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易传·乾》
占星术的名声似乎颇不佳，然古今中外天地之间未可一口咬定的事情太多太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占星术在今天是否可赋予新的意味，窃以为仍值得争议讨论。
一般地说，占星术是一种基于天人相关的信仰，根据天象预卜人间事务的方术。长期以来，褒贬相交，各有各的道理。随着科学的日益深入人心，占星术之类毕竟不登大雅之堂了，但是它在全世界各地仍然具有相当的魅力，占星术不仅仅流行于市井百姓，更有不少达官贵人热衷此道，向隅问卜每每。早些时候，传美国前总统里根夫人南希笃信占星术，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几成世界级新闻，其实，那只是上流社会一段公开的秘密罢了。
占星术(astrology)和天文学(astronomy)都始于对星象的观察及其解释，其辞义的区分是迟至公元六世纪后的事。原始人把物换星移乃至种种异常天象视为神启，当作某种朕兆加以崇拜，本属于原始巫术文化的一部分。有关星兆的记载，最早似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三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稍后在埃及、印度、中国、玛雅等地亦有痕迹。
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一方面替日月星辰涂抹上神话色彩，另一方面运用他们的睿智理性对星兆学说进行改造，发展起以占卜个人命运为主的占星术。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恩培多克勒的四大元素说和斯多噶学派的大小宇宙相对应观念，自然更少不了当时已具备的天文知识。这种占星方法与原先只关心军国大事的星兆已大不相同，它的渐趋定型伴随着希腊化文明在东方各国传播开来。到了公元二世纪的托勒密所著《至大论》和《四卷书》，已堪称集古典天文学和占星术之大成，在往后一千多年被奉为正宗范本。
早期的占星术大致有两类：其一是自然占星术，它主要考察日食月食、彗星流星等异常天象，兼及风云气象，揭示其所象征的吉凶祸福；其二是裁决占星术，它根据特定时刻的星象，对该时发生的事件，投生的人物进行前程裁决，后来它演变成西方广泛流行的生辰占星术，即通过观看某个人出生的天宫图，计算其中的各种相位关系，进而占卜他的一生遭遇或命运。
天宫图(Horoscopy)本义是对时间的观察，这个概念后来几至成为占星术的代名词。天宫图犹如一个有十二条轮辐的圆轮，中心是地球，外圈是黄道十二宫，轮辐间众行星各得其所，所有的星体均环绕地心旋转，以运星上升点(Asc.)为起点揣度命运的各个方面。天宫图包括如下因素：行星，特指太阳、月亮和几个真正的太阳系行星，其中太阳最为重要，它们分别由希腊罗马神话的神祇命名；黄道十二宫，以沿太阳轨迹标识的星座命名的宫(sign)，如白羊宫、金牛宫……宝瓶宫、双鱼宫，象征不同的性格气质；星相，行星所在各宫相互间构成的几何位相关系，制约对人事的影响力；周日宫，基于运星周天上升下落划分的命运之宫(house)，如1.性命、2.财产……11.朋友、12.仇敌。
对天宫图的解读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各因素主次曲直均有讲究，有时还要涉及许多背景条件，因此预言的技艺往往因流派而各有差异，至于有待验证的结论更是藏头露尾，多有巧舌如簧之弹性。
罗马帝国衰落以后，占星术曾因基督教排斥冷落一时，但犹太学者和阿拉伯人仍然把它当作一种奥秘的知识体系加以研究，并且与希伯莱的神秘教义(喀巴拉)结合了起来，使之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各国中普及风行。当时众多的出版物和年历上都刊有精制的天宫图，对届时出生的个人提供告诫和喻示。甚至把天上的星辰比附人的身体部位和生理功能，医学占星术颇为盛行。其他还有和炼金术相结合等等。由于宗教神秘主义的渗透，占星术更象是一种准宗教了。
十六世纪近代科学兴起，占星术所依据的地球中心体系首当其冲，先是天文学，继而其他知识领域纷纷对占星术提出质疑，大量骗局的揭露更使得它声名扫地。但在对命运感到神秘莫测，需要有所寄托的世人眼里，占星术并未因此完全失宠，相信它的仍大有人在。
当年的法国大预言家诺查拉达姆斯(Nostradamus，一五○三——一五六六就是一个占星大师，据说他成功地预言了许多生前身后的大小事件、人物，其中细节之吻合简直难以令人置信，他甚至预言二十世纪末人类还会面临一场大灾难。……
近几十年，西方的占星术又有所抬头，有关的书刊十分看好，还有人动用电子计算机试图找出星辰运行和人间沧桑的对应关系。现代的占星术流派主要分为物理占星术和心理占星术，前者套用现代科学的一些新概念，认为天体对于人生具有类似力场的因果耦合作用；后者则强调天际自然节律与个人身心节律的一致性，以便实现天宫图所暗示的“潜能”，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如荣格就把占星术作为一种精神治疗的方式。不过，尽管人们对占星术抱有不衰的社会兴趣，但一般也都承认，它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价值。
