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对话·经济人

　　伍晓鹰：知识界近年来热衷于比较我们与西方不同的民族性格和价值取向，企求为现代化发掘我们自身的精神资源。海外某些学者也从日本等国的例证来探讨所谓儒家传统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关系，这当然很有意义。但东西方在“文化生态环境”方面的差别，我以为还是在促进抑或压抑“经济人”性格的成长这一点上。我们前几次对话都使用过这个概念，但还未达到必要的理论明晰度，今天我们结合法国当代学者亨利·勒帕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理解，将会饶有兴味。
　　张维平：这本书去年二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它的出版，可能与这一背景有关：当西方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向数量化的纯理论王国急速发展之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一九八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詹姆斯·布坎南。这似乎标志着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机。勒帕日在这本书里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是将“经济人”范式运用于政治决策领域而大获成功的。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声明中说：“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布坎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仅仅研究纯经济问题，而且迅即运用自己的分析工具向政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领域做深层掘进。
　　伍晓鹰：但是布坎南对经济学的这一贡献，在我国还鲜为人知。在学术信息高度流动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译本向我们传递了这一信息。当然，这本书介绍的不仅仅是布坎南，它向我们展示了美国五十年代以来整整一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以往属于非经济分析的一些学科领域中的努力。其主旨是，“经济人”通过相互交易活动而体现在“成本一收益”观上的理性升华，不但是全部市场理论的基石，而且也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有效的分析工具。
　　张维平：也就是说，一方面，重新建造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　又试图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去解释全部人类历史，特别是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原动力。
　　伍晓鹰：是的，作者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介绍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诸如解释所有权演变、政治制度发展、政治决策乃至属于个人生活决策方面的成功用，这预示着在学术和思想领域，人类正面临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对我国的学术思想界是一个挑战。当然，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引进，让这些新理论连同它们所引起的冲突和碰撞逐渐积淀下来，这或许会成为未来产生大师的肥厚土壤。这本书除阐述了“公共选择”理论外，还有被称为现代所有权运动的全部理论，而对所有权方面的研究，我们学术界并没有比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走多远，此外，它介绍的“新消费者学说”也是不同于我们“消费经济学”的全新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引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张维平：我以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取得的成就，说明将科学方法，即分析、论说，对各种理论假设的经验验证等，应用于至今一直被认为是难以用计量解决的问题和领域的可能性。同时，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微观经济学”已不再仅仅是对市场经济中价格形成问题的有限的研究，而是一个远为广泛的有关人的选择和人的行为的一种普遍理论。
　　伍晓鹰：这就是勒帕日所谓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学术领域中最富于革命性的进展。这种进展又赋于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以全新的意义。我们先来看看他关于所有权理论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按作者的归纳，被称为“现代所有权运动”的四大支柱是“交易成本”、“权利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和“新历史学说”。这里，最基础的是“交易成本”概念，这是由罗纳德·科斯最早提出的，他用它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私有财产权的起源。科斯认为，从理论上说，最佳的社会效率产生于以经济当事人之间的自愿交换和契约交换来分配资源的方式，而这种交换是要通过谈判，收集信息并付出时间和精力的，这就是“交易成本”，人们进入的经济过程越复杂，谈判、合同就越多，交易成本也就越高，于是“企业”出现了，它可以把有关的当事人通过一个雇佣合同组织在一起去与市场发生关系，因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增进了社会福利。
