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美国文学界的一场大笔战

　　美国文学界近来正在酝酿一场大笔战，内容是有关小说艺术的本身。引起这场笔战的是新兴小说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他最近由克脑夫书局(Alfred　Knopf)出版了一本叫《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的书，原意是指导习作者如何创作，却顺笔对几乎全部美国当代作家作了体无完肤的攻击。这就引起了其他小说家一致反攻，搞得很热闹，看来以后还有好戏。
　　加德纳本来已说过一笔抹杀美国当代的小说艺术的话：“所有的当代小说，几乎都是内容空洞，为了赚钱，道德败坏的。”那是在他于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另一本《论道德小说》(或译寓意小说？)中说的。他明知这句话会引起文学界的反感，却还说：“让我宣布一场全面大战——不是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大战，而是历来真假艺术家之间的大战。”其他作家还没有应战，他如今又在新著中指名道姓，逐一批评一些名作家，这不仅刺痛了这些作家，也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加德纳认为在世的美国作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得上是个重要作家。他攻击约翰·巴斯、唐纳德·巴塞尔姆、威廉·格斯、斯坦莱·埃尔金和已故的弗拉杰米尔·纳布科夫，只对“新奇玩艺儿”有兴趣，着重用字的推敲，但忽视他们书中角色的道德与感情问题。他指责诺曼·梅勒、约翰·厄普代克、约瑟夫·海勒对他们的角色甚至毫不关心(加德纳认为这是小说家的一个最致命的过错)。他批评索尔·贝娄是“自我纵容的卖弄哲理”，托马斯·品钦的作品充满“装模作样的绝望”。他又说：
　　“厄普代克的作品修改得不够。他并不是非要每年出版一本书不可。他虽然连续出书，但并没有把他要说的话说完。他的角色都是一个模型，无从区别。”
　　“马拉默德是个大创作家。他写作极为认真，但他的小说继续不断的被吹垮。”
　　“梅勒迷失了路。他有热情，也有理想。但他只注重穆罕默德·阿里(美黑人拳王)、玛丽玲·门罗(美性感女演员)或自己的母亲这类人物，找不到其他角色。”
　　“约瑟夫·海勒只写方程式(公式化？)喜剧。他很聪明，故有时也相当认真。但他对善与恶，没有认真的话要说。”
　　他甚至攻击《纽约客》这家美国刊登短篇小说声誉最高的杂志说：“《纽约客》使我生气。这家杂志现已变得廉价和时髦，好象纽约派的油画。《纽约客》只喜爱巴塞尔姆这类冷淡的讽刺的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与它的奢侈品广告倒很匹配。但《纽约客》如要刊登真正的小说，便不能将它与昂贵的水晶器皿和皮毛大衣放在一起。不然水晶会震破，皮毛会飞走。但这杂志的非虚构作品倒不错。”
　　总而言之，加德纳认为美国目前没有第一流作品，也没有“道德小说”。
　　这样的批评发表以后，由于牵涉面广，反响很大。被批评者的反应，以约翰·巴斯最为直率。他说加德纳的攻击是“愚蠢的”，说他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说他是为“右翼文学”作宣传，抛弃现代主义，“跳回到十九世纪文学祖先的怀抱”。
　　厄普代克说：“我在书店里看到一本《论道德小说》，在书末索引中找到自己的名字。但我没有读完这本书。我不想读令人沮丧的东西。”厄普代克认为小说的道德性，其实就是准确性和真实性，凡是有真实性的小说，无论内容如何，都是有道德性的。
　　贝娄只简单地回答：“如果我不是加德纳心目中的理想作家，我觉得很抱歉。我无法迎合各种各样的口味。”
　　马拉默德指出，加德纳有时也会对同时代的作家稍加赞扬，“但他给你的一块巧格力蛋糕，常常满含蛆虫。我觉得加德纳缺少气度，有时更缺少见识。”
　　海勒则更不客气：“加德纳是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按加德纳今年四十六岁)。他说的很多，但说话没有分寸。他写枯燥无味的小说，也写枯燥无味而吹毛求疵的文学批评。”
　　梅勒不屑评论，只说：“我们将在天堂相会。”
　　加德纳对这些作家的话的反应是怎样呢？他说：“他们这些批评都很幼稚。我毫不怀疑，我的意见将占上风。我所相信的唯一天理是适者生存。”
　　那么约翰·加德纳究竟是何许人呢？据我所知，国内对他的作品尚无翻译和介绍。加德纳不但写文学批评，也写长短篇小说、儿童故事、电影剧本、诗、歌剧。他是个多产作家，已出版过二十余种作品，包括六本小说。他从事写作已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但开首十五年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作品，只是到近几年才突然引起注意，尤其是一九七六年他的小说《十月之光》获得全国书评界的最佳小说奖以后。要对他这个人和文学思想有个最概括的了解，莫过于他的处女作《复活》。这本小说与托尔斯泰的巨作《复活》同名，他对托尔斯泰也钦佩得五体投地，说托翁是他唯一完全折服的小说家，他甚至自以为是托翁再生，自称是同托翁一样是个“哲理小说家”，受基督教很大影响。他认为当代的创作艺术，缺乏道德上的认真态度，“我与托尔斯泰一样也认为，创作艺术的最高目的乃是使人善良”。
