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你只能面对

　　不知道像我这么大年纪，以及比我还大的中国人里面，到今天为止，一共有多少位看过《北京杂种》这部影片。影片是一九八九年夏毕业于电影学院的张元导演的，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他没去报到，他选择了独立制片的道路，他先是导演了一部黑白短片《妈妈》，几个国际电影节的主办人来中国选片时，立获青睐，去参赛时，马到成功地得了好几项奖；后来他拍了几个MTV，都很别致，有的已在电视上播出。他那《北京杂种》还未拍竣，其片段在荷兰鹿特丹电影节作观摩放映时，竟引起轰动。现在，《北京杂种》终于克服了资金等方面的困难，在法国作完后期，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但此片无在我国发行必需的“厂标”，所以不能公开发行——不过有关的报道已出现在国内多家报刊上(有的发行量很大)，而且听说已获若干国际电影节的邀请，并很可能在“墙外”获得殊荣。
　　据说张元是我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我看《北京杂种》的感受，我觉得他的片子无论从哪种角度来体味，都确确实实与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划清了界限，从审美落点、切入角度、镜头语汇、制作方式及潜意识中的“心灵符码”、“非包装”的包装形态……都与后者不再重合。如果说从第一代、第二代……直到第五代的中国导演们，他们的审美趣味是逐渐地从一个“圆心”衍化为两个“圆心”，又终于扯开了距离，成为了一些相割的“美学圆”，即进入了“多元”状态，并进一步缩小着各“圆”(元)相切割的“叶子瓣”，乃至终于由“相割”而挪移为仅仅“相切”。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还是联在一起的。而《北京杂种》给予我的震撼力，首先是一个明白的信号：这一代，　他们的美学趣味，或说创美取向，亦即他们的那个“美学圆”，轰隆隆地脱离了所有沾连在一起的那前几代的“圆”，成为了让我目瞪口呆乃至是瞠目结舌的一个“怪圆”！
　　我面对着以世界上最先进的洗印技术制作出来的新拷贝放映出来的鲜艳十三彩的画面，其大街上偷拍的那些镜头绝不像《秋菊打官司》那么“民族”和“乡土”，“老外”们的“异国情调欲”得不到满足，爱国者也使用不上“取悦于洋人”的恶谥。张元竟把九十年代的北京表现得不堪入目地真实，这是一种我——相信绝不仅仅是我——完全不习惯的“艺术真实”，不仅是“歌颂”与“暴露”之外的真实，也是“调侃”与“冷漠”之外的真实，而又绝非不经意的真实。有一个镜头，夜晚小胡同的一堵灰墙下，影片里的一个刚从小酒馆出来的年轻人，他撒尿，整整一泡尿，镜头一动不动地从头拍到尾，你没有必要说：“电影怎么可以这样拍？”因为他已经拍完，并用最先进的技术制作出来了正放映给你看，因为他自己就是制片人，他在投拍时没有“想法通过审查”的“自审”、“自律”意识。当然他也想能公开发行，但那是下一步的事，他现在就这么拍，拍成了；而且你连着看下来，你一万个“不忍”，却又不得不承认，就张元和他的合作者来说，他们的语码逻辑流动到那里时，那泡尿那样撒，在他们那个“美学圆”里，是一种自谐的处理，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创造，而非无知无识的胡闹；于是你有了“卒看”的理智。
　　但《北京杂种》并不需要我这种理智，在九十分钟的片长里，回环立体声的高保真音响正在为录制得很精心的声带传送着影片的音波，其中重复得最多的一个语汇是“傻屄”，我不知道读这篇文章的人有没有勇气读出这个字眼(我的电脑的字库里只收了“逼”而没收“屄”这个字，我不得不在打完整篇文章后用笔补上它)，正是张元自己告诉我，有些人——多半是我这种年纪以上的人和某些年轻的女士——见到他时，总说想看他这部片子，却怎么也没有勇气把片名中的后两个字说出来，于是说成“你什么时候请我看你那个《北京……什么》啊！”张元强调他拍的不是《北京嗯什么》而是《北京杂种》，他不明白想看的人为什么不能坦然地说出他作品的题目，他自认那是很严肃的制作，面对他的这号严肃，我有一种逃避的本能，就是用一声“不严肃”的宣判，让他死，让我继续地——不仅是活，而且要活在荣耀的聚光灯照射之下；但张元之流不仅死不了，不仅活得很自在，而且简直是活蹦乱跳；他这部以五条模模糊糊的勉强可以称为情节的线索组合而成的影片——其中占最主要篇幅的是关于摇滚歌手崔健和他的乐队寻找新的演出场地的情形——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严肃？可以这么样地“严肃”吗？但也不再存在可不可以的问题，他已经这样地严肃完了，并且还将顺此严肃下去。
