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德博恩
(Paderborn)
从比京布鲁塞尔出发，乘欧洲国际列车，不消多久便到西德著名的大城科隆，由这里改乘西德的火车，也不消多久便到达现代化的小城市——帕德博恩。
乘火车在欧洲越过国境旅行是一件“惬意”的事，因为常常比坐飞机入境更为方便。检查护照的官员，随着列车的检票员，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对不起，请(给)护照！”其实你只须掏出那个已经有了入境签证的护照，递过去，连一个字也不必说(或者客气地说上半句寒暄话)，那官员就会不声不响地盖上入境图章，于是——他把护照还给你，到邻座去了，万事大吉了。下火车时开门是“自动”化的，不是说门上有自动装置，而是说让乘客自己去开门(我默默地记住开门的“程序”，后来证明在西德境内坐火车旅行时很有用处)。在发达国家中，人力是很值钱的，能省人力的地方总是千方百计节省人力——虽则由于资本主义本身解决不了的原因，失业人口(三十年代有个委婉说法，叫做“劳动后备军”)总是一大片。
火车不挤。我坐的那个包厢，不是豪华厢；可坐四个人，却只坐了三个人。通道上自然也没有挤过来挤过去的人群，更没有不断的超过85分贝的列车广播，当然也没有开水泡茶之类——这全是“国情”不同之故。坐在包厢里，看几页书，同你的旅伴搭上几句闲话，或者乾脆一言不发，悠悠然望着窗口飞逝过去的景色，甚至闭目养神，似睡非睡，都可以。这样的旅行，虽则独自一人，却不觉得过于疲惫，亦不感到寂寞。
包厢里碰到一个曾经到过东方(也许到过中国)去的南美洲旅客，当他知道我研究社会语言学时，他说我给你说个有趣的事：他说，在发达国家旅行，友人到飞机场或火车站接你时，见面第一句话是：“旅途可愉快？”在发展中的东方国家旅行，接你的第一句话却是：“旅途辛苦了！”我说你举的例子很有趣，也反映了社会条件。我默想过去多少年在国内外确曾听到过类似的见面语——在经济条件好的国度旅行，是比较方便的，旅途并不怎么辛苦，而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方，交通工具不足，或服务态度不好，常常会引起疲劳的感觉，这就影响到见面语的不同。
帕德博恩是个古城，说古，据说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它是现代化的——不仅指它有现代化城市所应具备的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指这样的小城却每时每分每秒同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绝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在当今世界，一个封闭的系统只能是纯理论研究的对象，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必定要走向没落的。我到帕德博恩那一天夜间，就接受了首府波恩的国际广播台的长途电话采访——电台记者在波恩(小汽车从帕德博恩到波恩要走三个小时)，我只须拿起电话筒就如见其人，他问，我答，电台那边当然把对话录了音，然后加以剪裁编辑，不多一会就广播了。记者没有来(节省了时间，金钱，节约了交通工具，旅馆)，我没有去(同样大量节约了)，而采访(对话)完成了。这也许可以作为开放型信息交换的例证。
地名往往有历史上特殊的意义——“帕德”(Pader)意为“附近”，“博恩”(Born)则为“泉水”(Quell)——“帕德博恩”因附近有泉水而得名。现今在这小城里还有一条清可见底的泉水。城里有个大学，就叫帕德博恩大学。邀我来此作客的控制论研究所，就是这个大学的研究所。不过这个研究所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因为它长期以来就与西柏林师范大学的控制论研究所“密切”合作，几乎达到“合二而一”的地步。据说西德共有四个研究所都是搞控制论的，而帕德博恩的一个则是其中比较活跃的(如果不说是最活跃的话)。自从一九四八年维纳(NorbertWiener)博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取名为《控制论》的著作以来，控制论作为一种科学概念，一种科学方法，进入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从此很多国家的科学研究机构就多了一个：控制论研究所。连欧洲的“微型”国家——圣马力诺唯一的一个研究所，也就是控制论研究所。
