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白银时代”：谁是命名者？

　　“白银时代”一名最早见之于古希腊人赫西俄德的教谕诗《工作与时日》，他把古代人类的文明史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以后，历史学家便不断借用这些概念，以指称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文化发展的繁荣与衰落。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开始涉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由于概念的简明和行文的方便，中国学者引进了“俄罗斯'白银时代'”这一命名。此后，它便不断地重现在我们的各种文学选集、专著和论文中。一九九八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先后出版了四套以“白银时代”为名的丛书，在读书界掀起了一股“白银时代”热潮。但是，在“究竟谁是这一概念的首倡者和命名者”的问题上，国内不少译著和专著不是语焉不详，便是从各种俄罗斯“白银时代”文选的序言和引文中得出结论，从而在信度上大打折扣。
　　一九九八年九月，我利用在圣彼得堡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带着这一疑问，走访和请教了当地一些专事“白银时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原本以为在俄罗斯境内轻易就能解决的这一问题，却由于“转益多师”的缘故，获得了数个迥然不同的答案，而且，这些答案往往因为出自于转述而无法证实，问题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其中有人认定是著名的人格主义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并言之凿凿地告诉我，它首次出现于别氏的哲学自传《自我认知》中，事有凑巧的是，笔者曾翻译过《自我认知》一书，该书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俄罗斯精神文化活动有非常精辟的概括和论述，但在概念和术语上，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白银时代”一词，在行文上与之对应多次出现的一个概念则是“精神文化复兴”。也有人认定是侨民作家和艺术评论家谢·马科夫斯基，为此，笔者专门去彼得堡国立图书馆翻检了马科夫斯基的著作，找到一九六二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在“白银时代”的帕纳斯山上》，这是一本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文集，作者在书中以见证人的身份叙述了以《阿波罗》杂志为核心的一些代表人物的生平与创作，其中包括弗·索洛维约夫、斯鲁切夫茨基、吉皮乌斯、安年斯基、勃洛克、古米廖夫等，作者的文笔生动，视点独到，常常能在寥寥数笔中为叙述对象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肖像素描，是研究“白银时代”文学，尤其是“白银时代”诗歌的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但是，马科夫斯基在该书中也没有对“白银时代”的命名问题做出详细的交代，只是在前言中根据传闻注明是别尔嘉耶夫提出，相呼应于普希金的“黄金时代”。也有人传说是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据说，有一次，阿赫玛托娃家中来了几位诗歌界朋友，大家在一起朗诵诗歌，谈论当代文学的现状，它与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关系等等。小列夫在似懂非懂地聆听了大人们发表的各种高深的话题后，突然说了一句：“你们如此向往普希金的时代，把它称之为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那么，你们就是白银时代了？”此语一出，当时就引得在场众人的一致首肯，以后，“白银时代”的说法就慢慢地流传了开来。不过，这一传闻缺乏任何可考证的材料，无法据其作为信史来对待。在请教了多位专家而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后，我感到，这一问题就像伏卧在彼得堡各个风景点的众多司芬克斯雕像一般，由于赝品太多，很难寻找出其中的真迹。
　　有道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正在我陷入失望，决意不再为它伤神费心时，到书商加琳娜家的一次拜访却为我解答了长久郁结在心头的疑问。十一月的某个下午，我去她家中拿取以前预订的别尔嘉耶夫的《自由精神的哲学》、《论人的使命》二书。在翻检她的存书时，有一本随意抛掷在书架底层的平装书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一九九四年由圣彼得堡逻各斯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境外文学》丛书的一种，书名为《时间的海洋》，作者奥佐普。奥佐普是后期阿克梅派的重要诗人、批评家，古米廖夫的同志和追随者，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生于皇村，对此诗人非常看重，曾不无得意地说过：“皇村实际上是一座缪斯之城，普希金和安年斯基的城市，对于一名未来的诗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理想的出生地吗？”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奥佐普留学于巴黎大学，听过柏格森关于时间是“绵延之流”的讲课。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过高尔基领导的世界文学出版社。一九二一年，出版诗集《冰雹》。一九二二年侨居国外，先是生活在柏林，后迁居巴黎。一九二六年，出版诗集《在烟雾中》。一九三○年创办文学杂志《数》并担任主编，该杂志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装帧精美、用纸考究，团结了一大批流亡在国外的诗人和作家，在俄罗斯侨民界享有很好的声誉。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巴黎逝世。《时间的海洋》是奥佐普的作品选集，收录了一部分抒情诗、一部数千行的自传体长诗《诗体日记》和一组关于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的文章。正是从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我知悉，早在一九三三年，奥佐普便提出了“白银时代”的概念。该书第六○九页对这篇文章做了这样一个注释：“该文的结论部分曾以《白银时代》为名发表在杂志《数》的第七、八期合刊上，针对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知》(一九四九年，巴黎)中所称的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精神文化复兴，出现了一个并行的术语'白银时代'。奥佐普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给诗人、批评家尤·伊瓦斯克的信中写道：'顺便提一下，您能否写信告诉我，别尔嘉耶夫在何时何地将我们的时代称之为”白银时代“。我觉得，我拥有命名这个术语的版权。'(原件存美国耶鲁大学珍本书籍和手稿图书馆)……”正是由于这一意外的发现，驱使我毫不犹豫买下了这部厚约六百页的书，让奥佐普和别尔嘉耶夫同时进入了我的图书收藏行列。
　　至此，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大致可以清理出“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由首创到流行的整个线索：它于一九三三年首次在奥佐普的文章《白银时代》中出现，作者在文章中以“白银时代”做隐喻，指出勃洛克、别雷、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的创作实践是俄罗斯诗歌的又一高峰，堪与以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为代表的“黄金时代”相媲美；四十年代，阿赫玛托娃在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重现了世纪初彼得堡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并以“白银的月亮在白银时代的上空灿烂地凝固”的意象，预言了二十世纪近乎毁灭性的灾难，使“白银时代”由概念进入到了形象传播的层面；一九六二年，马科夫斯基在《在“白银时代”的帕纳斯山上》再度使用这一概念，由于其叙述对象与别尔嘉耶夫所指称的“精神文化复兴”阶段基本吻合，便逐渐为文学史家所接受并引入研究术语中；一九八七年，七卷本的《俄罗斯文学史》就“白银时代”列为单独一卷出版，编者之一乔治·尼瓦甚至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似乎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一九八九年，艾特肯德在第十二期《星》杂志上发表了《“白银时代”的整合》一文，从诗歌、散文、音乐和绘画等诸方面论述了“白银时代”的成就，指出新世纪的主人公是面对永恒、死亡、宇宙和上帝的孤独的个人，各种艺术或多或少都包含了宗教与哲学的因素。该文在俄罗斯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争论各方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把发端于“白银时代”的诗歌研究真正引向了更深入、更广阔的文化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