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脚踪》序

　　抗战爆发，我从北平流亡到上海。那时我还是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在受到“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激发后，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喜爱文艺。虽然我还缺乏写作训练，但是凭着青年人的一股热情和勇气，竟把自己写的一些幼稚东西向报刊投稿。本集所收的《雨夜》就是我写的第一篇作品。后来，我陆续写了一些习作，其中主要是文艺理论，但偶而也写点创作。我的第一篇小说《南行轮上》是写平津沦陷后在一条驶向上海的轮船上的流亡人群的景象。它发表在当时上海学联主办的一本特辑上。特辑的名称已忘，只记得是为了纪念红五月而编的一本单行专集。这篇小说现在已经无法觅得。还有一篇是一九三九年初，我随上海各界救亡联合会所组织的慰问团去皖南新四军前夕，发表在《译报》增刊上的一篇报告。这篇以这个慰问团为题材的报告，也同样找不到了。此外还有几篇，由于年代久远，连我自己也记不清题名和内容，只剩下一点朦胧的影子留在印象里，因此也就由它们自行消亡。
　　现在抗战时期上海文艺运动的研究日渐受到重视，甚至影响到海外，我想关心这方面情况的读者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可划分为“孤岛”和沦陷两个不同时期。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上海顿时成为鬼魅魍魉的世界，物价飞涨，生活维艰，人民辗转于饥饿、屈辱、恐怖的生活之中，较“孤岛”时期遭受的磨难远为严重，党所领导的抗日斗争在更隐密的状态下积蓄有生力量，人民需要咬紧牙关，忍受种种痛苦。当时我所接近的一些善良人们向我倾吐了他们的辛酸。敌人的凶残决不仅仅止于对志士仁人所施行的杀戮和严刑拷打，而且还用无形的罪恶黑手把这个城市污染。畸形的生活在每个家庭中掀起风波，撒下不和的种子，使本来应该彼此伸出援手的亲人，在难以忍耐的生活折磨下为一些琐事发生争吵，互相仇恨，互相伤害。敌人在毒化生活，他们摧残人性，而这些兽行却是受害者所难以察觉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不能忘怀这段苦难的历程。这种情况倘非亲历，很难领会其中的甘苦。我在沦陷时期所写的《残缺的手记》，就是粗线条地勾勒了上述生活的缩影。翅果用今天的眼光去责备它写得过于凄惨，我自然应当接受。不过，我也希望读者多去理解一下那时的生活环境，以及在那种生活环境下可能写出来的东西的极限。
　　我在另一篇小说《舅爷爷》中，试图焕发起那些陷在生活泥沼里的人们对于人性美的向往。我写的是一个纯朴未凿的善良老人。我确实有个舅爷爷，在我童年时就死去了。他是替儿子到车站去买车票时被火车轧死的。他的惨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难以抹去。不过，小说中的舅爷爷并不是真人真事，他是经过艺术构思的想象人物。这篇小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得以发表。当时，曾引起几位作家的注意。首先是魏金枝同志在报上撰文介绍，接着以群同志在当时的《文哨》上加以推荐，差不多与此同时，师陀同志主持的苏联电台文艺节目中，也播送了这篇小说，并且照例加上作者简介之类的案语，记得其中开头的话是：“不知小说作者函雨是谁？”其实，那时我和师陀同志是认识的，只是他不知道我用函雨的笔名。当时我有一种幻想，我想放弃理论，专门从事于创作。可是后来我不得不抛掉这想法。我的生活底子薄。我也缺少作家必须具备的迅速捕捉别人不易察觉其意义的生活细节的敏感——这也是形象思维的一个特征。我觉得它具有一种天赋性质，就象音乐家的听觉和嗓音得天独厚一样。近来在形象思维讨论中，有人否认形象思维的存在，也有人说“形象思维就是逻辑思维，而逻辑思维就是知性的认识活动”云云。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我自己的创作经验就推翻了这种观点。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例证：记得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青年时代最喜欢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可是当他从事于进化论的探讨和著述以后，由于思维活动偏向科学研究方向，以致剥夺了他在青年时读莎士比亚历史剧所感到的那种乐趣和享受。这就是说，由于他长年累月地偏于理论思维，所以形象思维的能力衰退了。
　　这本集子用《脚踪》这篇小说作为书名，并不是因为我对它比较满意。事实上，我还是认为上面提到的两篇写于沦陷期的小说略好一点，自然这是就我那有限的创作水平来说的。我用《脚踪》作为书名的缘故，是由于这两个字恰好能说明我编这本集子的用意，那就是留下我所经历过的生活道路的一点痕迹，不管它们写得怎样幼稚，它们多多少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小小的侧面，也许这对读者还有点参考价值。
　　末了，我要感谢本书的出版者和从事具体编辑工作的同志们，他们为出版这套丛书或为我收集资料付出了辛劳。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一日记于黄山人字瀑下听涛居
　　(《脚踪》、王元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将重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