我被安排住在帕德博恩这研究所的“客房”里——我叫它“客房”，因为没有客人时，这个单元房子的客厅就是研究所的会议室。这是小小的别墅式的花园洋房。有放着两层木床(！)的小小的卧室，有很大的卫生间，有厨房，还有——上面提到的起居室，这里面有各种电子仪器，有黑板，有长方会议桌。这里，把门一锁，就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不过它不是封闭型的，那架电话机在倏忽之间就可以将你同世界上任何地方联系起来。虽开放却不受干扰，清静，安静，幽静，宁静，恬静，门前还有个小花园散散步。所长弗朗克博士教授(Prof.Dr.Helmar Frank)的寓所就在旁边，也是一座花园洋房。他夫妻俩，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我几乎每天都到他们家里玩——这个家，用我们时行的术语来说，是一个“中年”“高级”“知识分子”的家，什么现代化耐用设备都有了，我那天在厨房里同他夫人一起烧水沏香片茶(他们爱香片！)时发现，电炉上的一大片黑色玻璃竟是航天飞机用的高级玻璃！可就是没有电视机！有一天我同蒂洛(小儿子)玩电子琴时，茵妮丝(女儿)抱怨说，他们班上只有两家人没电视机，“两家”人都是教授，其中一家就是她们家。茵妮丝说，想看电视只好跑到隔壁同学家去。教授说，电视机这捞什子干扰太大——无宁说吸引力太大——对工作不利，对孩子学习也不好。
毕竟小地方比大城市显得更好客。才去不几天，帕德博恩市长约好某日正午在市政厅接见我——弗朗克博士教授说，这不过是一种表示欢迎的“例行公事”，希望我如期前往。当然，为了礼貌，也只得去了。西方开放型社会严格执行“时间就是金钱”的铁则——这次交际活动只花了市长先生十分钟，也只花了我这个“被尊敬的”“学者”十分钟，以及陪同接见的三位先生各十分钟。这样的交际是很“节约”的：我在约定时间前五分钟到达市政厅，通报，市长先生出场，热烈的寒暄，客气的祝贺；市长先生用德语问我讲什么语言(在欧洲进行交际活动时一般都能讲几种语言)，我回说讲英语比较方便，他便改用英语来“交际”。于是记者先生开闪光灯拍照，然后市长先生送我一小包纪念品即宣传品，于是宾主摆出了笑脸，作出最友好的姿态，频频表示依依不舍的模样——接见完成了，才十分钟。
我出了市政厅，到原先约好的附近一间餐馆里等着的朋友那里去“共进午餐”。打开了纪念品的口袋，除了各种明信片宣传品之外，倒“有一本超微型的小书使我爱不释手。这部超微型书象火柴盒大小(5×7厘米)，约等于我们这里大规格纸张一百二十八开，共一百七十六页——印有四十多幅木刻插图——微型木刻插图。这部书的书名叫做
《PADERBORN：A bis z》
照内容定书名，可以译作《帕德博恩百科字典》，举凡有关这个小城的历史，地理，名胜，古迹，工厂，学校，剧场，博物馆，旅店，餐厅，服务场所，应有尽有，列上地址电话，间或一两句要言不繁的说明以及来访者所渴望得到的信息。旅游宣传品的褒义词叫做纪念品，要能吸引人是要花一点心机制作的。——这本微型指南以其纯朴的实用价值，加上适当的艺术装饰，使人喜爱，却又小得可以装在裤袋里(或女性的手提包中)，随时查阅，并且理所当然地以它所提供的信息为自己一切活动的依据，不知不觉受到了“宣传”，对于市政当局来说，不就是得到了最佳的宣传效果了么？
夜间，万籁俱寂。在研究所的客房里看材料，回想或追记日间活动的结果，常常摘录或推算一些公式至深夜。这个研究所建于一九六四年，以控制论教育学闻名于世，它可是只有一位所长，六位研究员，一个女秘书，一个打字员(兼排版)，总共十个人不到。大部分研究人员还在大学教书或做试验，除了出成果(论文、报告、专著)以外，还编辑出版一个世界有名的杂志《人文科学控制论》(Humankybernetik)，季刊，号称“国际对人文科学进行模型化(Modellierung)和数学化(Mathematisierung)研究的杂志”，出了二十几年没有间断。所长弗朗克博士教授初攻数学，后改教育学，然后以控制论研究教育学，他是个十分活跃的有惊人组织才能的科学家，可是他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每年都发表十几项研究成果。没有成果的或长年不出成果的科学家，那就不成其为科学家了。帕德博恩大学有位教授对我说，他很惋惜弗朗克博士花在组织工作上的精力太多，妨碍了他在科学研究上的突破。其然乎岂其然乎？不过他在控制论领域的活动却也是惊人沉重的——他同比利时的控制论学者布朗热教授(Prof.Geor-ges R.Boulanger)等一起筹建了国际控制论学会(永久地址设在纳慕尔)，他同圣马力诺的控制论学者卡沙里教授(A.Casali)等筹建了圣马力诺国际科学院，他同意大利，巴西，罗，南，匈等国控制论学者筹建了世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学会(简称TAKIS)，他还不时到阿根廷，巴西，日本和欧美诸国去讲学。精力是惊人的——难怪他家里连电视机也不备，他那里有时间去看电视呢。
