事业心很强的国家才免不了要打仗。生产越上升，越得打……”翻译的话刚落音，一个彪形大汉走上了主席台，他说：“我要求向‘绿宝石共和国’宣战，因为它跟我们在全星球的市场上争夺火腿和香肠的垄断权。”博士赶忙问翻译：“他是干什么的？”“卖猪肉的。”议长发话：“没有反对的吗？——建议付表决！”
向“绿宝石共和国”宣战的议案就此以多数票举手通过了。博士问翻译：“你们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投票打仗？”翻译说：“这是场没什么了不起的战争，只要花八百万元就够了。”“那人命呢？”“都包在里面了。”
这时，奥博士双手抱着脑袋，苦苦地陷入了沉思：
既然富饶与文明和贫困与野蛮同样孕含着战争，既然人类的疯狂与险恶已无救治之道，看来就只有一法可行了：就让有智慧的人积攒足够的炸药把这个星球炸飞了吧！等到这个星球化成的碎片飞扬太空的时候，宇宙或者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得好一些，普世良知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安宁。不过这却是没影儿的事。
博士喟叹着、冥思着回去了。法郎士肯定与博士有同感，最使他们伤脑筋的终归是：为什么先进的、繁荣的文明下面，竟掩盖着看不到出路的政治腐败、道德堕落；为什么世界上没有片刻的宁静、和平与崇高？
“企鹅国”里照样也闹起“排犹”来了！法郎士忘不了把他和左拉等激进文人一齐卷进抗议和批判浪潮的“德雷福斯冤案”。法郎士在写《企鹅岛》之前刚刚完成了用小说体裁写的四卷本《当代史话》，里面有相当篇幅追述这个事件。这一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事件，对于法国知识界来说，很有点像我们的“五四”运动。一大批激进的、具有批判意识的教授、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学生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为德雷福斯鸣冤，针砭时政，批评社会，纷纷聚集在抨击“第三共和国”的斗争旗帜之下。在法国，人们在看待那个时期的知识界的时候，常常要以对“德雷福斯冤案”的态度划线。左拉等发表的《我控诉！》的檄文成为法国知识分子新觉醒的象征。这场运动的影响远远及于以后很长的年代。直到今天，许多五六十岁以上的法国知识分子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仍不免激动不已，并为他们的前辈的正义行为感到骄傲。
现在，这幕“排犹”丑剧在“企鹅共和国”里也揭幕了：“陆军部长”格雷特奥克会同他的“参谋长”揪出了犹太籍小军官庇罗——犹太族里的阔佬，部长惹不起，就拿庇罗这个小人物开刀。说是这个小军官把八万博特(bottes)军用草料盗卖给了“企鹅国”的敌国，因而构成了“叛国罪”。军方言之凿凿，民众起初出自“爱国”心也信之不疑。只是“参谋长”苦于拿不到“罪证”。“陆军部长”急于坐实罪名，说只要庇罗一言不发，就算默认。但是这个小庇罗偏偏整日价喊叫无罪、冤枉。怎么能有证据呢？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宗八万博特的草料。那个卖草料的家伙把钱从“陆军部”骗走，始终连一根草也没有交来——庇罗“盗卖”的是并不存在的东西。总之，不管三七二十一，庇罗还是给装在铁笼子里，发配到荒无人烟的海滩上，挂在树上待罪。
事情到底捂不住了，早先蒙在鼓里的企鹅“公民”们发觉上了当，鼓噪起来，接着分成了两派：一派同情庇罗，一派支持“陆军部”。既然人间有爱米尔·左拉，为什么“企鹅国”不能有自己的“左拉”呢？乃有哥仑邦者挺身而出，为庇罗仗义执言，立即引起各方响应。于是同情庇罗的自然支持哥仑邦；站在“陆军部”一边的自然反对哥仑邦。双方派性大发，情绪激昂，直至发生武斗；“企鹅国”内沸沸扬扬，乱作一团。
案子最终展转送到了“最高法院”，推事先生和审判员们把头埋进共达一千四百六十二万六千三百一十二份“罪证”里；“大法官在研究这些罪证时，始而觉得非始料所及，继而感到惊诧，旋即为之愕然惑然，终于不禁目瞪口呆。他在这堆‘档案，’里发现有时新服装店的广告、旧报纸、时装剪样、杂货店的纸口袋、发黄了的谈生意的信件、小学生的作业本、包装布、擦地板用的玻璃纸、纸牌、图样，还有六千份‘梦幻的钥匙’，等等；可就是没有一份儿与庇罗‘案件’有关的材料。”
这期间的故事还很多，反正庇罗的“罪名”是个彻头彻尾的莫须有。案子稀里胡涂地结束了，庇罗也从笼子里出来了。不过事情并没有完结，留下的长长的影子总也散不了：“共和派”、“教会派”，同是“庇罗派”里的这一派和那一派，没完没了地相互咬噬、互相朝对方身上泼脏水……有些企鹅经过一阵阵喧闹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个事理：闹来闹去，所谓的“社会正义”依旧不过是为了维护新的权势。
一个在天庭俯视俗世的圣者，看了这场乱糟糟的闹剧，不由得自思自忖；他自言自语道：