　　张维平：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实际上从贝克尔的“时间价值”和斯蒂格勒的“信息费用”中也可以直接导出“交易成本”来。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一代人对国有制、国家控制以及计划经济的迷信，因为它重新引出了财产权问题。根据该理论，交易者还必须对所要交换的物品有明确的、专一的和可以自由转让的财产所有权，否则，为分配财富进行谈判的费用将非常高。有人曾举过这样的例子：一个有百户人家的共同体，土地公有，每户都可在公地上放牧，如果一户人家一年中多放牧了一倍的牛，就损害了其余九十九户的利益，而要开会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同每户只损失1/99相比，代价又太高了(如开两小时的会，共损失200小时)，可又不能不解决，因为多放牧的人家获利太大了(增加营业额一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权利以私有的形式分给每户，允许那户与土地有特殊利害关系的人家(因为他想增加营业额一倍)同其它九十九户协商，以便从每户那里买到每年放牧三天半的权利，事实上，为了避免交易费用过高，他只会与几户谈判，进行土地合并或集中的交易。于是效率提高了，企业也发展起来了。
　　伍晓鹰：这是个很简明的例子，它使我想起以前从课堂上学的公式：合并→集中→垄断→腐朽。现在西方学者也开始重新评价集中现象了，包括对“反托拉斯法”的异议。看来，集中有集中的经济合理性，“托拉斯”亦如此，它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实际上只要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不受侵犯，根本不会出现全社会的垄断和唯一的“托拉斯”，也就不会降低效率。
　　张维平：不过我想“托拉斯”式大企业现象肯定也同某种技术阶段相关，如果技术的发展，譬如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交易成本”下降，小企业生存的可能性就大，而并不一味地依赖合并。
　　伍晓鹰：对的，“交易成本”的核心仍是个利益问题。企业之所以产生并成为某种程度的市场替代物，关键是它降低了“交易成本”，因而交易者的利益增大了。所以，企业越是能有效地运转，这种替代便越会更好地实现，这促使人们开始研究企业的组织结构，比较不同的组织类型，产生了“组织经济学”。值得指出的是它并不是从某种信念出发对私人的、集体的或是国家的企业作判断，而是以比较不同类型企业的“组织成本”为基础。它认为重要的不是企业具有哪种所有权形式，而是该形式的结构是否能让那些与资本无关的企业成员或多或少地非法占有一部分剩余收益。但是它最终的证明仍回到了财产权上：私人企业是效率得到最大保证的一种组织形式。因为在私人企业中，资本持有人对避免出现任何非法侵吞利润的现象最关心。这样，“组织理论”就从职权、所有权与责任之间的关系角度提出了企业改革问题。
　　张维平：应该说企业的“责、权、利”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棘手的问题，迄今为止哪个国家也没有处理好。计划经济下公有企业的弊病，恐怕没有人能比我们这些饱受其害的人感受最深了，可是至今却没有产生出有说服力的改革理论，原因之一肯定是意识形态上的。然而，没有把对企业改革纳入关于“组织成本”“交易成本”等实证的研究也是论证乏力的另一重要原因。
　　伍晓鹰：可以说，现在城市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卡住了，据说要回过头来全力解决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问题，在我看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代价，也可叫作“改革成本”，并没有白白付出，它使我们距真理只差一步了——彻底改变生产资料只能掌握在国家手里的财产关系。
　　张维平：是的，看来我们得把信仰变成科学，或从科学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信仰，这应该是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的而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前提。
　　伍晓鹰：所有权理论的科学贡献并不仅限于关于企业行为，企业组织的研究，同时它也提出了一套让人耳目一新的历史理论。首先就是对财产关系历史演变的科学探索和经验验证。勒帕日认为，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就是《西方世界的起源》一书的作者　道格拉斯·诺斯。他试图改变人们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去寻找发生产业革命的原因的偏见，认为应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去寻找原因。