　　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北京杂种》主要反映当代北京青年的生存状态，那么你认为现在的青年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怎样的状况呢？”他说：“我认为现在的青年人也就是我们，我从来不想去说他们，有人问我怎样去表现他们，实际上是怎样去表现我们或者表现我……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人尤其是青年人，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过去的信仰不存在了，‘上帝’走了，理想与崇高也从我们眼前走了，我们心里现在剩下的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了，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一个‘钱’，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我认为现在青年人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且越来越胡涂。那么，在那些原本支撑我们精神的东西……消失了以后(我们本身也开始躲避它们)，我们怎样去发现自己，怎样去清理自己的感情，怎样去面对我们个人，怎样去完成我们自己的道德，这是现在青年人的问题，即我们个人必须为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年轻人需要清理，彻底清理自己的感情，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直、什么是真正的东西……清理之后，也许会感到失望，也许会有强大的委屈感。……如果每个人都感觉到很舒服，你说这个社会能进步吗？一切都掩藏在虚假中，你说这个社会能进步吗？”(《女性研究》杂志一九九三年总第七期)原来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导演是在发现、清理他自己和同代人，在完成他们应有的道德，浸淫在追寻正义、正直、真实的痛苦中而并不希图舒服。试问，用反规范反道德反痛苦反前瞻的“后现代”或摒除外来语码污染追求原土语体的“后殖民主义”等等现成的也时髦的“量规”，你能量出张元艺术追求的尺寸吗？他严肃得真是又稀奇，而又“不过尔尔”。但我在观看《北京杂种》时却并未感受到他的这种理性，就是现在回味，也怀疑他那些讲给记者的话，不过是自我的心理补偿。
　　关于在我们这个国家所出现的多元艺术现象，至今有人采取着鸵鸟般的态度，他们说：“还是不要提多元，还是提多样的好！”但如今一个提法能有多大的有效覆盖面呢？对于不尿你那提法一壶的人，你可怎么办呢？禁绝？把他灭了？法律依据是什么？作得到吗？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样作对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有什么好处？恐怕是只有坏处！也有些人，临到实在不得已，便勉为其难地硬着头皮把明明是异元的美学前提的作品，从提法上归到自己所尊崇的那一元里。比如他尊崇现实主义，又不好禁绝某个非现实主义的作品，便强颜欢笑地说那个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其存在“恰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多样性”。其实，美学前提完全不同的艺术现象，即以电影创作而言，那已完全是一种不可也不必逆转的现状，我们只能面对这多元的局面，如果你尊重某元，你就潜心创作、拿出最能体现你那一元特色的作品，或孜孜不倦地为你喜爱的那一元捧场好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心态是不可取的，何况人家的酣睡之处，其实离你那卧榻还远着哩！