……你以为社会的不公就好像穿成一串的珍珠，只要抽出其中任何一粒就可以使整串念珠一粒粒脱落么？那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你满以为在你的国家里，或在天地之间的任何地方，可以一举建立起公正么？那你可真是个实实在在的“唯灵论者”，就是相当地缺乏“经验哲学”……你自以为：“何等正义而勇敢啊！从此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安枕于公众的赞誉声中和历史学家的讴歌声中了。”但是当你失去了幻觉的时候，当你明白纠正错误是何等艰难、一切都须从头开始的时候，你就不如还是回到你的小行星上去吧。
不管博士怎样思索，反正“企鹅国”的机器继续运转着，财富继续高速度地积累着，整个“国家”让钱堆起来，让大工业装配起来。“企鹅共和国”的达官贵人们照样穷奢极欲、纸醉金迷。其间不乏官场里迭起的丑闻，闹得满城风雨的当属“共和国总统”与部长夫人之间的桃色新闻，并由此诱发了内阁危机……同时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起来，社会骚乱此伏彼起，暴力、恐怖、纵火、抢劫、饥馑、灾荒、瘟疫，应有尽有。此外，“企鹅共和国”还必须准备着跟自己的宿敌再打一场恶战。总而言之，企鹅在变化为“人”以前的和谐景象已如一缕轻烟般无影无踪了。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再想过“反朴归真”的日子，已经万万不能了。曾经怀着一颗善心把企鹅点化成人的圣·马埃，到本书结束的时候，早已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法郎士讥刺的直接对象是他所讨嫌的“第三共和国”，这与他在文学生涯中奋斗了大半辈子、到晚年的政治取向有关。那时代表法国左翼力量的是法国社会党和随后的法国共产党，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参加了进去，法郎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的。
不过，像本文开头说的，《企鹅岛》的立意并不止于一种“影射文学”，而更在于抒发作者对人类前途的一种忧虑。用我们的语汇来说，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企鹅国”从立国起经过的历程，到处表明“物质文明”日新月异、“精神文明”日见颓唐，法郎士在《自序》里说：“我们(指法国)是从十三世纪起开始富裕起来的，但是却并不比从前更幸福……”法郎士按照事物发展的脉络写下去，结论似乎只能是这样；他不想、也没有办法为堕落中的企鹅找到出路，看来他也不相信会出现奇迹：使企鹅有一天忽然天良发现，一下子甩掉了几个世纪积淀成的劣根性而变为道德高尚、心地纯洁的“新”企鹅。“企鹅国”里的一位哲人这样说：
也许当企鹅们发觉他们的行为原来是已经过一番粉饰、而后又被剥光了种种谀词的时候，才会更好地判断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变得明智一些。
然而，这实在是太难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何况企鹅乎？法郎士因而被有些人看作历史的“悲观主义者”，看来也不无道理。
康德曾经把“文明”和“文化”当作一对反命题：文明上去了，文化(尤其是道德)不见得就跟着上去，甚至可能是相反的。在康德看来，只有到先验理性付诸实践的时候，“道德律令”才能统治人类秩序。这可真是亿万斯年的事。孔子似乎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次他和冉有到了卫国，当他们看到那里的情况时，师徒有过下面一段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子说得太轻巧了些，他“教”了一生也没有能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如何“教之”，这个问题太大了，已超出了本文绍介《企鹅岛》的任务，就此打住吧。
法郎士说，他写的不是“神学”意义上的历史，而是“艺术”性质的历史。艺术是要凭借想象力的。想象不是现实，但常高于现实。《企鹅岛》隐含着的对未来的困惑，我觉得到今天也还远没有解决。不过，我想用不着这么劳神费力，反正这是本很有韵致的寓言小说，不必“功利主义”地去对待它。
这本书成于法郎士的文学成就臻于顶峰之时(一九○七年)；在法郎士的著作中也堪称精品。这本书颇有些洋典故和法式双关语，不大容易翻译，这也许是我迄今尚未见过中译本的原因之一。
一九九五年八月于芳古园陋室
Anatole France，L‘
le des Pingouins，Aes Amis du Livre，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