　　张维平：而我以为其要旨在于把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从生产技术上移到了人上。在诺斯看来，财产关系的演变，以及私有财产关系的出现，不过是人们(经济人)合理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是与不同资源的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和价格水平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选择的核心是个利益问题。诺斯指出，无论是农奴赎买个人捐税——随之出现了劳动力个人所有权，还是贵族赎买个人义务——由此产生的对资金的需要促使贵族同意出租地产的经营权；无论是在土地短缺时农民要求明确其对土地的权利和义务，还是在劳力短缺时贵族为了保住劳力而无限延长租约——这导致个人所有制产生，都是围绕“利益”两字进行的。
　　伍晓鹰：你看，“合理”之处恰恰在于此！是“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推动着财产关系选择向着最可调动生产经营者积极性的方向发展，结果是随着私有财产关系日益确定，越来越调动起个人的积极性，这就保证了把资本和精力用到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中去，包括用到技术革新中去，从而才有近代工业革命，才有经济增长。
　　张维平：所以，我们又可回到市场经济的老问题上去。如果没有一个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机制，人们肯定会放弃降低成本的努力，放弃技术革新的努力，转而去乞求权力的保护，乞求官吏的恩赐，去逢迎、去拍马，去拉关系……，随之而来只有资源的浪费。所以勒帕日不无讽刺地说，象苏联这样的国家，靠自己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增长，它只有依赖国际市场，因为后者同私人市场经济相连，为了增长，如果世界上没有市场经济的美国，苏联也会造一个出来。
　　伍晓鹰：用勒帕日的话来讲，这是因为苏联的所有权体系使“革新成本”太高了。我觉得用个人积极性来解释历史进步，经济增长，使经济学又回到了“人”上，不过这时已不仅仅是“经济人”了，而是从“经济人”出发，最终完成自我的一个丰富的个人。
　　张维平：我们也一直没有能很好解决个人积极性问题。靠宣传教育，靠政治觉悟，最后靠物质刺激，都没有解决问题，都是外在的，都不是自觉的，否则就不会一年到头把企业搞得象个开不完的“运动会”，每月都有“项目”：开门红、大干、献礼、会战、苦战；五好月、质量月、安全月、全勤月……；最后是总评、表彰、报喜……。而且是企业会、公司会、省级会、全国会；发倡议、表决心、献忠心……，总之，一年到头，不亦乐乎。别说经费开支，就是专司此职的人员就一大堆，但仍解决不了低效率、低质量、高浪费的问题。
　　伍晓鹰：从理论上讲，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人民成了企业的主人，每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关心，对生产的积极性，至少不会低于原来的资本家，可事实并不如此。关键还是个财产关系问题。公有制名义上财产是“公共”的，可是工人感觉它总是属于一个外在于自己的主体，这个主体远离自己，既抽象又模糊。任何人都不再以个人身份占有企业成果，生产当事人同生产资料之间的利益关系淡化了。更为荒唐的是，长期以来我们不承认劳动力属于个人所有，个人同自己的劳动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淡化了。勒帕日曾引用诺斯的理论认为，欧洲在十一世纪时出现的农奴以现金缴纳定额年度税的方式赎买“捐税”义务，获得了全部占有个人劳动力的权利，这种对自己劳动力的第一个“所有”是现代权利的真正鼻祖，它极大地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
　　张维平：如果承认了劳动力的个人所有，那么个人就应当有选择职业和选择工作地点的充分自由。这同我们以控制为目的的限制流动的政策、户口政策乃至计划经济都有很大的矛盾。现在学术界倾向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人很多，但是对流动问题仍比较保守，充其量只提出“合理流动”，但却反对完全由市场调节。问题是由谁来决定是否“合理”？去哪里去找这个比普通人都高明的人？我认为，离开了市场就无“合理”可言。
　　伍晓鹰：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据我所知，如果全面开放劳动力市场，很多人首先的反应就是“农民都进了城市怎么办？”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农民不但应当进城，而且应当进大城市，农民不但可以在城里经商、打零工，而且可以参加城市劳动竞争，进工厂并住下来。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现代化共生的现象，企图把大多数人口留在乡村而实现现代化恐怕是天方夜谭。再有，反对农村人口城市化代表了城市人的利益，我们的官员、专家和学者当然也是城市人。其实，中国人的观念中，“城”和“市”是不同的。“城”是封闭的，有高高的墙，居住着君王、官吏，因此必须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市”却是开放的，供南来北往的商贾行交易之便。封建时代是“以城定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却要求“以市定城”，使城市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去自由发展。
　　张维平：你的主张，现在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看来都有些不合时宜。西方国家政府战后一直在试图干预城市的自由发展，当然他们一般不限制人口流动，但却认为必须靠政府插手来解决诸如城市交通阻塞、住宅拥挤、环境污染和高失业率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后果之一。而本书认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正在从根基上动摇“国家干预”的神话。
