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孔乙己》和《大泽乡》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夏丐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四位前辈语文专家，合编了一部《开明国文讲义》，选了古今各种文体的好文章，并有“文话”“文法”两个项目做不同角度的分析。
　　各种文体中，也有小说一体。选读的小说是《孔乙己》和《大泽乡》。“文话”中有一篇“小说”，用最简要的语言，给读者最基本的小说知识。还以《孔乙己》《大泽乡》为例，做了比较，接触到“两种方法”。这要深入下去，有一本大书好写。但这部讲义是给中学生或自学“国文科”的青年用的，只好刚一接触，就适可而止了。
　　这篇“文话”约三千字，用三千字解说“小说”，并有定义、原理、分析、实例……真不容易，前辈却仿佛随手写下，精密也有了，活泼也有了，真是举重若轻。
　　小说的读者中，喜欢情节离奇曲折的恐怕不少。离奇曲折到庸俗地步，也很卖得。但理论研究文字，若叫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趴九盘十八弯，有人喜欢吗？有总会有的，不是也有“嗜痂”的吗。
　　举重若轻要有功力，举一百斤，需两百斤力量。我读到“两种方法”一段，不过两百字，不禁叹息。我想顺着这两百字写些感想，只怕是自不量力。
　　“文话”就是话文，对《孔乙己》和《大泽乡》的作者没有道及，连名字也从略。我想想，也随着吧。
　　先把这两百字抄录如下：
　　“小说大概可分为两种。其一用归纳的方法，就是作者先从现实里去看出意义来，然后，或者就把现实的事情、人物记录下来，使人家看了，也看出作者所看出的那点意义，或者另造事情、人物，作为材料，使那点意义格外明显。《孔乙己》就是此种。又其一用演绎的方法，就是作者先有了一种意义，然后创造事情、人物来寄托它，使人家看了，也悟出作者所见到的那点意义。《大泽乡》就是此种。”
　　《孔乙己》和《大泽乡》都是现代文学中的名篇，常被各种教科书选用。两位作者都是现代文学的开山巨匠，各种文学史上都有专章论述，自不消说。
　　《大泽乡》写的是古代著名的一次农民起义。两个军官带着九百士兵去戍守渔阳，遇着大雨，道路不通，困在大泽乡地方。照军法，迟到是要处死刑的。士兵里有两个屯长叫做陈胜、吴广，商量道：逃走是死，迟到也是死，若造反失败，也不过是一个死。就杀了两个军官，起兵造反，不久，四方响应，秦朝灭亡。
　　小说里，把两个军官直写做“富农阶级”，九百士兵则是“闾左贫民”“贫农”“贱奴”。两个富农军官对朝廷虽有些“非议”，但“死这有力的符咒在他们灵魂里发动了另一种的力量；他们祖若父血液中的阶级性突然发酵了……”商量着“先斩两屯长”，“九百人一齐坑”，无奈力量孤单，不敢动手。“他们这阶级的将要没落的黑影，顽固地罩在他们脸上”。
　　“闾左贫民”“贫农”们呢，“一切他们的期望是挣断身上的镣索。他们很古怪地确信着挣断这镣索的日子已经到了。”但造反是要拼命的，“想起自己有地自己耕的快乐，这些现做了戍卒的‘闾左贫民’便觉得只有为了土地的缘故才值得冒险拚命。”陈胜吴广领头杀了富农军官以后，“地下火爆发了！从营帐到营帐，响应着贱奴们挣断铁链的巨声。从乡村到乡村，从郡县到郡县，秦皇帝的全统治区域都感受到这大泽乡的地下火爆发的剧震。”
　　《史记》陈涉世家中，对这次著名的起义，有过详细叙述。小说中的事情、人物，一如《史记》。新鲜又突出的是，加上了阶级观点，阶级分析，阶级心理……也就是“文话”中说的“社会的某种意义”，“作者先有了一种意义”，以后借用史实，或者创造事情、人物，把“意义”“演绎”出来。
　　《孔乙己》是大家更加熟识的篇章。“文话”中说：“读书而无所成，颓唐到偷人家的东西，却又说‘君子固穷’；对于自己的知书识字，不乏矜夸的意思；在被打折了腿之后，仍旧耽着一碗酒的享乐，同时给自己辩解说，‘跌断，跌，跌……’，这些里蕴蓄着深浓的人生味。作者感到了这人生味，引起了用文字来把它把捉住的感兴，于是写下这篇《孔乙己》。”
　　这两位作者不但是现代文学的开拓者，还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先驱战士，他们在风雨飘摇的年头，曾长期并肩作战。他们又都尽心尽力办刊物、搞出版、培养青年。各个方面都是我们后来人的榜样。《孔乙己》作者不幸早逝。《大泽乡》作者长寿，建国以后还领导文艺三十年有余，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有重大贡献。
