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人生的终点逼近了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
不管怎么说，在作家中，他可算是最幸运、最值得羡慕的。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三部长篇小说，都有资格被称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扛鼎之作”；他三十四岁时娶到十七岁的出色妻子，长年住乡下，开办乡村小学，担任化解地主和农民矛盾的义务调停人，享受美满人生。托尔斯泰还很富有，一年的版税收入就有两万卢布，庄园收入每年也有一万。花钱不用发愁，对陀斯妥耶夫斯基这种几乎一辈子都过着捉襟见肘穷日子的大作家而言，意味着什么？
这里顺便说说，今天的读者总忍不住要对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作家进行排名：众说纷纭的诸位大作家究竟谁为先？到本世纪，生活似乎证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目光更锐利、更独到。这样，陀氏终于把托氏比了下去，两者之间的距离也不是一点点。可是，长年生活在西方世界、小说《洛丽塔》的作者、俄裔作家纳博科夫却在他的传世之作《俄罗斯文学讲稿》中，坚决把托尔斯泰列为俄罗斯文学第一人。接下来的排位是：果戈理、契诃夫和屠格涅夫。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谢德林，纳博科夫特别说明，他个人对他们的评价也很高，但没有指明他们应该排第几。
据说，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中，怕鬼的是果戈理，怕死的是托尔斯泰，他在青年时代就为生命的终端是死亡无比恐惧。他在《忏悔录》里写到早年产生自杀的念头，就因为“血管早晚会爆裂，别的什么脏器终究会衰竭，然后是大限降临。不管这一结论怎样有道理，我都没有耐心等到这一刻”。到了晚年，托尔斯泰完全做到坦然面对死亡。他相信以善对人，使生活有意义，可以做到无惧死亡。
可是，“死”的恐惧消失了，“活”的烦恼却一直缠绕，这是一种充满悲凉味道的烦恼。托尔斯泰晚年仍受“写作欲”的折磨，不是为了排解精神郁闷，而是挥之不去的真正的创作愿望：写小说。他在去世前一年的一九○九年一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想写，想……非常想倾吐，不吐不快”。也不是一般地写，他要为“千百万文盲或半文盲，但理智未被扭曲的劳动者”写，在“所剩无几的月、日、钟点里”，“向他们讲述我认为我了解以及我认为他们不了解的东西，为他们写作，既要通俗易懂，又要注重艺术形式”。写什么？托尔斯泰希望在自己的文学画廊中再留下一个“既是学者又是革命家”的形象。这是从未有过的文学尝试。于是，他委托文学史家和私人秘书古谢夫收集材料，大多有关革命活动，监狱生活和死刑的内容。
托尔斯泰想写“既是学者又是革命家”，却一直没有进展。或许他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他具备学者的学养，但不具备学者的性格；他具有革命家的情绪，本人根本不是革命家。托尔斯泰如此矛盾，处于力不从心的写作状态是必然的，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凉的心境？
说托尔斯泰不具备学者的性格，并不是冤枉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住在乡下的托尔斯泰曾一度迁居莫斯科，见到了无衣无食、出卖劳力的人，对城市的贫困大为震惊。这天，托尔斯泰刚访问过一家贫民院，回来把所见所闻讲给一个朋友听。这位朋友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立即“开导”托尔斯泰：贫民院是“最自然的城市风景”，过去是这样，今后也继续是这样，而且必然是这样；不要说俄罗斯不好，资本主义程度远远高于俄罗斯的英国，情况更糟。这朋友还告诫托尔斯泰，这类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对，我们不必对它不满”。这朋友断言，托尔斯泰因为很少到城市来，所以才会大惊小怪。
