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古代东方智慧的光辉

　　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五四以来就已引起注意，但是不少论著都重在发现中西之异，而甚少考察异中之同。最近，灌耕编译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走向未来》丛书)，可以说是为弥补这一缺憾作出的努力。
　　说来也怪，西方一些作出重大贡献的物理学家，常常把目光投向曾在西方文明人看来是蒙昧而神秘的古代东方世界。这不是出于古董收藏家的职业嗜好，也并非发自诗人的怀古幽情，而是通过冷静的科学思考所得出的结论：“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与东方宗教哲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具有惊人的平行之处。”(第4页)正是循此线索，本书作者引领着我们在古代东方智慧与现代西方科学之间，作了一次愉快的漫游。
　　我们看到，量子理论的创立，揭示了宇宙中相互作用的重要性，说明宇宙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间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组成物质的粒子，并不是德谟克利特和牛顿意义上的“基本建筑材料”，而只是一种抽象，其性质只有通过和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才能定义和观察。这个为许多经典物理学家所困惑的思想，在东方世界观中却源远流长。“东方的传统总是涉及这种最终的、不可分割的实在，它表现在所有的事物之中，所有事物都是它的部分。这在印度教中被称为梵，在佛教中被称为法身，在道教中被称为道。”(第101页)
　　我们还看到，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使力和物质、粒子和波、运动和静止、存在和不存在，这些曾彼此对立的概念，都处于亦彼亦此之中。这在传统的物理学领域又掀起了轩然大波。就拿光的波粒二象性来说，就各执一端、争论不休。玻尔首先引进了互补性概念，认为光的粒子图象与波图象是同一实体的互补性描述。当他于一九三七年访华时，这位大物理学家惊奇地发现，阴阳互补的思想在中国早已有之。无怪乎他选择了太极图作为爵士纹章的主要花纹，并写上“对立即互补”的铭文。
　　在科学发现的方法上，印度教，佛教、道教等提倡的直觉，也日益为现代科学家重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现代科学发现中，规律的发现、创见的提出，往往是靠直觉实现的。尽管理性知识和理性活动确实构成了科学研究的主要部分，但没有直觉的补充是不行的。
　　本书对古代东方智慧与现代西方科学之间的粗线条比较，虽有不少肤浅或不当之处，但却是富有启发性的。其一，该书表明，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阶段，正走向一体化的宇宙，“其中不但包括我们的自然环境，而且也包括我们人类自己”(第244页)。机械世界观已经陈腐，只有辩证法才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35页)。正因如此，一些不懂得唯物辩证法的现代西方科学家，开始从古代东方哲学中吸取辩证法营养。其二，本书表明，我们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创造、积淀的辩证思维传统，一旦站在东西文化交汇的新高度予以重新发掘，就能发掘出其中更多的珍宝。当然，这种发掘不是为了炫耀“国粹”，使之成为民族自大主义的资本，而是用于丰富我们的唯物辩证法宝库；不是为了引导青年一代流连于三坟五典、佛经道藏，而是携带着我们民族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走向未来。
　　读毕全书，似觉编译上尚有一点不足：没有说明编译材料的出处。听说该书正待重印，希望能设法补救之。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灌耕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版，0.91元)