　　不管怎么说，我坐在放映《北京杂种》的现场有一种尴尬感；至少在我所去的那一次当然是非营业性亦非所谓“内部放映”(只有属于一个单位的片子才会有内外之别)的观众座席上，我简直没看到几个跟我年龄相近的人，更没有比我老的，这当然是张元及合作者的邀请取向所致。很显然，他们确是为了自己那一代拍这部影片的。他们真是要“清理”自己吗？放映中座席里不时发出由衷的呼应声，非哭非笑，非喝彩非起哄，我感觉影片和周围的观众都让我尴尬，我只能面对这种不属于我的艺术，好在我总算还懂得尊重别人的创美和审美，尤其是，年轻的一代甚至于只需等待，便可将我以上的一代所抱住不放的东西消解掉，我懂得这个，所以到头来我也能面对自己的尴尬。
　　《北京杂种》目前尚不能在中国公开发行，这也许令我的尴尬有机会转变为快慰，也是在那本杂志的采访记中，张元说：“……《北京杂种》马上面临的就是发行问题，也就是有关部门审查问题，但我知道中国现在没有电影审查法，使得我们不知道通过一个什么形式、什么标准去审查一部电影。我希望中国能尽快有一个电影审查法……我知道许多导演在没有接受审查之前已经开始自我审查、自我审定，中国在文艺上始终只有政策，没有法律，我一直希望中国真正完善法制……有法制了，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做，只有法律才能建立一个平等。”他和他那一代人，原来并不是要搞什么“地下文艺”，他们很坦然地从事独立制片，正如我们中央电视台很坦然地播映了由领有“求职证”的个体作家主创、由“非官方”的创作集体执笔的“肥皂剧”一样，他们迎着法制上，希望他们的电影也能通过法制化的审查，堂而皇之地在电影院公映，也许，那时真能使为数不少的包括坐在“情侣座”上的他们的同代人，边看边发出让我莫名惊诧的呼应声！
　　鲁迅先生在《祝福》中，写到鲁四老爷在康、梁早已被更新潮的一族斥为可耻的“保皇党”时，竟还在那里愤愤然地把康、梁当作最新的洪水猛兽一族加以诅咒，每读及此，我就产生出一幽远的悲怀；到什么时候，中国的“鲁四老爷”们，才能不一定改变他们的立场，而能睁开眼睛看清并面对早就把“康、梁”甩到后面的崭新的“怪物”呢？也不要光说“鲁四老爷”，就是比如说我这样的半新不旧的人物，彻底地作到冷静地面对“新潮一族”，又谈何容易？
　　不过依我想来，再年轻也好，再独立也好，再新潮也好，再“墙外花香”也好，你既想进入中国现实社会，想进入法制，也就是进入有规则的游戏，那么，你也就得面对前几代人，面对他们的约定俗成，面对他们的积累、荣辱和即使确可叫作“偏见”的种种东西，甚至要像《祝福》中的“我”必须面对鲁四老爷一样。在这个过程里，你当然会坚持你那主要的东西，但到头来你也还是要学会妥协，以中国的电影发展为例，近十多年来，几代导演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迎面激荡中，一方适当妥协，一方尽量容纳，虽有终不成事的少数例子，但大多数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结局，而中国电影的总体成就，也便呈现出耀目的光彩，在“走向世界”上领先于中国的文学、戏剧和造型艺术，并有集体推进、登峰造极之势，国人中虽有“媚外”之訾议，但总体而言，是官民皆视作为国争光。
　　相对而言，我们的文学虽被说成是“新潮滚滚”，所谓“仿佛身后有一条叫作‘创新’的疯狗在追赶着拚命地往前飞跑”，其实，与电影界相比，文学中最新潮的一族，也还只达到“第五代”导演的“新”度(“第五代”钟情于他们的小说频频改编亦是明证)，似乎还没有出现如张元《北京杂种》这样“触目惊心”的“新生代”的标志之作。张元的制作我很不欣赏，但我得说，我确实看不出他被“创新疯狗”追逐的迹象，也看不出对钱这个“离得最近”的东西的算计，他确实是在由着自己性情，从容地做事，不具对其他各代的有意挑战，没有进攻性，没有取代欲，他就是自己确立一个圆心，以自己的半径，划出一个属于他自己并希冀他那一代人(不是全部)也能认同的“怪圆”，其圆周不与“第五代”以上的各代划出的圆相割或相切。这是“另起炉灶”的一代。这一代终于出现，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
　　我不敢揣测《北京杂种》公映的可能度，但这毕竟是一部已然存在的电影，我们只能面对，而想让其获得公映许可的张元，也只能面对他必须面对的一切，尤其是在公开的运作和明面的符码下面微妙的心理壁垒，这是处在转型期中的中国大陆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
　　现在是“面面相觑”。以后呢？
　　一九九三年九月九日于北京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