　　伍晓鹰：这就是我们开始提到的詹姆斯·布坎南的贡献，它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新潮流，用微观经济学分析市场运行的基本工具拆除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籓篱。
　　张维平：我认为，要理解这个贡献有必要追溯一下历史。一般认为，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的奠基人阿瑟·庇古首先分析了“市场缺陷”(Market Failure)，认为私人市场会导致某些外部不经济现象，如污染。这需要由政府进行干预。这种思想经过凯恩斯、萨缪尔森和阿罗等人的努力，最终使国家干预在实践中合法化了。其基本出发点多少受到这样一种判断的影响，即市场总是自私的，而国家是公利的。可是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发现在国家大量花费国民收入的同时，官僚主义、低效率和不公正在四处滋生，于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义愤，指出了“政府缺陷”(Government Failure)，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去”，于是发生了争论。“公共选择”学派就是由此产生的，它从一出现就富于挑战性。首先，布坎南等人认为争论的双方存在一个逻辑矛盾：人们分析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应用的方法完全不同，前者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工具，后者以国家是社会利益的代表为出发点。所以，不能用“市场缺陷”来证明必须“国家干预”，亦不能用“政府缺陷”来证明必须回到市场。而“公共选择”学派将应用于市场的微观经济分析引入公共决策过程，就为考察市场运行和政府行为找到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伍晓鹰：你说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将“经济人”范式应用到对“国家现象”的分析上，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国家并不是象一般习惯认为的那样总是代表社会和集体利益的。国家本身不过是交易者们追求降低“交易成本”的结果。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这里做出决策的人和其它人并无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在和正确无误的天赋。
　　张维平：这里我插一句，我们中国人神化国家的倾向在世界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谈起国家，总认为应该是大公无私的，谈起政治家，总认为应该是超凡入圣的。如果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就会有彻底的失望。这一偏见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过于感性化，这种心理强化了国家的作用。
　　伍晓鹰：正如本书说的，施了政府“涂油礼”的东西并不总是神圣的。决策者们并不会因具有“部长”等头衔就会放弃“经济人”的本性。所以必然会出现下面的现象：政府部门领导人只是根据自己对共同利益的理解来制定政策，它未必最大限度地符合共同利益，再者，他们总是追求扩大公共预算来强化自己的形象和地位。当然，按照“公共选择”理论，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如果说“经济人”追逐利润的行为是合理的话。
　　张维平：可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同是合理的行为却有不同的结果：市场逐利的结果刺激了经济增长，增加了国民财富，而官场——布坎南所谓的“政治市场”——逐利的结果却损害了社会利益？“公共选择”理论由此引出政治体制问题，认为西方民主政体是一种过时的政治技术的俘虏，这种政治技术的逻辑使得现代国家的增长和发展只有利于特权公民阶层，即官僚阶层。布坎南等人着意剖析了官僚行为。首先，官吏的“生产活动”(生产公共服务)缺乏企业家面临的那种竞争，没有必须把生产成本压至最低的压力；因此，越是有“成效”的公共企业越追求超额服务，这是官吏的利益所决定的；最后，也由于同样原因，监督是不起作用的，“监督者”往往受到“被监督者”即官吏的操纵。因此，社会公共利益极易遭到损害。
　　伍晓鹰：我觉得，“官僚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现象还是有共性的。“公共选择”理论给我们的启发是必须从个人功利的角度来认识这种现象，并限制它的蔓延。我们一直寄希望于“觉悟”来限制干部损害公共利益，实际表明效果并不好。现在不单纯讲集体利益了，而讲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兼顾”，实际上也是空中楼阁。看来关键是要创造一种机制，将干部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引向增进社会福利。这方面的探讨很少，也不成熟，我也没有什么研究，不过对目前大量干部“以权谋私”现象我有一个看法，从一定的意义来讲，这种现象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是体制。譬如说干部工资制度，我们的干部，特别是中层以下干部的工资并不高，但是手中的权力却很大，这使干部利用可能利用的一切机会将其转化为利益。有人说，我们的干部一台彩电就可以打倒(受贿)，不无道理。