　　但，两位的小说路子，确有不同。两位的同处光采夺目，同是启明星，不分参和商。他们的不同处，好比说小说的方法，不过是艺术范围里的一个专题，无关大体，“小可”而已。因此也不大被后来人注意。
　　我是个写小说的，学写几十年。上，还上不到星空里去。下呢，又没有下工夫做学问，倒要来议论日月星辰，难免叫人笑掉门牙。不过在坎坷的写作道路上，跌跌撞撞了四个年代，总有些感想，也就是研究家们叫做直观的东西，和盘托出作为“自由”一例也不妨吧。
　　《大泽乡》依据阶级分析，“文话”中说：“他从《大泽乡》这个故事里悟出了阶级不同的军官和‘闾左贫民’在秋雨的征途中所起的心理变化，引起了用文字来把它把捉住的感兴，于是写下这篇《大泽乡》。”
　　用短篇小说写这么个大题材，文字十分简约，和阶级心理关系不大的，只好从略。因此见阶级，不见个人。见斗争，不见“人生味”。
　　结尾的声势十分红火：“风是凯歌，雨是进击的战鼓，弥漫了大泽乡的秋潦是义举的檄文；从乡村到乡村，郡县到郡县；他们九百人将尽了历史的使命，将燃起一切茅屋中郁积已久的忿火！”不遗余力的表明“意义”，鼓舞读者。
　　作者另有里程碑般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子夜”。骨格端正，血肉丰富，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为主，又包罗了工人农民，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全貌。娓娓道来，井井有序。
　　近年拍成电影，不得不舍弃一些细节，简缩一些场面，骨架清晰显露。只见处处正确无误，人物行动、故事线索，无不明扣或暗合社会科学的研究，经济学社会学的分析。
　　“文话”中说：“作者先有了一种意义……”看来是不错的。“文话”把这条路子叫做“演绎的方法”。
　　这方法适合“国情”。文学艺术的诸多作用中，我们着重教育作用，都把这个意思写到“定义”里去了。文艺批评中，曾有“政治第一”的主张，后来“第一”成了“唯一”。创作号召中有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因此有题材决定论，又有过反题材决定论，后来又有反反题材决定论，到现在也还搞不清爽。作家们致力写“史诗式”作品，史诗的意思是按照某一个运动(如合作化运动)的进程，一程一程赶下来，小说的发展就是工作的进展，如果这个运动没有定论，或先有定论后有翻覆，作家就非常尴尬了。现在有人反对这样的写作，说做“图解政策”，“政治的转述”。图解和转述，和演绎两字字义相近。就含义来说，还得是“主题先行”。多少年来，这句话虽有过起落，但实质上占正面的主要的位置。这几年才有人干脆反对说，创作过程中，没有所谓“主题”这回事。当然更有人反对这样的反对。也有两可的说法：重要不在出发点，看出发以后走什么道路。这和“文话”上的意思不大一样了。
　　“演绎的方法”最要紧的是“作者先有一种意义”“然后创造事情、人物来寄托”这种意义。这些年来说的“主题先行”，也就是这个“方法”吧。这个路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我们创作的正统道路。
　　这个正统，都是《大泽乡》作者的缘故吗？我丝毫没有这样说。只是说“演绎的方法”适合“国情”，不觉沿着这条道路走了许多年，到现在，也还不失“正统”。
　　不过“意义”有些不同。过去从“工作总结”“运动指示”中得到“意义”。现在这样的作品也还在刊物上占相当“正统”的地位。同时又有些有号召力的作品，比“大胆”，比“爆炸”，比“擦边球”，比“哲理”，有说“现在写小说，就是拼观点”。这些多多少少也还在“先有一种意义”“主题先行”上转圈子。
　　《孔乙己》的作者走另外一条道路，“文话”上叫做“归纳的方法”。这个“方法”最不同的地方是两句话：一是“作者先从现实里去看出意义来。”另一是“这些里边蕴蓄着深浓的人生味”。
　　《孔乙己》是农村里读书无成，不会做工，不能种田的可怜人。财主家里叫他来抄抄书，又坐不住，会把文具拿去换酒喝了。有回叫财主老爷抓住，先写“服辩”——后来我们叫做“认罪书”。写了再吊起来打，直到打折腿骨，只好在地上爬着走，不久，爬死了。