这一回答令不具备学者性格的托尔斯泰怒不可遏，他粗声大气地驳斥，嗓音中甚至透出了哭腔。激烈的争论惊动了正在隔壁的托尔斯泰夫人，然后也来劝丈夫，要平心静气地说话，不要破坏谈话气氛，等等。他们再三向托尔斯泰证明：他人不幸，跟你无关。这正是托尔斯泰心头之痛，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朋友尤其是妻子来开导、提醒他“不要激动”，何况面对的是烧痛他灵魂的耻辱：“我过去享受过的所有奢侈、所有愉快，今天都成了一种对我的折磨。”
是的，学者也不会像托尔斯泰那样“崇拜”劳动人民。他在生命最后岁月的日记中称，劳苦大众才是“值得尊敬、强有力、通情达理”的“高等阶层”，而无所事事、腐化放荡的老爷则是动物式的“最低等阶层”；他抨击俄国是一个由“最低等阶层”控制“高等阶层”的国家。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多处写道：一边是讲法语、打网球的上流社会，一边是饥肠辘辘、衣不遮体、累死累活的奴隶，“我受不了这一切”。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托尔斯泰身上充溢“革命”的情绪。他痛骂“政府大员”是存心犯罪的贪官污吏，是一帮腐化堕落的恶棍，仅为了按时领取那份实际上是从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优薪，就想方设法地折磨、枪杀和绞死落到他们手里的人；革命让人民忽然看清了自身处境的小公平，而这种看法一旦产生，再想要消除是不可能的。沙皇“政府一边继续加深这种不公平，一边还要驱逐人民心中不公平的印象”。
托尔斯泰政治上如此激烈，也事出有因。俄罗斯社会充满追求民主的气氛，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就卓越地显示了这种时代精神。可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直到八十年代末仍向人民宣称，建立民主政府是“愚蠢的白日梦”，休想！“适合俄罗斯人的政权形式，只有罗曼诺夫王朝”。
托尔斯泰认为大动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人道主义感情在他心间占上风，尽管他蔑视沙皇，还是“放下架子”，写信给尼古拉二世，称他为“兄弟”，认真地告诫他“可以用暴政镇压人民，但不可能用暴政统治人民”。托尔斯泰在信中明明白白地告诉沙皇，工人阶层中的“社会主义怒潮”是威胁“人民和政府的最大危险”，希望国家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托尔斯泰在信中还提出不少具体的治国建议。可是，完全没有现实感的沙皇对托尔斯泰的来信保持傲慢的沉默。
沙皇的傲慢沉默尽管令托尔斯泰屈辱，但他仍然没有旧俄终结已不可逆转的印象。可是，到一九○五年沙皇血腥镇压俄国民主化运动之后，托尔斯泰全身心地感到沙皇政权气数已尽。一九○九年元月，托尔斯泰遇到来自卡杰琳诺斯拉省的朋友，立刻问及当地社会情绪如何？这也是标准的革命家问题，而且话音透着一种强烈的自信，认为答案跟他的预见是一致的。
但是，卡省的朋友却告诉托尔斯泰，当地“一切沉寂”，没有变化。此回答令托尔斯泰大吃一惊：“难道一切沉寂了？……奇怪……真奇怪。”托尔斯泰坚信沙皇政府必亡，因为人民的苦难已临近极限。去世前两个多月，他骑马去奥布拉兹佐夫卡等庄园，在日记中写道，一路上尽是“骇人的贫困。我拼命忍住眼泪”。人民受难程度是托尔斯泰情绪的晴雨表。
在作家高尔基的心目中，托尔斯泰是文学王国的“上帝”。什么样的人和事没被他栩栩如生、纤毫毕露而挥洒自如地描写过？他对俄国腐朽的政治和司法也极尽讽刺之能事。但高尔基没有想到，这位“上帝”在他的最后岁月面对政府和法律竟产生巨大的困惑、窘迫。
一九○九年七月十一日，托尔斯泰夫人打算向法院控告彼得堡的出版人，因为对方未经允许印刷了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三个死》等作品，托尔斯泰为之大怒。第二年元月二十日，托尔斯泰收到当检察长的连襟库兹明斯基的来信，拒绝帮农民打官司。托尔斯泰在日记中痛骂这位亲戚“愚蠢而恶毒”，但也对自己的请求感到羞愧，“心头不快久久缠绕”。托尔斯泰感到找法庭讨公道或请司法官员帮忙，实在愚蠢。去世前四个月，托尔斯泰终于明白自己愚蠢在什么地方。就拿“立遗嘱”一事来说，他一直按法院的规格写遗嘱，可是法院是什么地方？是他全盘否定的政府的一个机构。也就是说，他一方面否认政府，一方面又在承认、服从这个政府的权威，这不是自取其辱？
