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最近的英国《泰晤士报星期刊》上有篇文章谈到：一九八一年九月英国教育和科学大臣基思·约瑟夫爵士在一次有二百五十位中学校长参加的会议上惊奇地发现，居然没有一位校长赞成现行的考试制度。他深深地感到，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已经迫在眉睫。当前英国政府正酝酿着改革考试制度(见《环球》一九八四年第九期)。最近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y)在七十年代末撰著的《考试的新探索》(An Examination of Examinations)一书，正反映了英国教育界这股要求改革考试制度的势头。罗伯特·蒙哥马利长期服务于教育界，面对教育界同仁的一片改革之声，对英国考试制度作了调查研究之后，写了此书。全书对英国的考试制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比较具体的述评，企图寻求能够医治英国教育现行的考试制度痼疾的灵丹妙药。《考试的新探索》篇幅不足六万字，所涉及的内容仅限于英国教育考试种种，但是，窥一斑可见全豹，从中也可以约略看到当今西方国家在教育的考试制度上大体相似的趋势。我国和这些国家的具体的国情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借鉴这些国家在考试制度、方法上的一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目前的教育改革、特别是对考试制度的科学研究，也是不无裨益的。
　　一
　　西方国家的考试制度起源于中世纪末期。英国是近代产业革命嚆矢，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各种人才的需求，促使资产阶级奋起从教会和贵族的封建势力的怀抱里夺回被他们垄断的教育权利，知识、才能、学历标准开始逐步取代等级、门第和血统观念。当时斗争的焦点集中于大学。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的好几个世纪里，牛津、剑桥等“古代大学保持着英国教会的僵硬的、封闭式学院的状态”。十七世纪捷克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育论》中曾呼吁对大学考试制度进行改革，提倡举行公开的入学考试，改变个人独断考试的答辩的形式，考试要有集体“决断”、国家监督。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增长，资产阶级政府从建立、改革和健全考试制度入手，使教育适应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十九世纪中叶起，考试制度在公务人员的选拔、技术人才的培养、大学以及中等教育中兴盛起来。英国在一八六二年通过了“修正法案”，规定全国私立学校每年举行一次统一考试，由政府派出巡视员监督，根据各校考试成绩分配补助金。这样用立法来保证了考试制度站稳脚跟。百余年来，各类各级的考试，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达，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二十世纪初，电的广泛应用孕育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引起了教育的一系列变革。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是蒙台梭利等人的“新教育”，在美洲则是杜威的“进步教育”，统称“现代教育”。西方各国对传统的教学方法、组织形式乃至考试制度发起了挑战。教育界已经发现仅靠狭隘的书本知识的传统考试，不能正确判别学生的真正的水平，开始重视对学生智力的测验，应运而生的著名的“比纳—西蒙量表”、“斯丹福一比纳量表”风靡一时，成为发现“天才”和判断“低能”的依据。各国还纷纷放宽招生考试的限制，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子女能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提高体力劳动后备军的文化水平。经过第二次大战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整个世界而今又面临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挑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结构的横向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和综合；科学技术的结构的纵向是理论和应用技术越来越紧密结合。因此，对各级教育培养的各类人材在知识和才能上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学无止境》明确指出，传统的教育已经根本上不能适应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埃德加·富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学会生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现代教育对受教育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学到什么”，而更重要的是“学会怎样学习”。