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分化与重组：台湾学界一瞥

　　一九九二年的出访全挤在了八、九月，申请签证几番周折，其不顺利为以前所未见，一位颇有“道术”的朋友指点我“顺中有不顺，不顺中有顺，总体是顺，更何疑焉”，另一位好心人安慰我“总是有惊无险”，借了他(她)们的吉言，几个访问都如期实现。九月中从波士顿抵达香港，寻即转赴旅行的最后一站台北，此后竟是极为顺利。总算起来，免不了暗白庆幸一番。
　　九月下旬，应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的邀请，在台访问两周。主人只安排作两次演讲，余皆自由安排。讲演的题目是主人所定，一为“朱子淳熙初年的心说之辩”，一为“陈来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这后一讲题据说史语所某先生有所不满，我自己也颇觉不好意见，但主人之盛情可感，在我更有一听取批评的机会，十分难得。中间到新竹的清华二天，其余时间全在台北。我在台北的朋友比较多一点，也都是一九八五年以后里里外外认识的。结果讲演、座谈、茶饭、漫聊，三来二去，两个星期的行程满满当当，而有的朋友还未见面！不过，匆忙之余，朋友讲论之中，对台湾的思想文化及学术研究也有了些片断的了解，因而借此将个人感想略表一二。这些“了解”当然与我自己的专业和关怀相关，其有所限制，是无可避免的。
　　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算是哲学。台湾哲学界从前一直有所谓三大系的说法，即天主教、新儒家、自由派。此说影响之大，由林安梧今年初一篇讨论九一年台湾哲学状况的文章仍不得不以三系说为分析基础，可见一斑，不过以我粗浅的感觉来了解，这一说法在今天即使有其意义，也与以前的涵义不同。照一般的说法，有天主教背景的辅仁大学哲学系拥有台湾最大的哲学界资源，势力及于政大、东吴，甚至台大。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大、台大即使是辅仁出身或与辅仁有关的学者，其学问也并非集中于中世纪士林哲学或实在论，在西洋哲学方面，只能说这些学者的研究较集中于欧陆。因而所谓“天主教系”突出宗教背景的说法不是不可以质疑的。事实上，“辅仁系”也好，“天主教系”也好(除了辅大哲学系自身而外)，已并不代表一种哲学的方向或严格意义的学派，最多只是一种师友渊源的网络。“自由派”的情况也与从前不同，自由主义一系在威权统治时代是指台大哲学系，其学术特色为英美分析传统。但现在台大哲学系只有半数学者仍作分析哲学。另一半皆从事欧陆哲学研究，从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不仅已不成体系，也不再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而更多地成为一种生活态度。所以，以前的三大系说法已有修正的必要。据我以为，有六个方面值得加以介绍和注意，其中每一方面均代表一种论说，或一学术社群，或一编辑群体，这六个方面当然不限于哲学，大抵是信手拈来的一种观感而已。
　　一、学院主流
　　这是指在学院讲授哲学中居中心地位的主流论说。可举出政大哲学系沈青松为代表，政大哲学系、台大哲学系的一部分及辅仁大学哲学系的部分都可归入这一派。正统学院派承担主要的哲学教学，参与国际哲学与文化的学术活动，具有为国际学术界所承认的学术成绩，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注重研究当代欧陆哲学的传统和现代发展，近年尤重解释学、存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等；重视人文价值和终极关怀，提倡加强经典的素养；文化观念上比较注重“规范”与“价值”。这些学者有些可能有个人宗教信仰，但在生活上仍能体现儒家价值，近年来更强调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论释。对近来在台湾发起的“解构”“后现代”及虚无主义潮流持批评态度，主张对现有秩序的改善和提升，而不是盲目的破坏和解构。沈青松对当代西方理论十分熟悉，近来又主张“主体——资源”的文化态度，并同时关注儒学的诠释和谋求对应生活世界的哲学综合。当然，正统学院派中也有不同发展方向，如台大哲学系傅佩荣近年特别注重把儒家思想的诠释向社会文化层面调适，以扩大学术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代表学院主流哲学的出版物为《哲学与文化》及《哲学杂志》。可以说，主流派是相当稳健的。
　　二、本土意识
　　正统派是学院派，但在台湾也有一些所谓民间学者，有人亦称之为学院之外的学院人，活跃于思想文化领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原编辑委员会可谓此种性格的群体，可以前任社长杭之为代表。虽然“台社”早期与岛外党外力量有密切关系，但刊物本身是一严肃而富于水准的学术刊物，其方向可以说是本土意识与民间社会的理论表现，重视经验的社会学研究，立基于台湾之历史与社会的具体性、特殊性，倡导台湾研究的主体性。杭之当颇服膺林毓生叙述的自由主义，但杭之代表的自由主义是威权体制下民间社会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注重反对社团和企业力量。自由主义与本土意识的结合是“台社”的特色，具有相当强的批判性格。不过，因近来杭之已参加民进党核心，季刊社长易人，加上“台社”内部也有各种歧异(如左统、右独)，一年前又分化出“岛屿边缘”派，加上季刊水准较高，与台湾社会庸俗化的状态距离较大，以致近来一再拖期，这些都是难题。无论如何，“台社”代表的社会学研究的实证性与批判性，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三、边缘战斗
