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詹明信的文化转向

　　一九九八年，詹明信出版了他的又一本新书——《文化转向——知识分子图书馆》(以下简称《文化转向》)，该书集中了詹明信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个十年中对后现代问题的认真卓越的思考，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被佩里·安德森称为“至今詹明信在研究后现代的著作中最好的一本”。据说安德森起初只是为这本书作序，后来却越写越长，竟写成了一本书，即《后现代性的来源》(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Verso 1998)，詹明信这本书的丰富性由此可见一斑。
　　《文化转向》由八篇论文组成，全部围绕后现代问题展开论述。开篇《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最初收入《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这次辑入又稍加变动。该文在归纳了后现代主义的几个显著特点后，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与“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的新时期息息相关”，这一观点构成了詹明信整个后现代思想的基石。在接下来的《后现代的诸种理论》一文中，詹明信对后现代的理论作了梳理和辨析。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所列出的后现代理论分类表。在纵向的后现代理论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栏中，利奥塔和哈贝马斯均被列为前现代主义者，即对传统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赞同，而塔夫里等人则属于反现代主义之类；而在横向的这些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栏中，利奥塔被定为前-后现代主义者，哈贝马斯则被定为反-后现代主义者。其中就政治倾向而言，詹明信认为哈贝马斯具有进步性，而利奥塔则兼具进步和反动两个方面。詹明信的划分并非率性而为，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坚持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分析这些后现代理论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并在综合中表述自己的观点。第三篇《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詹明信为回答某些人的责难和质疑而写的。詹明信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不相悖，他本人对后现代的分析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并且，他正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系统、社会决定等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后现代和命名后现代的。在“后现代的二律背反”中，詹明信展示了作为后现代表征的时间和空间的悖论状态，他告诉我们，它们的对立不再是从前的二元对立连同同一和差异，而是表明自身正以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方式与它的另一极相一致。在后现代中，主体性的命题因背景的改变而成为客观的东西，同质性中孕育着异质性，绝对的变化等于停滞，时间因此转换成空间。
　　后面四篇文章则是詹明信在后现代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在《“艺术的终结”还是“历史的终结”》一文中，詹明信对黑格尔的终结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在他看来，“艺术的终结”不是变成无，而是一种实现，是旧有艺术被新的艺术取代。就后现代艺术而论，则是崇高的位置被充满快感的美所替代。同时他指出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理论的根源在于对全球化发展极限的焦虑。在《后现代性中形象的转变》一文中，詹明信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即形象社会时期，并通过引证几部有代表性的影片充分说明这一点，同时论证形象本身就是商品具体化的形式。本书最后两篇文章论述了后现代与当代经济的关系。詹明信从阿锐基的《漫长的二十世纪》谈起，探讨了作为晚期资本主义区别性特征之一的金融资本的问题，在今天，金融系统的运作是通过计算机控制的，是一种电子化空间，它的抽象性和解区域化，使其形式与内容失去了关联。而后现代的影视艺术与金融资本的这些特点有着某种对应关系。最后，詹明信通过引证和研究一系列与建筑相关的论文，考察了房地产投机和作为美学和文化产品的城市建筑的关系，并巧妙地回到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和后现代的美学形式问题。
　　应该说，要准确地把握詹明信的思路是困难的，这不仅因为他在文中旁征博引，恣意生发，而且还在于他涉足的范围非常广阔，对社会文化中各个领域都有兴趣，从历史到哲学，从文学到绘画、音乐，从影视到广告、MTV，从房地产、股票市场到洛克菲勒中心，他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景观。在某种意义上说，詹明信的文章本身就具有后现代的性质，他是以综合的方式进入后现代的，他的研究不仅有比较明显的拼贴感，而且其研究领域也在拓展中接壤和互渗。
　　尽管如此，《文化转向》一书仍为我们展示了当代社会和文化转向的轨迹，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思想，道出了睿智之语，对于我们研究后现代有着许多借鉴意义。
　　詹明信对后现代的态度持一种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是他与其他后现代理论家的重要区别之一。他十分关注后现代产生的现实根源，坚持将后现代置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更新中加以评价，认为后现代“只有作为我们社会及其整个文化或者说生产方式的更深层的结构改变的表征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詹明信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更具体地说，是从生产方式变革的层面来阐述后现代的。他认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些在历史上性质截然不同的、并且似乎是不相容的模式，实际上是具体化的辩证法中的多个阶段，后现代不过是早已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辩证的转换。从文化上看，大部分后现代主义都是作为对各种高级现代主义的刻意反动，“有多少不同形式的高级现代主义就会有多少相应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作为对现代的反动和发展，不可能有一个截然的分界，它必然会留存一些现代的成分。换句话说，现代的某些特征作为后现代的某些部分或碎片仍保留在后现代中。
