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读《一百个人的十年》随想

　　寻常人的遭遇也是历史，向谁说去？冯骥才先生愿意倾听，且照实录下，于是便有许多素不相识者“急温温设法”找他。这些人“生不留名，死不留姓”，不曾想借作家之笔挣一个“不朽”。他们本无可夸耀，也无意于夸耀，只是渴望着诉说。或许他们也与冯骥才先生一样地意识到：“只有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真正经历。”？
　　托尔斯泰那如椽之笔曾写过一八一二年的法俄战争。按他自己的看法，巨著《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就是人民。战争不是人民发动的，人民却经历了战争。史家记下了战争的胜败，作家写下了人民的悲欢。人民不是一个抽象概念，托尔斯泰感觉到并表达了人民的存在。人民辗转于战争与和平之间，比“文化”更为根本，与土地一样真实。人民在土地上历尽沧桑，这就叫作历史。托尔斯泰的巨著因而被恰当地称为史诗。
　　我们不是没有主题。任何一场战争对人民的触动和影响，都未见得能比一场文化大革命更广更深。在我们的土地上，也有着太多的故事。它们不是历史陈迹，而是仍然在涌动着的活的话语。——历史毕竟不是由沉默者写的，它源起于诉说。然而我们还没有史诗，仅仅是因为我们欠缺一支如椽之笔？
　　那就让我们期待着，可千万别堵塞封闭了诉说的源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向前看”，可第一千零一条理由却告诉我们：失去了记忆就分不清前与后。多有一些像冯骥才这样的倾听者，鲜活的记忆就会源源不断地从诉说中涌出。一百个人的十年显然不足以概括人民的经历。一千个人，一万个人……人民的诉说终将呼唤出自己的荷马。
　　有人说，我们岂能止于诉说，我们应该进行“反思”。我一点也不想反对这种看法，但我想提请注意的是：在“反思”过程中切记不要用抽象概念来“密封(从而“处理”掉)”种种有待诉说的经历。我在这里引用了美籍犹太女学者的观点。她曾指出，像“创伤后痛苦症候群”这类医学名词就有可能“密封”了某些劫后余生者的经历，为进一步理解他们“可怕的回忆”制造了障碍。
　　事实上我们已进行过不少“反思”，也发明了不少抽象概念。我们不太使用医学名词，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心理治疗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反思”在个人身上只作了短暂的停留。我们迅速地深入到个人“受害”经历的“背后”，探求其“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上下五千年，纵横几大洲，我们的“反思”遨游甚远，引出一个结论却多少有点儿奇：我们受害的原因要到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去找。文化这个概念要大能大(如西方文化，中国文化)，要小能小(如“茶文化”，“酒文化”)任何经历似乎都能不多不少地被装进去再加上封条。从这个结论反回来看，则所有的人无一不是“受害者”。然而，“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冯骥才有此一问。
　　这一问不可搪塞过去。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文化”的造物，那就无所谓“作恶”，“文化”当承担全部责任(曾经作恶的人都躲到“文化”里去了？！)。如果我们又承认“文化”终究是人的造物，那么我们是不是该让我们的祖先来为我们的行为承担责任？然而问题全然不在这种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论辩之中。冯骥才先生的这一问，是普通人的一问，打断了所谓“历史的反思”。我们曾眼睁睁地看见过有人作恶，有人受害，有人既作恶又受害，有人既受害又作恶，我们自己当然也不在其外。作恶和受害都是血淋淋的事实，我们有过明确的判断，这判断超过因果推论而独立，不可能被“历史的反思”取消。换言之，我们的“反思”不能“深刻”到模糊了或抹煞了善恶界限的程度！有时候我们或许会被“抽象概念”搅糊涂了，对自己是否真的能知善恶颇感踌躇。可实际上我们却从来不会踌躇于作出善恶判断，因为这种判断不是抽象的理智的知，而是意志的决断。举例说，义愤就是一种善恶判断，悔恨也是一种善恶判断……。只此种种，都是意志在具体的情境中作出的反应。如果不将自身利害纠缠进去，判断就会更为鲜明。因此，请倾听别人的评说，你会因此发现自己的善良。一个个故事不仅仅是历史，它们会给我们带来(如康德所言)那永恒星空所带来的同一种信息。
　　《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当事人的诉说，最触动我们心灵的正是这种信息。个人的遭遇，人民的经历，并不仅仅反映了某种社会历史问题，而也具有某种伦理道德意义。如果事情不是关涉到善恶的判断与抉择，沧海桑田也不过如造化之儿戏。——蝼蚁众生，尚敢奢言苦难二字？
　　是的，忍受苦难不只是经历变迁。忍受者必须作出决定，必须承担起什么，必须“挺过来”……这些，也许就是忍受苦难的道德意义之所在？当然，“垮掉了”也同样是在道德意义上的用语。
　　不止于此。恰恰是那些故事中鲜明地凸现了有人作恶这一点，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体会到苦难的道德含义。以历史的名义作恶，丝毫也不能改变作恶的性质。
　　虽然好些故事奇而又奇，但诉说者找作家却不是为了道其奇遇。——他们知道冯骥才也不是想写《聊斋志异》。使他们渴望诉说的，是深藏于心因而仍时时使他们感到不安的屈辱、义愤或悔恨等等，也就是他们曾经作出而至今仍在坚持的道德判断。由于是照实录下，冯骥才先生的这本书自然就超出了“伤痕文学”的框架。“伤痕文学”明显地是以“反思”社会历史问题为其主旨，个人(无论是作恶者还是受害者)的经历倒变成了社会历史问题的符号或象征。如果我们深入到个人的遭遇中去，我们就会发觉，个人经历所具有的一种意义，不是从社会历史中来，而是直接来自那在社会历史中永存的人类良知。倾听诉说，便能明白人类良知不可泯灭的真实含义。
　　鉴于此，我想顺便发一点题外的议论。反思一词从一个不得已而生造的哲学译名(reflection)变为流行一时的日常用语，也许自有它的道理，我不敢假装学究而妄议其是非。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反思一词流行开来以后，反省一词就似乎已被废弃？我们“反思”社会，我们“反思”历史，偶尔也“反思”自我，视野宏大，态度“客观”，但我们却久不闻及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反省，这是不是与反思一词的导引有关？反思一词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竟能迎合和满足了我们回避道德反省的倾向？当然，问题也许很复杂。我只是想说：如果反思一词不能囊括道德反省的含义，那就让我们努力去恢复反省一词的功能！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著，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版，〔平〕5.80元〔精〕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