所以，学校要转变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发展知识能力为主，培养有适应能力、富有创见、敢冒风险、不安于现状的人才。这种人才，是以智力和广博知识为基础的。教育在当今的新的技术革命中如何应变，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考试制度的改革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
　　近年来考试作为甄选人才方法的价值在西方教育界遭到种种怀疑和非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考试在西方各国受到的重视并未减弱，它的触角几乎渗入社会每一个家庭。在英国，“财政上的开销可以表明考试的价值”，“教师为监督和处理公共考试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新探索》)。无怪蒙哥马利惊呼“现代英国的整个考试机构是这样无所不包”。确实，而今西方各国，一个人从儿童到成年、从学校步入社会之后，终生都要与考试结下不解之缘。考试制度久盛不衰，其中一个原因是，考试本身具有“潜在”功能——它对人才的培养的“教”与“学”的方式、方法有指导作用，对“教”与“学”的结果有检查和测定作用。所以当今的西方各国都在寻求对策，加紧对考试制度的科学研究和改革。《考试的新探索》正反映了英国政府和教育界在这方面的努力。
　　二
　　《考试的新探索》中提到：在英国，“一个庞大的考试机构建立起来了”，考试制度出现加强集中领导使考试统一化、标准化的趋势。其它西方国家也是大同小异。英、美、法、日、西德等国，或由国家规定考试条例、科目，地方政府主持考试，或由政府委托有较高信誉和影响的专门机构代办、组织全国统一考试。这种统一甄选质量标准的做法，可以解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师资水平、考试命题和阅卷方面存在差异的矛盾。考试的本身也具有权威性。近年来我国也坚持高校招生考试全国统一命题，最近成人高校入学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专业)都准备全国统一命题。这有利于保证高校新生质量，缩小各地区、各学校间教学质量上的差距，与各校单独命题招考、几校联合命题招考、省市命题招考相比，利多弊少。但是，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和蒙哥马利同感，看到由国家组织统一考试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巨大，经济负担沉重，不堪承担，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现行的考试方式，至少在目前还不能测定学生的能力、特别是创造力的真正水平，仅仅一次考试有一定偶然性，“其价值难以估量”，何况学生的创造才能还涉及兴趣、性格、气质等非智力因素。另外，由于微型计算机应用于教学，机器对学生个人经常性的评价取代了一部分校内考试。各国教育界开始重视把统一考试和校内评价结合起来。英国教育和科学大臣基思·约瑟夫建议：学校必须给学生建立一个“档案”或“成绩记录”，不仅记录考试分数，而且记录平时成绩、日常品质和才能表现。在英国，校长和教师对学生所作的鉴定，对学生升学或就业的前途具有重要影响。我国教育界人士呼吁反对“一考定终身”，要求把学校推荐和升学考试结合起来，也是看到了现行考试本身存在的缺陷。当前，我国教育考试制度已经跨出了改革的步伐。
　　西方国家大多设有资格考试和竞赛考试这两种形式。前者审核学生的一般的学历水平，后者为了发掘具有创造性的人才，“有效地识别出潜在的大有发展的高材生，并且把他们和那些只是受到良好训练的考生分开”，使他们进入高一级学校以后，能得到特别的重点的培养。近二十年来，名噪一时的“智商测验”受到了责难。六十年代中期美国的J·P·基尔福德提出“智商”测定中不包括创造性思维，从那以后美国关于“天才”儿童的研究几乎都转到“创造性”思维方面来了，“智商”开始被人们冷落了。比如，美国乔治亚州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保罗·多伦斯创造了一套“多伦斯创作思想测验”，这套测验中包括这样一些测验题目：让考生根据对一幅画的观察，尽情地联想；给考生指定一物体，让考生尽量设想它的用途；提出一个已定的不恰当的假设，让考生说出不能成立的种种理由；出示一幅不完整的图画，让考生运用丰富的想象完成这幅图画的残缺部分。这类测验大多围绕测定学生的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丰富的知识面。笔者认为，近年来我国也举行过一些数学、物理等学科的竞赛，但还不够广泛。今后教育部门可多举行一些各种学科的竞赛性的考试，选拔各学科的优异人才。这种竞赛与统一招生考试相结合，各级学校向高一级学校推荐或保送已发现的人才就有了一定的依据。