　　这一个重要情节，若用“演绎”法，能够完全正确地“寄托”阶级压迫的“意义”。这种压迫，是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但作者只用酒店里酒客传闻，一百五六十字交代过去，惜墨如金。
　　倒在吃茴香豆、教写茴香豆、分茴香豆、保护茴香豆……这微不足道的茴香豆上，用了五六百字(全篇不足三千字)，想来不会有别的理由，只是作者看出“这些里边蕴藏着深浓的人生味”。
　　《孔乙己》的作者是反帝反封建的先驱、旗手，他运用杂文如投枪如匕首，每出一篇，都又尖锐又深沉，别人不能比拟。这是有口皆碑的事，不必赘述。
　　他的小说“主题”，大体都是反封建。他和封建流毒，是誓不两立的。但，他小说里的故事，差不多全是悲剧。小说里的人物阿Q、祥林嫂、孔乙己、闺土、子君，还有几个知识分子，都是稍一反抗，就叫封建吞吃了。或是疯癫，或是颓唐不堪，总没有好结局。这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是“作者先从现实里去看出意义来”。照“文话”里说的“归纳的方法”，只能这样写。当然坚持这个写法，是很不容易的。
　　作者也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代表作：《阿Q正传》。阿Q是个一无所有的雇农，但发表当时，不少富有的教授学者对号入座，以为是骂他们。发表到现在超过半个世纪了，还经常听说“这个人是阿Q”，这个小说人物是“阿Q的子孙”。还有人说自己若没有点“阿Q精神”，那年头是活不下来的……这些人都不一定是雇农、贫农。“阿Q”的“精神胜利法”，震动了不同阶层的心灵。“阿Q”自己是一个雇农，那是小说里点明了的。但他的“政治面目”呢？是落后的“群众”吗？这样说的较多。但也有人说是革命的农民，倒是真革过命，那时候的革命就是那个样子。这个问题最好不作为“是非题”，用“十”号和“－”号来解决。“精神胜利法”“里边蕴蓄着深浓的人生味”，这“人生味”渗透着历史，民族，“国民性”。
　　前些年也有些作家摸索着这条路子，终不成气候，总是不合“正统”的缘故。事情到了“正统”的地步，就会去“统”那“不正之统”。
　　无论叫谁来编排现代文学的座次，首座都会是“孔乙己”的作者。后边的几位容有次序不同，这第一位是铁定的。他是先哲，是本世纪的大思想家。几十年来，不断引用他的名言警句，那又尖锐又深沉的光芒，仿佛是为今天刚写出来的。那就怪了，怎么他的小说“方法”，抵不过“演绎”，修不成正果。岂非胡言乱语！其实冷静想来，小说究竟是小事，比这大得多的怪事也还不少呢。
　　编写《开明国文讲义》的时候，还没有正不正统之分，各人拿着自己喜欢的熟悉的工具，干起来再说。“文话”介绍了这两个不同的方法，精而及当。不过介绍完了，竟无一字褒贬。也“客观”得紧。
　　其实不少作家，外国中国都有，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摸索到这一行手艺里，实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不过角度不同，措词不一，意思是相近的。歌德说过这么几句话：
　　“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由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由第一程序产生出寓意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或典范才有价值。但是第二程序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到一般。谁若是生动地把握住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者到事后才意识到。”
　　歌德的褒贬就很明显了。不过这位大诗人也有对手——席勒，也是位大诗人。他是“把人物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的。
　　看来出发点不一定都决定了后来的路子。从“意义”“主题”“一般”出发，不一定都不妥。只是这个出发点容易走上“演绎”“图解”“例证”，那才离开了生活感受，丢掉“人生味”，失去“特殊”……不要这些就不行吗？恐怕不行，因为这些有关“诗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