　　“台社”的成员也并非都不在学院，只是早期台社成员除了对国民党的一致批判外，都有边缘感。解严以来的情况不断变化，其中一些人边缘感更强烈了。如果说学院派处于学术中心，民进党越来越介入社会中心及政治中心，“边缘战斗”派大概代表了这种格局下这些边缘感最强的知识分子，这种边缘感的来源很复杂，有省籍因素、文化因素、观念因素，但他们都不自甘居于边缘，而努力借现有民主条件进行战斗。“边缘战斗”的观念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清华的傅大为近年持此说甚力，对现有体制的霸权格局极为不满，以此为基点，著力探索各种权力集团和权力关系，并积极介入社会运动，对现体制展开游击战。陈光兴则更创《岛屿边缘》杂志，代表那些自认为在文化上及政治上起宰制作用的边缘族群。“岛屿边缘”主要受新马克主义和解构主义(后现代)影响，新马中又直接承自葛兰西，被视为台湾目前最激进的文化流派，他们自称为“基进”派。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阵地战的观念，德勒兹关于游击、机器的观念，英国的新左派，都对他们有影响。他们的丛书名为《战争机器》，以“机器战警”为荣，有很强的冲击力。他们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主流的中心牵制，解构现成的文化秩序，破除现有的文化霸权，打乱一切，寻找空间，从边缘占据中心。他们的口号是有立场而无目的，这似乎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因为他们的立场是对文化现象、意识形态及各种体制性现象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而在阶级、性别—人种等等一切关系中站在被牵制者一边，但无论傅大为对社会运动的参与还是陈光兴对台湾文化工业的解构，都不是以推倒资本主义为目的，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必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与社会批判理论有亲和性。与杭之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取向不同，“岛屿边缘”更多是文化批判(研究)与意识形态解构。边缘派批判的战斗力很强，但主导的价值不明，建设性不足，尽管如此，他们对既成霸权结构和意识形态采取积极进击的策略和胆略，引入注目。
　　四、新儒家
　　由于台大、政大、辅仁并未形成一严整的学术流派，“台社”虽然是一颇具影响的知识群体，但一年以来分化严重。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可以说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学术派别和学术团体，不过尽管新儒家在中央、文化、东海几所大学有较大影响，在社会和知识界，新儒家的影响不一定有前述几派来得大。新儒家曾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阵营，但一方面，新儒家一直与执政党有距离，新儒家政治渊源可上溯到张君劢的民社党，故国民党对之并不信任；另一方面，《鹅湖》中青年群体的思想，在共同的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承诺基础上，呈现出多样的发展方向。“鹅湖”系现有《鹅湖》月刊，《鹅湖》学志，《鹅湖》丛书，九○年举办国际性的新儒家思想讨论会，竟盛况空前，出于一般知识分子意料。新儒家的主旨以中国的问题本质上为文化的问题，主张立基于对儒家思想的诠释与发展，承继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便于“道统”“政统”“学统”三方面能够继续与开新，使价值在当代社会有所员定。“鹅湖”现在活跃的一辈中，如杨祖汉、李明辉，既守师传又能创发新意，且具有西方学术的良好训练，林安梧则代表“鹅湖”中开拓新视野的方向，都非常难得。“鹅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化解前辈新儒家所遗留的种种包袱。余英时先生去年收在《犹记风吹水上麟》中论钱穆与新儒家的文章，并没有像外界预想的那样掀起涛天巨浪，也表明了新儒家新一代学者在面对老一代引致来的批评时的成熟性。
　　五、文化引介
　　新儒家以阐扬中国哲学、复兴、发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台湾的社会历史特性也必然表现为努力吸取西方文化产品的性格。西方思想文化的引进方面，当首推金恒炜夫妇主办的《当代》杂志。在近年来文化杂志日趋萧条的状况下，《当代》仍能一枝独秀，很不容易。究其原因，是对当代世界与中国文化课题的敏感性，品位高又不脱离社会，而且广泛联系世界各地的华人(裔)学者，使得杂志的面貌总是日新又新。一般说来，《当代》的适容性很广，容纳了多元的文化观念。如果说它自己有何倾向，可以说具有反主流的色彩，无论从《当代》创刊开始的傅柯专辑、德希达专辑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专辑，乃至后来的市民社会专辑、后殖民后现代专辑，都是如此。同时，《当代》有意识地给以法国、欧洲其它地区及日本文化较多注意，以平衡或抵销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势影响。金恒炜还是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评论家，通过政治和社会评论积极介入社会，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分得很清楚。《当代》的取径主要是文化引介，其特色为短平快，月刊，且每刊有专辑。由于《当代》的撰稿人不限于岛内及香港，大陆、海外联系甚广，使得它的方向与功能客观上具有某种“文化中国”的意涵。遗憾的是《当代》杂志在国内根本收不到，很可能是被邮局海关误认为另一家在香港出版的同名政论杂志了。