当布朗热教授前几年病逝时，弗朗克教授写信给我表示了极大的悲痛。我没有机会见到布朗热，但我从弗朗克教授的谈话和布朗热教授自己的演讲中认得了这个真诚的热情的科学家。我初访比利时时布朗热教授已离开人间七八个月了。通俗地而且充满激情地恰如其分地介绍、评价控制论，我以为莫过于布朗热教授一九八○年九月八日在第九届国际控制论大会上的演讲。他在这个演讲中用了三种语言：法语(他的母语)，英语，然后是世界语。如今印出来的这份演讲词，也是三种语言夹杂在一起的。他冷静地而又热情地从维纳发表第一部以控制论为名的书开始，分析了这门学科其后几十年间的发展。他说一九四八年八月末巴黎出版了一部奇特的书，作者是俄罗斯血统的美国人维纳(实际是波兰血统，教授因波兰曾并入俄国故称俄国血统)，书名为《控制论一一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书是用英文写的，同时在巴黎(Hermann)美国(剑桥工业出版社和纽约威利出版社)印行。他说维纳可称为科学上的“神圣的怪物”(Monstre sac-ré)。他说维纳的“革命”学说尽管有很不完善的地方，可是他的理论和方法却影响了三个方面研究的发展，那就是机器、社会生活和思想这三个方面。我认为布朗热教授说的话是切合实际的。
现在控制论已经应用到几乎所有的学科了——它的一些专门术语和方法至少已被公认是信息时代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科学方法。弗朗克教授在二十多年前(一九六二)提出了题名为《教育学，的控制论基础——信息心理学入门及其哲学、数学和心理学导论》(KybernetischeGrundlagen der P
dgogike.Eine Einführung in die Informa-tionspsychologie und ihre philosophischen，mathematischen undpsychologischen Vorausset zumgen.)的论文，通俗地说，这就是通过使用数学模型来模拟教育过程，将教育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看成信息的传递和储存，应用反馈概念来分析最合理的概率分布，从而选择最符合教学目的的最优模型。
其后弗朗克教授又发展了他的理论，导入了广义的控制论教育学，即他所说的“未来教育科学”(Prospetiven Bildungswissenschaft)，其《基础教程》(Vorkurs)出版于一九八二年，在这部入门书中，教授提出了六维教育空间模型——他把课堂教学分解为六个主要因素，即1.教学对象，2.教材，3 教学方式，4.教学手段，5.教学目的和6.社会影响，他把这六个因素当作六维空间的六个坐标轴，根据排列组合，可得六十四个模型，人们在教学实践的具体条件中作出最优的选择。
客居研究所时，也读了弗朗克教授的新成果——《智力可否量度？可否遗传？》这篇研究论文应用控制论的方法，对智力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其中有些说法是很诱人的。比方贯牢全文的一个论点是，假设有一个山峰，凡是神经正常(即思维正常)的人，都可以到达峰顶，尽管所用方法不同，而且
——到达峰顶时，有快有慢；
——到达时疲倦的程度有所不同；
——到达前有没有摔倒过或摔倒几次。
他认为“如果时间允许”，都能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到达峰顶。(这里略去了数学推导)我以为这种论点合乎科学，反对伪科学，因此是进步的。在西方，一提到智力发展，往往就扯到高能与低能的问题，其实除了神经不正常(即狭义的低能)之外，将智力牵扯到这个方面是不利于人类进步的。
有趣的是这篇论文也触到所谓IQ(智力商数)的分析——解放后三十年间我们这里很少谈IQ，近年由于开放，到处都讲IQ了——因为美国是盛行IQ测验的国家。弗朗克教授认为IQ有不利也有有利的地方，但不能认为IQ准确地表达人的全部“智力”(inteligence)，它只能表示智力的一部分，或叫做基本参数的一部分，不能表达认知(cognitive)的参数那一部分。能解一层比一层难的课题，同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或行为能力不能划一等号，他建议用以比特为计量单位的识知容量(cog-nitive capacity，KK)来测量智力是比较合理的。这时不可能详述文中的数孪推导，但引起我想到近年来国内人们发现的一种现象，即被人戏称为“高分低能”的现象，测验的分数很高，但解决问题的能力却很低，这倒是发展智力的问题中值得注意的现象。用六维空间模型能改变这种状况吗？
一九八三年九月帕德博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