　　蒙哥马利在书中还反映了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近年来加强了考试手段的科学性、客观性、可靠性和效率的科学研究。西方各国对科学地编制试题下了不少功夫。七十年代计算机科学、心理测定科学、系统论、控制论的勃兴，扫描机、计算机已经广泛运用于分析、评价试卷的工作中，这就要求试题必须是选择题的样式。而且选择性的测验可以编制相当量的试题，覆盖的知识面扩大了，充分兼顾考试大纲的全部内容；排除阅卷者的主观武断或个人好恶，比较客观可靠。这些优点使得选择性试题得到人们的青睐，创制了繁多的形式，是非判断题、改错题、填充题、理解题、计算题、举例题等等。机器阅卷的方便、迅速、准确，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教师们可将余下的精力投入教学之中。一定量的选择题的汇编可以检验学生的思维广度、灵活性和敏捷性，的确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是，它也有缺陷，正象蒙哥马利所批评的，“只靠速度和记忆，却忽略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很少有机会让考生用书面英语表现自己的水平，或者作出创造性的回答”。所以，它难以考察学生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的能力，难以探测学生对复杂问题的思维过程和语言表达能力。这也是各国学者正在不懈探索的课题。有人提出，一无所知的考生也能在选择题中获得虚假的成绩，这是由于对选择题评分规定不了解的缘故。因为如果“在一份有几种选择答案的试卷中，每个试题有五种可供选择的答案，用评给每个正确答案一分和对每个错误答案扣除四分之一分的办法，就有可能防止乱猜。”就是说有百分之二十得分概率，如百分是满分的话，那么二十分相当于零分(《新探索》)。美国的“学术能力测验”(SAT考试)编有大量试题，以二百到八百分计分，二百分以下即为零分。由于实现了试题选择化、评卷自动化、统计计算机化，西方国家开始把由专家们编制的一定质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的试题，用计算机按一定的量储存起来，建立试题库，一些教育科研机构的考试中心也纷纷建立。建立这种中心费用十分可观，但是由于它的高效率，所耗费用比起靠大量人力编制试题、阅卷、统计还是要小得多，许多教师的劳动转移到校内的教学上来了，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美国普林斯顿的考试服务社每年为了承办全国二百五十多万人参加的大学入学考试、三十万人参加的研究生考试(GRE考试)，要在全国设立三千多个考试点，还要在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地区设立研究生入学考试和“托福”考试点。它还兼营形形色色的测验、考试。这些工作反过来又为教育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和数据。目前，我国计算机技术已开始应用到全国统一考试中去，有些考试已开始注意到试题的定性和定量问题，但是还只处于起步阶段。正象有些国内外学者所批评的，教学质量管理的核心乃是对教与学效果的评定，而我国教学现行教学大纲却没有规定出检查学生成绩的标准办法(尽管规定了各学科的教学目的，可是是否到达这一目的，无从考查)；近年来教育论文大多是个人的看法和设想，很少有具有详尽调查数据的论文。教育科学中的重要一环——考试科学的定性和定量科学研究，还是一块耕作得很粗糙的土地。
　　《考试的新探索》的译者黄鸣在《译序》中说得好：在西方国家里，“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的考试制度，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教育当局、学校以至教师，从对考试的种类、方式，考试的内容，考试课程的设置，考试的评分标准，对学生评语的内容，直至考试成绩公布的时间安排这样细微末节事情的决定，都处处缜密地考虑到是否迎合了学生未来的雇主、就业的企业和职业团体的需要”，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与其相比，就社会性质来讲，是有本质区别的。当前，我国“考试已经走出学校大门，愈来愈广泛地应用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考试制度、考试方式，以使之能够最有效率地利于培养、鉴别、选拔和使用人才，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也就成了一门重要的课题。最近，杭州大学李克兴先生撰文建议成立全国考试委员会，用现代化手段加强考试政策、考试方法的系统的科学研究，在实践中不断编制各类考试的试题，这一建议应予重视。可以相信，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我国能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考试制度的路子来。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考试的新探索》，〔英〕罗伯特·蒙哥马利著，黄鸣译，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二月第一版，0.2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