　　詹明信在《文化转向》中最有启发的是对后现代特征的深入阐发，而这些论述又多是通过将之与现代主义相区别而展开的。詹明信认为，现代艺术的一个典型特性就在于与商品形式的对抗，在现代主义那里，艺术从现实世界里退出而进入一个自主的艺术空间，它正是依赖所谓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以寻求其独特性和乌托邦功能，表现出对商业文化的抵制和对权威、经典的维护。而后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今的大众文化则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具有同谋关系，它们把艺术包装成商品(如后现代的怀旧电影)，作为纯粹审美消费的实物提供给观众。并且，后现代通过合成的方式使高雅艺术与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难以厘定，如音乐中“古典”和“通俗”的消融，理论在长时期的广泛去差异化和不断开拓中抹去了各自的边界等。因此，后现代表现的是一个新的文化领域或层面，它充盈于现实世界之中，将现实殖民化，以致它几乎没有外部可言。詹明信还谈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美学上的区别，他认为，如果说崇高是属于现代性的话，那么后现代性则是一种美的回归，不过，这里美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而是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是沉浸于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后现代性使用的语言与现代性的语言也有很大区别。现代性的语言是私人化的，它沉溺于单一和癖好之中，它的流行和社会化是通过注解和经典化的过程实现的，而后现代性的语言是通用的、套话式的，具有非个人化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称为媒体语言。并且，与现代艺术关注语言和技巧相比，语言在后现代中不再具有特权的位置，后现代更关注装饰性的实践，推崇视像作品。
　　在《文化转向》中，詹明信还为我们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的两个新层面，一是视像文化盛行，二是空间优位。在当今，文化生产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形式让位于各种综合的媒体实验，电视的普及使整个人类生活视像化，形象取代语言成为文化转型的典型标志。詹明信与其他的理论家一样，敏锐地感受到这一转变，他指出，当代社会空间浸透了影像文化，“所有这些，真实的，未说的，没有看见的，没有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相似的，都已经成功地被渗透和殖民化，统统转换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后现代性中形象的转变》)。形象正以其优越的可视性表现出对文字的压制，它所具有的套话和碎片的形式不仅削弱了叙述，而且表现出与纯粹叙述的不相容性。詹明信在形象研究上的主要贡献是他提出的“形象就是商品”的观点，这一思想是与他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分不开的。他认为，在当今时代，文化逐渐与经济重叠，通常被视觉形式殖民化的现实与全球规模的同样强大的商品殖民化的现实一致和同步。形象这种文化生产“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在职业工作，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褶和角落里被消费，通过这些途径，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连”。(《后现代性中形象的转变》)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特征就是伴随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由此，今天的人们已处于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存在经验和文化消费的关系中，每天面对数以千计的形象轰炸，“幻象”(simulacrum)取代了真实的生活。与形象转换相关的是后现代的空间性特征。在詹明信看来，当今世界已经从由时间定义走向由空间定义。在后现代社会中，空间具有主宰的地位，“变化”这个概念遭到怀疑，由此承继变化的时间也成了一个可疑的概念，“过去”开始像一个交替的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某一不完善的、早期的阶段。不仅时间具有空间性特征，而且一切都空间化了，市场的货币形式和商品逻辑也转换为空间形式，成为结构性要素。而后现代的空间又绝不是一个可以用透视和体积去测量的东西，这个空间已经“超出单个的人类身体去确定自身位置的能力”。这个空间是异质的，它在多种多样的层面上同时展开，那种认为全球空间的同质性必然要胜过空间的异质性的看法也是一种幻觉。
　　詹明信进而指出了这些变化后面的技术背景和美学转向。无论是形象转换还是空间优位，都与现代技术密切相关。在我们这个时代，高科技和传媒真正承担着认识论的功能。我们看到，当今世界正被高科技的狂欢所占据，后现代艺术家正充分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来制作各种视像制品，并且随着电子媒介和机械复制的急剧增长，视像文化已不再限于艺术领域，而成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存在形态。电子空间延伸了空间的概念，“在这个空间中，货币资本已经接近了它的最终的解区域化，作为信息它将瞬间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穿越有形的地球、有形的物质世界”(《文化与金融资本》)。同时，在后现代社会中，美学也发现自身已转移到感知领域，并开始转向以感觉为核心的生产，追求视觉快感成为人们的基本需求。
　　总的来看，詹明信的文化批评是清醒的、开放的，并且是指向未来的。面对后现代社会的各种景观，詹明信既反对将它们作为社会式微的最后征兆加以指责，也反对将它们作为新的工业技术和专家政治的乌托邦预兆加以礼赞。他相信只要我们对现在的社会矛盾、文化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就能对将来产生比较强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明信将“历史的终结”这一口号解释为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时代的开始。
　　(《文化转向——知识分子图书馆》，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年版，1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