一九○九年二月，托尔斯泰向彼得堡第十九区法院声明，要求撤销对出版人费尔坚柯的刑事追究。费氏受检控是因为出版了托尔斯泰的《不可杀人》、《致自由党人》和《基督教和爱国主义》等被禁文章。托尔斯泰认为这一检控毫无道理，若真要追究，惩罚文章的作者才对。
托尔斯泰甚至希望因此蹲一次监狱。多年来，许多追随者和朋友曾因他而坐牢，他却太平无事，令他在道义和人情上欠了一笔债。再有，托尔斯泰多年来不断地抗议、抨击，并在创作中描写沙皇牢狱的黑暗，自己却一次也没有亲身感受过。从对抗“游戏”的规则看，似乎也有失“公平”？
法院没对托尔斯泰的声明置之不理，挺像模像样地批复：声明人不是彼得堡第十九区的居民，请求不予批准。憎恨托尔斯泰的沙皇政府就是不把他捉进监狱，或许出于怯懦，担心引发全国性抗议浪潮；更可能猜透托尔斯泰“哪怕坐一次牢”的心愿，偏偏不予满足，让他眼睁睁目睹无辜的出版家因为他坐牢三年。为此，托尔斯泰日记中不止一次表示“革命家的残忍和疯狂是可以谅解的”。
托尔斯泰“革命家的情绪”很快受到检验。一九一○年，正在服刑的革命家孟季扬诺夫写信给托尔斯泰称，你的“爱”是争取不到美好生活的，“当你受不到教育、一辈子都在挨饿，当吸血鬼、权贵把你当成奴隶，这种时候根本谈不上爱！”孟氏宣布，要争取美好的生活，得靠对敌斗争，“不惜把世界浸泡在血泊中，要把敌人斩尽杀绝，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怜惜……劳动者早已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封信强烈地震撼了托尔斯泰的内心。面对黑暗残酷的世道，他确实拿不出比“不以暴力抗恶”更好的“济世良方”来，但他深信，俄国革命家“不惜把世界浸泡在血泊中”的观点，是绝对荒谬的。托尔斯泰写回信，斩钉截铁宣布：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他明确告诉这位革命家：你的包括杀孩子的血腥手段也好，政府的死刑、流放和监禁也好，都不可能让“公众利益至上”的观点“距离我们更近……”让历史来对这种偏执做结论吧。
托尔斯泰知道，他这番义正辞严的话，当时的俄国革命者不会理睬，沙皇政府也不会理睬。一种强烈的“无助感”油然而生，这也是他晚年心境悲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令他最痛苦也最耗散他精神的，还是他跟夫人索尼娅的不和。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曾提出婚姻的两大原则。一是家庭神圣，由上帝批准的婚姻，惟有上帝可以批准离异；二是夫妇双方必须精神般配。婚姻的这两大原则滴水不漏，但在现实中却冰炭不容。
一八六二年夏天，三十四岁的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流露出对成家的渴望。正在这时，别尔斯医生带着三个女儿拜访托尔斯泰庄园。主人爱上了医生十七岁的二女儿索尼娅，并且很快结婚。婚后托尔斯泰曾幸福得“问心有愧”。论持家理财，索尼娅绝对是一把好手，她更是丈夫写作的出色助理。托尔斯泰手稿的誊清工作从此由她承担，她视丈夫的文学事业“无比神圣”。她还有一种特别的天赋，丈夫文稿中再潦草的字迹也认得出来。托尔斯泰婚后事业突飞猛进，跟他娶了能干的妻子极有关系。
但是，看似完美的婚姻通常都蕴藏致命的缺陷。果然，托尔斯泰夫妇在财富、精神需求、两性生活、政治、沙皇、贵族身份等一连串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产生严重对立。经常为自己强势性格苦恼的托尔斯泰，没有想到妻子竟和他是同一类性格，强势且相似性格的对抗，给托尔斯泰带来摧心裂肺般的痛苦。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发生大饥荒，托尔斯泰夫妇曾放下分歧意见，一道投入赈灾，时间长达两年。两年齐心协力的工作令他们和好如初，双方都以为危机终于过去。可是，一恢复原来的生活，对立情绪重又出现。伤心的争吵不仅重演一遍，并且变本加厉，炽烈异常。
丈夫这边为财富、为优越的享受感到羞耻，妻子那边请来护卫，保护庄园的一草一木。附近的贫苦农民正是看中托尔斯泰伯爵善良仁慈，才有胆潜入庄园。他们哪是登堂入室公然掠夺，不过是砍点柴、捡点破烂而已。结果被夫人的“卫队”逮了个正着。卫护从来是好大喜功的，还经常演变为凶神恶煞的搜查，甚至拳脚交加。如此处罚农民，对一家之主、宽厚仁慈的男主人形成了极大的尴尬。
在托尔斯泰看来，最离谱的是，夫人后来请警察来处理“入侵者”。警察是国家的代表，而拥有自由心灵的托尔斯泰最痛恨的就是无耻的暴力化身——政府机器。不用闭上眼睛，托尔斯泰就想像得出，政府会露出怎样得意洋洋的微笑，摆出怎样貌似公正实则挖苦的嘴脸？
