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马尔考姆·考利《花叶集》

　　乍一看书名，颇似一卷中国古诗集，其实这是美国文学批评家兼诗人马尔考姆·考利(Malcolm　Cowley，一八九八——)的杰作；该书的副标题是《四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当代文学纪事》，书中所评各书均为近四十年来的名作。但是作者往往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文坛风云，追述各名家的根源。因为二十年代正是摧垮前一世纪遗留下来的所谓上流社会文学传统和其虚伪结构的转折点。这不是个孤立的情况。由于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带来的种种幻灭，应时而生的新戒律和荒诞行动，加上大小知识分子所兴起的各种运动，如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等等，(后者多半因欧洲文坛起伏的余波影响所致)均加速了长期以来主宰美国文坛的那些彬彬有礼的上层社会观念、狭隘的地方性和自命不凡的自满状态的崩溃。
　　继一八九○年代出现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品，又产生了一代新的美国作家，他们响应新的社会现实与发挥强有力和不断增长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所谓“迷茫的一代”，只是对新时期感到迷惑不解而已，并非是无能为力或无所作为之意。但是其中许多人对一向主宰美国的最高标准竟如此生疏，以致造成一次世界性大战后的种种幻灭，这对他们所引起的震动是极为强烈的。他们向上层社会传统的挑战，既直截了当又非常及时。一九三三年法院宣布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开禁，继而国会通过了禁酒法，使所谓上流社会文化教养的壁垒，被各个击破，而过去无法攻入的美国道德观的城堡，至此被迫开放给各式各样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以及具有世界性的怀疑论诡辩者。他们至今在文学领域内尚未找到一种合适的共同语言。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各家的怒放繁花，原是美国文坛的第一次变革；世界大战后二十年代的文学繁荣，则是第二次变革。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是由罗威尔斯、迦兰、克朗、诺兰斯、伦敦和德莱塞诸人所建立的。
　　考利出生在大变革之始的一八九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是个旅外作家，是这一潮流的见证者和成员之一，但他只是个批评家，是站在一边观察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后，他留居法国，对法国文化和作家极感兴趣，特别与美国旅居海外的作家如亨利·詹姆斯、华顿、亚当姆斯、斯坦因及庞德诸人，过从密切，因此有第一手的接触和认识。一九三○年起，考利回美国从事新闻文学，任《新共和》每周评论员，并长期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写书评。其后四十年中，他写了五百多篇评论，紧密结合彼时的文学作品，尤其注意新作家的发现和鼓励，并随着他的持续写作，成卷发表了他对文学深入研究的成果。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流放者的归来》(一九三四)，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旅居海外作家的诸多事迹，《文学情况》载文学评论(一九五四)，《多窗之家》评论作家与作品(一九七○)，《第二次花开》为书评集(一九七三)，另诗集二卷，《蓝色的裘妮泰》(一九二七)和《干旱的季节》(一九四二)。目前虽已年近九旬的高龄，仍孜孜不倦写作文学回忆录，不时出版一些自选的整理过的佳作选，读书界评他为善于增强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新作家的时代感者。
　　《花叶集》是选辑上述佳作的第五个集子，包括《第二次花开》在内。时间证明，考利的文学评论和随笔，其立论精辟之处，不仅经受了历史进程的考验，且令后来读者愈觉有必要重新出版与阅读。这些原先在各大杂志发表过的散文随笔，此次经过作家精选、增订之后，更显得文采瑰丽，不同于当前一般书评机械枯涩的文风。全书以美国作品为主，涉及的作家很多与他有久远的交往，因此行文尤为亲切感人，有善意的诙谐，也有中肯的批评，读来使人觉得只是在念传记文，而非批评论文。从文章的深广度而言，早已超出早年发表时一个二百字短论的界限，充满了考利固有的文雅和纯属旁观者恬淡的笔法，变成一种散文随笔了。
　　他的文艺批评家生涯年代久远，但从不旁及杂家，因此颇倾向于宁肯重述旧作，而不愿任意趋奉时尚。例如一些“实验性”作家或所谓抽象派的尝试，不为他所注意。年青时代他也曾对唯物主义狂热过一时，跟着岁月流逝，他的文学爱好逐渐趋向传统保守，但决不与上流社会的伪善作品同流合污。在《花叶集》中，他仍以无上的热情歌颂战后年代约翰·奥哈拉的小说和其反对心理探讨的人物。这些人物又与考利前几年编撰的《福克纳袖珍文集》(一九四六)中的神秘人物大不相同；奥哈拉是属于悲剧性的讽刺类型。此外他热衷于詹姆斯·G·柯曾斯讽刺性的社会风俗小说，而对较为鄙野的风俗小说家如J.P.马刚等人的小说则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对眼前时代的红人如索尔·贝娄，纳波可夫，J.L.博尔赫斯或罗拨特·洛威尔都不感兴趣，更不用提那些昙花一现的流派如存在主义和大大小小的结构主义等等的作品了。
　　考利文评中另一特点，就是很少谈及黑人作家，对女作家的杰作也只是寥寥数语。看来这位诗人评论家心目中的真正英雄，只属于他的一代人，亦即四十年代前后在美国文坛上大放异彩的作家和作品。他所念念不忘的是菲兹杰拉德、海明威、桑顿·华尔德、E.E.肯明斯、福克纳、托玛斯·沃尔夫和哈特·克莱恩等。简而言之，他们都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男性白种人，都具备一种粗犷的肝胆相照精神的好汉，自鸣为美国文学事业献身的清教徒道德观者。即使考利的思路偶或游离于这批好汉之外，他也一定向更远的过去去寻找同好，甚至在霍桑，马克·吐温和惠特曼的作品中求得共鸣，也决不向新的一代如约翰·巴斯，品钦，厄普代克或一些捉摸不定的奇才如包洛夫(Burroughs)等人低头。
　　根本一点，考利的批评家才华多半基于与他所推崇的作家之间的个人情谊。他从来不爱多扯文艺批评的任何理论和写作技巧的细节。他的才华至多在于深入理解他所发现的佳作，把这位作者推荐给陌生多疑的读者而已。
　　无论是对手或笔友，考利在《花叶集》中都未遗漏，如当年E.庞德获奖问题之争，与他于一九四九年受聘华盛顿大学特邀讲师之争，虽已事过境迁，他的记忆也没有淡漠。新一代的读者也欣赏他那种说古道今的精致随笔。例如他抒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农村小景的篇章；又如他对老友詹姆斯·瑟伯(一八九四——一九六一)的怀念，不仅因为瑟伯创造的梦里好汉华尔脱·密蒂今天已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白日梦者的代名词，而且瑟伯的逝世与海明威、福克纳的故世期，先后不出一年的缘故。考利对名编辑麦克斯·帕金斯(一八八四——一九四七)十分崇敬，作为史克里勃纳父子书店的高级编辑，他不惜违反当时出版界的清规戒律，替初露头角的海明威辩护，让海明威有可能保持“迷茫的一代”人的风格，使用近乎亵渎性的语言，出版新作品。
　　最后为了突出对名作家的个人情谊，考利以挽歌式的篇章作为《花叶集》结尾，这当然是向已逝者的一种悼念。可是篇篇质朴感人，绝无华丽词藻的堆砌，却针对至友的个性特点，充满崇高的敬意而不作褒贬的回忆。
　　(Malcolm　Cowley：The　Flower　andThe　Leaf：A　Contemporary　Recordof　American　Writing　Since　1941，Editedby　Donald　W.Faulkner，Viking，390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