　　加德纳生于一九三三年，父亲务农，喜欢读诗。母亲是个中学教员。他幼时受到母亲朗诵莎士比亚，父亲吟诗的熏陶，开始对文学有了兴趣。八岁作诗，十二岁写小说，十九岁时开始写他第一部真正的小说，叫《镍山》，但没有书店要它，到二十年后(一九七三年)始得出版。他在依阿华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各大学教书为生(现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普顿分校教创作)，由于写作未获成功，曾数度企图自杀。二年前患结肠癌动了手术，愈后更感觉到在世之日不长，写作得更加勤奋了。他的写作速度极快，在四天之内可以完成一个电影剧本。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平时脑袋里总有十五、六种书在酝酿。
　　《论道德小说》虽是一九七五年出版，他却早在一九六五年就写成了。由于此书批评了一些名作家，没有一家书店敢于出版，他后来收回修改重写，把口气改得稍为缓和一些，始能出版。
　　《小说的艺术》问世以后，更是引起文学界的侧目。书名是向亨利·詹姆斯借来的。加德纳常常“借用”他人意见。他的《乔叟的生活与时代》曾被人指责剽窃他人著作，但他却说此书是从他人著作中“诱导出来”的。
　　在《小说的艺术》中他解释“道德小说”说：“小说必须在读者心目中创造一个活生生的连续不断的梦境。”他又说：“在一本伟大的小说中，这个梦境必须与我们的思想打成一片。我们不但要对小说中的问题，象对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一样有反应，而且必须引起我们的共鸣、思索与判断。”
　　他对讲究形式的现代主义不以为然，这有他的道理。他认为二十世纪的创作艺术家，无论是小说家还是画家，都过于注意形式，只着重文学上的技巧及文字在视觉上的美和听觉上的音乐节奏，但忽略了人生的问题。因此，一件艺术作品虽在技巧上有很高造就，但失去了感情的作用。在他的心目中，不少当代作品与人生实际经验脱了节，这是他攻击当代小说，说它没有“道德寓意”的理由。
　　说到这里，我们当然对他本人的小说发生好奇心。他有没有达到自己所定的标准呢？
　　他的初期小说《葛仑代尔》(Grendel，一九七一年)，取材于英国第八世纪的古史诗《倍奥沃夫》(Beowulf)，不过观点是水怪葛仑代尔。读者采取了水怪的立场，对它有了同情，即使水怪吞吃了人，也不见怪。当时的书评，称此小说是一本杰作。文学批评家理查·洛克(Richard　Locke)，虽不同意《论道德小说》的意见，但赞扬《葛仑代尔》，认此书是“超过了道德之上”的。
　　他的另一本小说《日光的对白》(The　Sun　Light　Dialogues，一九七二年)，长达七百页，以他出生故乡小镇做背景。此书相当畅销，书中角色有八十一名，情节复杂，显示加德纳的想象力。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书中牵涉的事项太多了，其中有二个重要角色间的长而不断的哲学性对白，说得枯燥无味。一般批评家认为此书没有达到加德纳本人的理想。
　　他的最近的小说是一九七六年的《十月之光》(October　Light)，也是一本最佳畅销书。此书故事是叙述一个名叫詹姆斯的保守派老顽固，和他八十三岁姊姊莎莉之间的冲突。原来莎莉年事虽老，却是一个思想新颖的女权提倡家。某次吵架中，詹姆斯一怒而将姊姊反锁在卧室中。无事可做，莎莉找到一本小说开始阅读。小说的故事，与小说中小说的故事，搞在一起，情节也越来越复杂。此书虽然获全国书评界的小说奖，但若干批评家并不欣赏。罗伯特·道威斯(Robert　Towers)说他头脑富有各种知识，可敬可佩，但竟将全部他所有有关“希腊神话，西方从柏拉图到现在的哲学，中古寓言，英国文学，基督教神学的知识，与农夫、警察长、钢琴教师的生活”混搅在一起，实在有点过份。另一批评家狄安·柯尔(Diane　Cole)说，加德纳应该再学学“少即是多”的简明美德。
　　加德纳的朋友威廉·格斯(也曾受他批评)谈到加德纳的近作说，加德纳应该多多改写，他的最大的缺点是噜哩噜嗦与说教。有人问格斯，为何加德纳的小说这么流行？格斯说，他的小说情节复杂，又大言不惭，加入哲学神学一类的思想在内，使读他的书的人们，有一种读了一本重要书籍的错觉。
　　有人问加德纳，在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中，为何不提到自己的作品。他答说，他不要写一本犹如《自作宣传》(“Advitisement　For　Myself”)的书。他这话是对梅勒的挖苦。因梅勒在二十年前最红时代，曾出了一本以《自作宣传》为名的书，只不过把零星散文、杂文、未完成的小说混在一起而出版，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不过是想在发红时赚点钱。
　　有人问加德纳：“你把别人批得一钱不值，那你自己呢？你是不是美国一个重要作家？”
　　加德纳答：“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作家。我的书有缺点。但我是一个很认真的、很小心的哲理小说家。但你不能判断你自己的作品，因你不能判断自己的心理上的限度。”
　　目前他正在进行一部新小说的创作，书名《阴影》(Shadows)，已写了多年。
　　无论他是不是一个重要作家，无论别的作家同意与否，他的文学批评伤了很多名作家的要害，因此而造成他声名狼藉。我认为中国读书界与文学界对此人在美国文学界的未来发展，应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