饶有意味的是，中国古代的占星术与西方的不同，中国人一向推崇“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类的观念，视天象为天命天象的表达者。古人将天空星辰比附世俗朝廷的命官，占星家察看日月五星于二十八宿、十二次的行迹，配合阴阳五行四象八卦，佐以日月薄蚀、慧孛飞流，通过确定的分野占卜对应州国的国家大事凶吉，君王德行臧否。中国占星术几乎完全从属于皇室官方，是政府所设天文机构提供咨询的例行公事，具有明显的御用性质。甚至为了防止“泄露天机”，官方严禁民间私习天文星占，有关天象的解释权更不是假他人。
天国和人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永恒主题，占星术也好，宗教也好，科学也好，都在这个大题目下做文章。若干时期以来，似乎只有属于科学的、理性的东西才被承认是一本正经的回答，而占星、炼金之类归于蛊惑人心的迷信可也，因为它的非理性，顶多再戴一顶“伪科学”的帽子。
然而仔细想来，“真”的科学凭什么不伪？实证、解释和预言的功能占星术似乎并不缺乏，何况信仰科学基于理性本身不也是非理性的吗？问题便不那么简单了。其实，所谓科学之真伪，理性之是非，统统都是一种人为的界说，这种分化本来又是一种理性化的产物。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发现，人所追求的乃是一种整体境界，而并非草率的分割。那就是要以开放的姿态、谋求互补的方式，重新审视这个我们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宇宙世界。这便是该书得以展开的基本思路，尽管作者把它叫做占星术的哲学。
应该说，宇宙之天和人归根到底是相关的。现代宇宙学的人择原理告诉我们，人所认知的是一个允许其认识主体存在的宇宙，是一个由观察者参与的宇宙，人是这个宇宙的人，这个宇宙是人的宇宙，对此恰恰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可言。在另一个极端的量子世界，比测不准原理更为深刻的瞬时关连效应(EPR实验)论证也在提醒人们，未必可以断然否定某种超距作用的存在，虽然我们目前对之仍不甚了了。
我们曾经孜孜不倦地寻求这个宇宙的客观本性，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我们和宇宙的分裂。很遗憾，我们并没有如愿以偿，相反，科学的发展不断提供负的证明：我们所谓的“客观性”原来是人类观察手段和认识能力干预对象的综合反映，是我们根据理性有所选择的现实结果。这种客观性当然就不可能是纯粹的 了，而依赖于库恩的“范式”，加达默尔的“释义循环”、“合法偏见”，荣格的“集体无意识”。问题在于，分裂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的分裂又导致了宇宙的分裂。因此，与其追究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不如反省一下我们观看的方式，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见什么取决于如何去看，我们征求的答案其实早就包含在问题之中了。
所以，科学家理解的世界、神秘学家体验的世界、心理学家意识的世界，都指称着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只是他们用以象征的图式。所有的世界图景，从宇宙学模型到天宫图、曼奈罗(mandala)都只具有象征的意义，最根本的就是象征人和宇宙的新型关系；而形形色色的图式又都是人描绘出来的，最终的“实在”毕竟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境界，即作者所说的“精神”最高层次老维特根斯坦说过，我们语言的界限也意味着我们世界的界限，但确实有不可言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那就是神秘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对于那些神秘的东西，人们并没有一直沉默下去，而是鼓起勇气问，如果二维的生物看不到三维的世界，只能抱憾终身，我们又有没有从更高的维度洞察种种内在关连的超越气度呢？
或许，人们正是在这种不断探索、不断超越的旅行中获得了全部真理的意义，而不在乎什么终极的目的。莱辛说得好，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可贵。理性焉？非理性焉？