　　六、中研学人
　　论学术研究，台湾与我们最接近的可能是中研院。文史哲三大块，中研院向来只有历史语言，八八年决定成立文哲所，前任所长吴宏一今年已谢职。现任所长为戴琏璋先生，专治中国古代思想；经学组的负责人林庆彰在版本、目录学、经学史方面的造诣，台湾中年一代学人中尚未有能出其右者；但总的说，文哲所现在的人员是精而嫌少。中研院最老的当然是史语所，史语所的传统众所周知，不必多说，只是近来也有重视思想史的提法。颇为活跃的倒是近史所的由三民所改名的中山人社所。
　　最值得注意的可以说是中研院五十岁以下的所谓中生代学人，共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多为八十年代中自海外陆绩学成归国的学人，像《新桥译丛》的编辑委员会、《新史学》的发起同仁，及王汎森、李孝悌，在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方面的研究颇显特色和水平。中研院的这一研究群体，基本属于“史”的范围，注重比较纯粹的学术性研究。由于其中多数人有在西学受训练的背景，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研究影响颇大，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取向。在国际中国学研究方面，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已影响到欧洲和日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下的学者受的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及人类学的训练，他们所研究的视角和问题性，由此而得的成果，对传统汉学构成了重要挑战。中研院五十岁以下的学者多受此种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因而他们的研究取径和成果也易与国际中国学界及现代中国研究沟通。在这一点上，重人文诠释的台大历史系的黄俊主可能是个例外。
　　九月下旬的泰德台风在台湾“过境”，使我失掉了一个星期观光的好天气，虽然如此，在忠孝东路上也往来了十几次。商业之繁荣，民生之富庶，眼见为实。从台大的椰林大道，到政大的指南山麓，从清华的梅谷梅亭到新竹工业园区，中央图书馆的善本，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以及淡水的红毛，士林的夜市，虽然是来去匆匆，对海峡彼岸总是有了些第一手的了解。只是朋友多在大学与研究单位，见闻有所限制。台湾的大学教授课务较多，一般教授每周需教九小时，往往在外校兼四小时，周学时就上十几个钟点，私立学校更有过之。只教五个学时的清华绝对是例外。加上各种资讯媒体的诱导，学者投入专门学术研究的时间自然相对减少，所以台湾的朋友听到我们的教学量，往往不胜羡慕，我调侃说，因为我们的工资少，自然应当少教一点。校园的学生人文素质很好，尊师重道传统之保留，令人叹赏，台大哲学系博、硕士论文水准之好，亦出于意料。感觉上，如此商业化的台湾，学生心态反倒没有我们这里浮动。台湾硕士生、博士生入学考都有一门“国文”，私心以为设置颇有道理，这也是台湾学生在学生时代就具有较强文字能力的原因。不过，台大中文系的朋友说，台大中文系招生的吸引力在全校已落到倒数第二，这是我根本不能想象的。台湾的大学中文系，不限于语言文学，传统所谓“国学”的很大部分亦包括其中，所以我的不少同行朋友是在中文系里任教。研究条件最好的还推中研院，研究人员皆有自己办公室，且配有电脑。傅斯年图书馆已将《二十五史》、十八种子书及《大藏经》小部分输入电脑，可备检索，研究人员办公室电脑均可与之联机。另有光碟系统，可将善本书扫描一遍即存储起来，随时可以通过荧光屏取出检阅，不必再看善本。扫描的速度一如复印机，操作十分方便，又比作胶卷便捷了不知多少。此种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必将使传统的研究特别是材料考索方面发生重大的改观。
　　台湾经历了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至八十年代中期国民收入与外汇储备已颇令世界另眼相看。一九八七年开放党禁报禁后，旧的威权体制面临着民主转型的重大课题，迎来了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学者们认为，目前台湾无论文化发展、经济增长、政治转型都有困境和危机。这危机之发生究其根源来自政治文化的阴影。统独之争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造成了一系列链之相扣的困难，金钱政治(竞选立法委员至少得一亿台币)与庸俗民主的发展导致了对民主政治的的失望。但毫无疑问，大多数人认为比起威权时代毕竟已有了不容倒退的进步，知识分子虽然对理想的民主在现实表现上的限制有了深切的了解，也更激发了对于社会和政治批判、引导的责任感，不管现实如何，知识分子对文化发展的危机感，十分难得，这种危机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也是文化生命绵延的真正动源。
　　(附记：本文所述，特重台湾五十岁以下学人，其中多为友人，故皆舍去“教授”“博士”之称。而于前辈学人，则未敢轻议，非谓台湾学界仅限于此也。)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