　　张维平：西方国家至少在这一点上有值得效仿之处。它们的官吏工资都很高，但同时法律规定了严厉处罚受贿者的条款，这就使官员在可能发生的行贿面前，反复权衡利害得失：是受贿，还是保住有体面收入的公职。这可以大大减少以权谋私的现象。这就是我国古代曾提出的“以禄养廉”。
　　伍晓鹰：关于所谓西方过时的“政治技术”问题，我觉得书中关于“代议制”的分析也值得重视，这种分析证明“一人一票”的民主法则并不比市场更平等。主要原因仍可以从“成本分析”中找到：其一，一项政治措施的受益人数一般要少于为该措施承担成本的人数。所以可能的受益者押的赌注很大，会全力影响表决(院外活动)，而对承担花费的数百万纳税人来说，每个人分担的花费会很小，他往往不会过于关心表决；其二，许多人组织起来集体捍卫自己利益时，其花费要远远高于只有少数人做同样事时的花费。这使少数人能够享受较多的政治权利。“公共选择”派最终无非是要说明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政治制度以保证政府的公共决策更符合公众的利益，所以他们主张重建市场经济。
　　张维平：此外，“公共选择”学派对“代议制民主”的分析也没有离开“经济人”范式。他们用“成本—分析”方法证明“一人一票”的民主法则并不比市场更平等：其一，一项政策的受益人数一般要少于为该政策承担成本的人数。显然该政策对受益人的利害比对纳税人的利害要大，所以受益人会全力影响表决实施(院外活动)；其二，许多人组织起来集体谋求自己的利益时，其花费要远高于只有少数人做同样事时的花费，所以纳税人很难限制官吏的行为。
　　伍晓鹰：不过，依我看来，代议制民主毕竟是民主发展的一个阶段上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很重要的形式，“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它是同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的发展相连的，就我们的情况来看，政治决策体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但可比性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公民没有纳税意识——实际上税早在工资之前就被抽掉了，当然，要求在公共决策中体现纳税人利益的意识也没有，这同样容易使政府行为脱离公众利益。譬如说，某市首长异想天开，大兴土木，不惜重金，造了一座“食品城”，将上百家餐馆集中在很小的空间里，由于顾客太少，餐馆过多，很难维持下去。这笔钱是为公众利益花的，还是为了炫耀个人政绩花的，不是很明显吗？然而我们却没有人来监督、审核这样的投资，人民代表在这种问题上一般是没有发言权的，无怪不久前有人呼吁要增加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的功能。
　　张维平：我同意你说的，我们面临的民主，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与西方不同，然而，“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决策的分析还是颇有启发的。就刚才的例子来说，如果公众对公共投资有明显的利害关系，就会干预市政府的决策，这正是利用“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机制。
　　伍晓鹰：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最值得我们参考的，是“公共选择”学派把问题最终又引到了财产关系上。前面讨论过，政府干预是为了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干预必然造成国家权力扩张。实际上，外部不经济的原因是财产关系不明确。由于这个原因，当事者就会对属于全民所有的环境、生态及资源等无所顾虑，只有明确生产当事者同其活动环境的财产关系，以及由此相连的权利和义务，才会使外部影响内部化，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排污、掠夺式开采等的全部影响，显然，外部影响内部化后，生产者就会将其纳入“成本—收益”分析。
　　张维平：不过，你可能注意到，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并不易搞纯粹的个人所有制，因为那将加大“交易成本”。但是对企业的分析是个启发，可以搞股份公司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因为重要的似乎不在什么样的所有制，而在于财产关系是否透明度很强，即义务和权利是否十分明确，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首先明确国家、企业不同的财产关系是个很好的思路。
　　伍晓鹰：总之，本书是近年来一本少有的内容丰富，思想开放，富于挑战性的经济自由主义著作，它给人的启发，不是一篇书评所能包容的，今天我们还没有涉及“人力资本论”和“新消费者”学说等，我们希望能有时间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会看到，实际上这些理论的提出，已把“经济人”的自由选择推到了个人生活领域，其要旨仍在于说明：在人的行为和人口决策的所有方面，不合理的成份比通常人们认为的要少的多，从而，维护个人的充分的选择自由对于增进社会福利是多么重要。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法〕亨利·勒帕日著，李燕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二月第一版，1.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