人类对于宇宙本性的认同，科学理性不是唯一的途径。而且，科学的观念本身也是不断变化、不断刷新的。曾几何时天经地义的信条，如今看起来竟显得荒唐可笑，相反，有些长期被视为非科学如气功、风水之类，在新的“范式”组织下，又赋予了科学的内容。多半个世纪的交锋争论，科学哲学家开始达到这样一种共识：科学事业并不是一座固步自封的金字塔，而更应该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结构，伴随着历史节奏，与社会心理有着广泛联系的共同体。其中，非理性的，甚至心灵的东西都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诚然，占星术是易谬的，可是科学又何尝不易谬呢？今天的占星家可以把过去的失误归之于当时尚未发现的远地类行星，科学的步伐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吗？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无可自命不凡。事实上，天文学得益于占星术，化学得益于炼金术，医学得益于巫术，甚至神话、冥想都能对我们有所启发，谁能担保今日之“伪科学”将来就永不翻案？难怪费耶阿本德竟敢反对“科学的沙文主义”，大声疾呼“怎么都行”了，难怪在一九七五年有一百八十六名主要的美国科学家联名声讨占星术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执意为占星术辩护了。
应该看到，科学语言对于整个世界的描述越来越暴露出力不从心的局促，在某种程度上，理性的制约业已成为我们洞见宇宙奥秘的羁绊。谁也无法否认，哥白尼以降的科学理性创立下空前的丰功伟绩，然而与此同时，它是不是也有意无意地压抑了那些非科学、非理性的同样属人的智慧呢？随着对科学的崇拜日益高涨，这种倾向是不是也愈演愈烈了呢？如同科学当年曾被宗教愚昧诬为异端邪说，过分迷恋既定的概念体系会不会使它沦为某种僵化的意识形态，盲目地排斥异己呢？
另一方面，过度推崇科学理性又加剧了对科学成果的滥用，技术万能的诱惑只知追逐眼前的功利，漠视对社会、对人类未来的责任，从而在全球范围内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文明的畸型发展不仅仅破坏了人与宇宙的微妙平衡，甚而冲击人类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孕育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危机。诸此种种的科学异化现象正在引起世人的警觉，尤其是在科学获得高度发展的西方，已经可以倾听到日渐频繁的对唯科学主义的尖锐批评，对人的终极关切的强烈呼唤。
怀疑、困惑和忧虑，促使西边不少人对“东方神秘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不无猎奇于连我们都感到玄乎的周易、老庄、禅宗，大谈“道”、“无”之类，津津乐道讲究悟性的思维方式和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与我们这里科学的理性主义正走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管怎么说，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种交流正在构成一种深层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契机。
按荣格的说法，每个男女通过接触都在获得异性的特征，这种原型的意象(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维系了两性间的协调和理解，它们往往情不自禁地投射向对方，为了使人格得到和谐的平衡，必须允许它们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充分展现出来——每一个民族、每一种心态是否也具有这类潜在的原型力量呢？换言之，理性和非理性、有意识和无意识、理解和顿悟等等的相互投射相互融合是不能够用简单的加法便可了事的，而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三，经由它们达到一种默契，一种涅槃，一种崭新的整体观。
天国和人间的统一总是那么令人神往。这不禁使我们回想起那个终生寄居哥尼斯堡的伟大哲人的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对之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越会充满我们的心灵，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自律。”当我们仰望星空，我们面对着一个由上帝立法的天国；而当我们回首内心，我们又进入到一个由我们自己立法的人间。康德就是在这里发掘出理性的二律背反……。但愿我们能够超过康德。
我们所有探索的终点
将到达我们出发的地方，
并且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个地方。
T.S.艾略特，“小吉丁”
(《天国和人间：占星术哲学》，〔英〕G·桑托著，肖巍等译，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