向不共戴天的仇敌寻求保护，是奇耻大辱。可惜这种恨，这种怨，托尔斯泰夫人全无感觉。不知何时，托尔斯泰内心已潜藏着一股怒气冲天的暴躁力量，憎恨夫人对财富和奢侈生活的迷恋，点点滴滴都不可忍受。道德之痛远甚切肤之痛。
要是妻子对丈夫的精神追求仅是怨恨和不理解，情形也许会好一些，但其中已经包含敌意了。夫人现身说法，“揭露”丈夫向往清心寡欲是口是心非，称他仍有强烈的性欲；她攻击丈夫的挚友切尔特科夫，甚至散布两个男人有“同性恋”关系。索尼娅的攻击手段具有十足的毁灭性。
就在这种气氛下，索尼娅仍每天半夜潜入丈夫的书房，查看和收集他的日记。因为这些日记今后可以出版，可以卖成畅销书。夫人干这种查看日记的事，一点不照顾丈夫的自尊，几乎是当面进行。
令丈夫最不可忍受的是，夫妻不和中掺杂了政治因素。索尼娅曾恳请沙皇开恩，同意出版丈夫被禁的作品《克莱采奏鸣曲》；她对丈夫写给沙皇要求政治改革的信评头论足，称那是一封“愤怒而无礼的信，骂遍人世间的一切”，至于丈夫那些治国建议则“荒诞不经”。政治观点的对立严重毒化了家庭关系。妻子对丈夫的政见持轻蔑甚至污蔑的看法，就像一把沉甸甸又灵巧挥舞的铁锹，狠狠一拍，把丈夫心灵上那颗绿油油的小西瓜瞬间拍成了泥浆。
但事情复杂就复杂在，托尔斯泰夫妇不和，不是在成家初期，而是在共同生活多年、孩子也生了一大堆的情况之下。夫人从结婚以来，一直把她所嫁的丈夫视为私产，从不认为是一种“自私”。她理直气壮地宣布，为了这个家，为了丈夫的事业，她已把自己烧成了灰，而这一点丈夫也做不到。
托尔斯泰那边，问题也很大。他性格复杂，坚强刚毅但自尊暴躁，优柔寡断又谦让懦弱。他已经不爱妻子了，但又怜惜她。托尔斯泰经常幻想夫人夜间孤独凄凉、辗转难眠的样子，甚至读出她的心声：“谁也不爱我，谁都跟我过不去……”一想到这些，托尔斯泰就觉得她所有的恶劣表现都属于病态。既然是生病，就值得原谅。这也是每当夫人歇斯底里大闹时，丈夫就手足无措的原因。
站在母亲一边的儿子列夫·利沃维奇，曾像对待闯祸的小男孩那样臭骂父亲，使父亲胆战心惊，忍气吞声。不过，在现代人看来，托尔斯泰最要不得的是，直到离家出走和最具对抗情绪的时候，仍把婚姻看成是神圣的，不可离异的。托尔斯泰出走前写的告别信温馨动人，在一些不知就里的现代人看来，大作家实在是“没事找事”，脑子有问题。但谁能体会他的心情？他在等待命中注定的出走时刻，必须等到“不吸气就无法咳嗽、忍无可忍”的程度。
这一时刻，他终于等到了。精神充实、经济也富足的托尔斯泰，自从他五十二岁时开始怀疑人生价值，幸福的家庭生活也随之颠覆，经历了犹如从天堂到地狱般的痛苦。而且越是临近生命最后岁月，痛苦程度越是剧烈。现在，痛苦终于画上句号了。
幸亏当年托尔斯泰周围有一批文学史家，如马柯维茨基、布尔加柯夫和古谢夫，默默无闻、一丝不苟地工作，把托尔斯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字字珠玑的思索记录下来，为未来的文学研究留下了大批可靠的资料，其中古谢夫的《托尔斯泰年谱》工程尤为巨大，全书约二百万字。这些资料廓清了同时代人和后人对托尔斯泰的疑惑：究竟能不能真正了解和理解他？
托尔斯泰曾备受俄国革命家的严厉批判，甚至被斥之“反动”，而且成了定论。但是今天看来，他的思考决不输与任何一位革命理论家。历史以事实证明，他的一些言论不仅比革命盟友甚至比革命宗师都更具真理，当然也更深邃。就拿托尔斯泰早早预言过的俄罗斯革命，他曾以精妙的语言描述过这一过程，那就是，士兵不听军官的命令，军官不听将军的命令，而将军不听沙皇的命令。托尔斯泰的这番话琅琅上口，好听又好玩，当时让好些人觉得历史进程不会是这种样子。
然而，沙皇垮台恰恰是按托尔斯泰预言的模式发生。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罗斯，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在策划革命，革命却突然来临了。起因非常简单：彼得堡因运输出问题，商店无面包出售，居民上街示威，再引发罢工。沙皇担心一九○五年的动乱重演，下令解散国会下议院。结果局势失控，首都卫戍部队本来是派去镇压动乱的，不料几个团哗变，传染病似地引起军队全面倒戈。这时，本已解散的国会下议院又“复活”，要求沙皇退位。沙皇指挥不动将军，不得不下台。不到十天，俄罗斯已不再属于罗曼诺夫皇朝。
托尔斯泰应当看到这一结局，凭他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精神资源，本来也能活到这一天。真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