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无边的典型”

　　李衍柱先生是通过对“典型”范畴的研究走上文艺学研究之路的，因此，在《路与灯》中，我特别注意他对典型问题的最新看法。以前，在阅读他的那本《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时，我一直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中的产物，但《路与灯》中所搜集的关于典型问题的文章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除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这一维度之外，典型问题其实还隐含着一个中国现代文论传统的维度。因为表面上看，他清理的是西方典型学说的流变史(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但实际上，典型问题又何尝不是对风行于中国大半个世纪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的回应呢？然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现实主义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挤压下渐渐变得风光不再，典型问题也几成过时的话语而不愿被人提起。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有必要抓住典型不放吗？典型问题还是不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中需要慎重对待的一个问题？
　　作者的回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咬定青山不放松。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讲究典型化和塑造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的套路，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已然放弃了典型化的追求呢？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随着作者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梳理，我们可能会吃惊地发现，那些非现实主义的文学家和理论家(如雨果、克罗齐、韦勒克、艾略特、詹姆斯、海明威、福克纳、乔伊斯、卡夫卡、托马斯·曼、庞德、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关注过典型问题，同时也试图在其创作中塑造出属于另一文学谱系中的典型人物。当然，作者也同时指出，虽然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理论家程度不同地使用了典型理论，但其视角与内涵又与现实主义语境中的典型理论大不相同。因为前者更看重情感本位和主观心灵本位，而后者则更重视理性本位与生活本位。于是，表面上看，现代主义理论家似乎是抛弃了现实主义的典型，但实际上他们开始的是向更高一轮的典型的进军。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课题，也是我们当今的创作实践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注意到法国“新小说派”理论家纳塔丽·萨罗特在阐述“新小说”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区别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那全盛时代，小说人物真是享有一切荣华富贵，得到各种各样的供奉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什么都不缺少，从短裤上的银扣一直到鼻尖上的脉络暴露的肉瘤。现在，他逐步失去了一切：他的祖宗、他精心建造的房子(从地窖一直到顶楼，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最细小的小玩意)、他的资财与地位、衣着、身躯、容貌。特别严重的是他失去了最宝贵的所有物：只属于他一个人所特有的个性。有时甚至连他的姓名也荡然无存了。”(《法国作家论文学》，382页)如此这般的冗繁削尽留清瘦，“新小说”究竟想干什么呢？萨罗特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秘密：“现在看来，重要的不是继续不断地增加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而是表现矛盾的感情的同时存在，并且尽可能刻画出心理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上，389页)
　　如果萨罗特的这种思考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就会发现在二十世纪的许多现代派小说中，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典型性确实已经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心灵世界的矛盾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心灵世界的复杂含混又与外部世界的无从把握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这个时候，卡夫卡笔下的K可能没有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面目清晰、性格明确，但K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特殊的寓意恰恰表明，他虽然无法被传统的现实主义所接纳，但他毫无疑问又成了另一类典型队伍中的一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李衍柱先生所做的工作有点像法国的加洛蒂。加洛蒂以“无边的现实主义”开放了现实主义的边境线，让包括卡夫卡在内的现代主义作家进行了一次文学移民；李衍柱同样没有固守典型的现实主义疆界，他把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作家笔下的人物吸纳到了典型的队伍中，从而完成了一次典型的扩充，这种典型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无边的典型”呢？
　　(《路与灯——文艺学建设问题研究》，李衍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